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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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须充分关注国家和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必须解决好继承、借鉴和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在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找属于中国的前沿阵地，并注重横向交流，采取联合攻关的方式才能实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性进展。

[关键词] 　中国; 国际关系理论; 构建;思考

　从国际关系理论演变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关系理论是国家对外交往活动历史和实践的总结，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地位的变迁相适应。20 世纪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发展的世纪，而随着欧盟一体化道路的新的尝试，以及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欧盟视角以及中国、俄罗斯围绕自身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探索必然会带来有别于美国的观念和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非美国化和非西方化的特征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出来。这也是国际关系理论时代性特征的必然反映。

一、国家发展和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必然带来不同的理论思考

首先，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综合的特征将会更为突出。法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 理论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文化的发掘和传承。文化因素既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泉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虽然目前的一个现实是传统文化缺乏的国家体现出了更强的创新性，但这并不符合一个学科发展的规律。从长远看，那些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并能够推陈出新的国家将会体现出更强的持续后劲。FaGuo学者巴第指出：“那些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是不能被用来解释社会关系的。要想理解政治社会现象， 惟一的方法是认真剖析历史和文化要素。”〔1〕

其次，自然科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力将会加大。心理学、统计学、信息技术、能源改造技术、工程建筑、生物医学、博弈理论、复杂网络理论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深。甚至包括物理、化学和数学的基础理论都已经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发生着重大影响， 毕竟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认识世界的科学。〔2〕

诚然，我们应该坚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作为不同的学科体系的不同特点， 不能在方法和内容上将两者简单类同或组合在一起。但自然科学无论从方法还是对世界的认知上对人文科学产生的启示和影响却不能低估。科学方法的精确性和严谨性不应受到置疑，如何使研究方法更加科学或真正具有科学性才是探索的关键。

事实上，自然科学常常给人文科学以警示和挑战，甚至给人文科学研究带来转折性的变化。在国际关系领域有些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造就了国际关系理论新概念的产生。比如地缘政治学说的演变与技术变革相伴相随，再比如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在安全问题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导致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概念——核时代， 以往战争中的胜负观被共存共灭观所取代;经济与贸易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加强，而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使世界变小，还出现了一个半真半幻的虚拟世界， 这个虚拟世界的构成没有现实世界的国家界线，这个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还未得到充分认识和评估。技术使全球化的浪潮加快， 连环效应加大，世界的交往与交流增强了，也改变了人们的一些传统观念。技术发展水平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总体水平。人们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也得到提升。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 在科学与艺术发展的理想境界，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 而且是可以相互融合的。〔3〕哲学本身即应该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总结。从这个角度看，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更高境界也许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更好融合的阶段。

诚然，在当代，没有一个学者可以成为“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但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以及打通学科界限，尤其是打通人文和自然科学的界限进行联合攻关， 依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 在自然科学领域有自然科学软科学项目，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却没有人文科学“硬科学”项目，这起码是不均衡的。从这一点来看， 自然科学成果与人文科学的横向交流应该得到加强， 人文学科发展史已经表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为人文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4〕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兼具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背景的人士加入人文科学研究也许可以从政策上给予一定引导。

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研究取向的不同， 避免因过分追求“科学性”而误入形而上学的偏狭，“受奥卡姆剃刀理论和马赫思维经济原则的影响，近现代自然科学理论追求形式上的简单性，甚至认为简单性是真理的全部意义。为了达到简单性的理论目标，有时不惜牺牲真实性，借助理想化的抽象方法，构造各种绝对范畴。如‘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等。”〔5〕

因此，在应用科学方法时，必须注意避免绝对化和静态化，注意到社会科学主体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非精确化因素的影响，始终处于动态变动之中。

二、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比较与借鉴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只有理顺继承、借鉴与发展的关系才能有所发展。

首先，对于中国传统古典学说的继承与借鉴不仅需要梳理好历时性， 更要解决共时性问题。中国传统学说产生于与现代社会全然不同的古代社会， 从人类学和哲学的角度看也许具有一定超越时空的普适性，但对于具体的学科而言则必须考虑到为时代所用， 而不是拿来即用。

应该看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更多依据于西方的历史，尤其是17 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和哲学思想史。在这些历史中很少有正面涉及中国的事例。比如像《二十年危机》、《海权论》、《国家间政治》等。即使是冷战后涉及中国的事例也仍是边缘或负面的，比如《大国政治的悲剧》。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如果从中国古代历史和政治哲学中提炼一些观念， 又存在与现代社会体系不相吻合的地方。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中由强转弱的颠覆性阶段， 虽然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与反省，但并没有因此带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也并没有解决好传承与借鉴的关系，这才带来了中国长达百年之久的思想迷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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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要看到其对于现代社会规律性认识的一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仅仅是西方的理论， 而是现代工业化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类整体成就的一部分。权力、国家、主权、无政府状态这些概念是现代社会发展阶段性的产物， 就像市场、金融和管理一样。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概念是对现实局限性的客观认识， 要想认识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须了解这些理论， 同时要想改良与完善现代社会，从而创造新的理论，也必须从这些理论入手。现代国际体系是西方创造的， 中国融入当代国际体系的进程也表明，中国已经接受人类发展整体性的认识。

第三，需要比较中西方的异同，目前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引介和评价工作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中西方不同观点、不同思想发展脉络的比较研究仍显不足。只有比较做好了，才能看到彼此的异同、才能反照中国研究的不足和特色、才能真正强化地域性的独特、才能真正形成自身的中国视角，并在不同视域间进行转换。〔6〕

我们或许不能因为西方学者期待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而一味强化标新立异，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渴望对话与交流而一味追随。同时， 对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也应该注意兼容并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呈分流之势，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的分野已经日益明显，在国际关系理论借鉴中，不能重美而轻欧，而应该进行全面的比较鉴别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

第四，应该强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独立性、超越性和抽象性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出现理论与政策、与战略问题相混淆的状况。古人云： 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尤应注意“道”、“器”之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尽快超越为政策寻找理论依据的阶段， 而提出理论本身的概念和主张。秦亚青教授对此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细化为“知识导向”和“行动导向”两类，并指出中国不乏“行动导向”的理论，而缺乏“知识导向”的理论。〔7〕“知识导向”型的理论也应遵循人类共同创造的理论划分标准。

因此，在借鉴与继承的问题上，既要反对把西方理论奉为圭臬， 也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首先要全面吸收任何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优秀理论成果。只要是文明成果， 西方的也是人类的。其次， 要注意文明的递进。即使是传统的东方文明也并不必然具有持续性，因为现代中国是一个东西文明融合的国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展开与深入， 中国正在向现代成熟社会演进。伴随着这一进程的完成，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将步入理论的前沿阵地。在继承与借鉴的工作充分完成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才能够体现出自身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可能领域

从理论上而言， 可以从几个方面评价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首先是观念原创的理论。比如人性善恶观、权力政治观等，包括对权力的贪求与争斗以及由此而来的如何克服人类的弱点， 促进自律、信任与合作等问题。人性善恶观的分野直接促成了理想主义和早期现实主义的流变。

其次是理论体系的构建。比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现的三个流派的发展和演变， 每一流派均有比较突出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 形成了同一话语体系之下枝节纵横的理论谱系。同时， 理论体系的构建还表现在理论结构的完善和丰富。有时体现为层层递进， 有时仅体现为丰富原有的理论构架， 使之在表述时更趋合理。

第三是理论和观念的重新梳理和界定。比如建构主义的三种文化，就是对国家关系的新的诠释和界定，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还有康德文化将国家关系分成了敌手关系、对手关系、朋友关系， 就是一种比较细致的归类说明。〔8〕再比如结构现实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使现实主义理论更加“理论化”。

由此，我们又可以根据问题的不同属性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问题分为：

1 、核心问题：所谓元理论问题。传统的核心问题包括国家、主权、无政府状态、权力、合作、传统安全问题等。近年来一些原本处于边缘或非核心地位的问题有可能递进为新核心问题， 比如全球化、全球治理、一体化、国际组织国际制度、非传统安全、非政府行为体等。

2 、派生性问题：霸权问题、权力更迭及霸权周期、极的问题、制度合作、相互依存、认同问题、主权让渡与主权共享、安全共同体与安全复合体等。

3 、纯理论研究问题：理论的本质、流派的变迁、理论构成的要素、理论创新的途径、理论体系等。〔9〕

从核心问题来看， 一些问题仍然存在重新审视的必要，这涉及到观念史的演变问题。比如无政府状态。这个命题值得置疑的地方在于， 它强调无政府状态是冲突的根本原因， 而实际上导致冲突的最根本原因或许不是无政府状态， 而是国家的利已动机。我们从国家内部看，即使在一个强势政府领导下，也存在各自为政、本位主义至上的作法。权威机制从未根本消除各自为政的状态，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这一状态。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的源起来自于17 世纪前的早期历史。霍布斯形成这一观念依据的正是中世纪的历史。而这一历史与当今时代的现实已经大相径庭。西方学者李约瑟曾指出中国关于无政府状态的不同认识：“中国人的世界观依赖于另一条全然不同的思想路线。一切存在物的和谐合作， 并不是出自他们自身之外的一个上级权威命令，而是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都是构成一个宇宙模式的整体阶梯中的各个部分，他们所服从的是自己本性的内在的诫命。”〔10〕

在合作的问题上也存在认知上的滞后， 国际社会已经进入从未有过的合作时代。大国之间不论是安全上还是经济上的合作都已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持续达几十年之久， 这正是大国间无形中坚持了合作大于冲突的结果。在合作的问题上， 中国新外交不仅提供了实践上也提供了理念上的新的思路， 因此中国理应在合作领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和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再以革命理论和斗争理论为指导， 而应以和平合作理论为指导。

对于人性的研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研究者的人性观可能决定其世界观的取向。这里必然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人性的演变。现代社会中人性与非文明社会中的人性是根本不同的，现代社会人性比之以往更趋理性、思考更为全面成熟。而社会变革与科技发展这么多年， 对人的思想和人性影响巨大。美国社会政治学家C ·赖特·米尔斯( C. Wright Mears) 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分析是出在人性上，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局限和可能性的描述上。历史学家至今没有搞清楚‘人性’的局限和含义。”〔11〕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已经很久。人性善与恶的分野导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的殊异。对于人性的问题更多应集中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动机之上。政策与理论均应放在这个立足点上。而利益的获取与利益的合作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充分地说明对人性的判断不能拔高也不能贬低的重要性。同时，不仅人的本性可以改变，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性和现代性增强了，人对社会与人际关系、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完全可能更趋理性。

人性善恶还存在一个环境激发的问题。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促进人性善的发挥， 反之则会相反。这就证明人性是可变的，也是可以引导的。

面对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在许多领域形成自己的观点。从未来世界的发展而言，围绕战争、冲突、权力、国家、合作、发展等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应注意到摒弃、转变、协调、提升等诸多环节，最终实现观念的更新。〔12〕

中国国关理论研究应充分尊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传统法宝。中国自身发展特色问题、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重要源泉， 同时也需要理论加以及时归纳并运用于未来的实践。当前，中国外交已经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创新点。比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安全机制的构建、新型非联盟安全合作模式、国际体制的完善与发展等。

与中国发展道路相关的独特的“和合”社会命题：和谐社会，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大同、道德自律等， 也为中国学者创立和捕捉中国特色的前沿议题提供了新思路。

显然，以“和合”为思想渊源的合作理论将是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创新点之一。目前华东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果，〔13〕但这方面的探索仍远远不够。合作问题涉及交叉学科， 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进一步更新。

中国国关理论研究面对的并不是本体论的问题，而更多涉及本土化与普适化的关系问题。因为中国的独特历史和地域性以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传承必然带来中国学者世界观的中国视角， 无论是研究西方理论为我所用，还是探索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都难以避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 那些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 本身即出现了普适与本土相结合的问题。同样，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必然面临本土性与普适性的结合问题。我们不必刻意于本土化， 因为它的产生必须立足于本土，我们不必寄望于普适性，它形成的前提条件必然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普适性。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都是一定条件和假设前提下的普适性， 而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产生的， 它以西方价值观和认知视角来解释世界、阐释世界的规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吸取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营养，以东方的价值观念为引导，以东方人的经验积累和思想内涵为基础， 立足于世界事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阐释东方人对于世界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的认识。这本身即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

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导向的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究竟是先从中国自身独特发展道路入手， 并寻找那些与自身发展道路相关联的问题加以提炼， 即应先解释好自己，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认知中国? 还是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出发， 直接研究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从而产生更有影响的中国的世界问题理论家? 强调后者的理由在于中国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但中国对于世界事务的解释能力和说服能力仍然十分有限，这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体制中的动员能力。显然，目前中国学者对于全球性问题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仍然大大滞后于中国自身问题的研究。或许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正在遵循一个新的思路， 即寻找那些既涉及中国发展同时又涉及全球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问题，这些问题既适于中国也适于世界，比如涉及全球发展、和平与稳定的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环境问题、资源保护问题， 还有国际性的灾害预防、危机管理和国际援助问题等。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性和相互依存性的普遍增强也有助于中国学者对世界事务的研究。〔14〕从责任意识的角度看，将目光集中于研究人类共同问题将是中国学者的一个新的出路。这也是中国软实力发展的迫切需要。

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前景与可能

在国际关系领域， 是否所有的领域都在产生新的问题? 是否所有的问题都能上升为理论? 问题的呈现在什么阶段才能上升为理论? 首先， 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在产生新的问题，比如传统安全领域，虽然技术在更新，但理念却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处于微调阶段。有些问题的出现只是重复原有的理论命题而已。而问题的呈现在什么阶段才能适合转变为理论，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发展到今天， 所有的本原性命题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国际关系而言也是如此，类似和平、发展、合作、人性、国际机制、哲学及文化根源、危机管理、遏制战争的命题均已被国际关系理论所涵盖。总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现在，追求纯粹的原创性理论已无可能， 很难出现凭空而起的理论。也就是说新的理论分支或学派必须在现有积累和继承的基础上才能产生。

同时，现有理论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为新理论产生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可以拾遗补缺; 另一方面可以重新构建或重新解读， 一些理论也存在重新交叉组合的可能。

因此，首先，对于理论创新不能期待过高，“有些著述之所以引起轰动，不是因为它们提出了解决方案，而是因为它们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 同样，有些著作之所以为人引用，主要也不是由于其所提出的观点，而是因为它们所采用的方式为学术界的关注点指明了新的方向。”〔15〕

今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完成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观点与立论的纠错与更新，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简单否定的作法。对于理论的探索不应总是放在最高层次的超越上， 而轻易超越或否定前人的成果， 而是要扬弃。国际关系理论创立近一百年之后，很难实现全面超越，只能在现有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观念或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是理论发展历史形成的。

其次，要避免理论构建的前景期待困境。理论构建受困于对于理论的前景期待。国际关系理论普遍存在预见性缺失或失灵， 一次又一次为新理论提供了机遇。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多为历史的回溯与总结， 注重对持续性和规律性的关注， 而缺少对偶然性因素的认识，很难对具体事件进行前瞻性的预测。再有理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的局限难以超越， 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涵盖呈现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现实。对于变化的多样性更加无法应对。世界有整体的一面，也有不断分化的一面，组合更加复杂。相对于实践而言，理论永远处于调整与发展之中，关键在于阶段性总结的全面与准确。“想寻找某些所谓的阿基米德支点的做法当然有一些合理性， 但在这方面是不存在终极真理的。”因为“将国际政治的某个概念神圣化一般而言将会导致另一个概念销声匿迹或边缘化”。〔16〕

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呈齐头并进之势或也可称为平行研究阶段，一为传统派(主要以发掘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为主) ， 另一为现代派(主要以研究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主攻方向) 。目前的问题是两者之间缺乏合作和交集。其实只有两派人士真正彼此打通才能产生新的前沿理论。而从更大范围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来划分， 还可以分成问题研究派和理论研究派，问题研究派认为应多研究问题少研究主义，理论研究派则相信缺少理论， 问题研究将始终是无源之水，从而出现相互撞车的整体迷失现象。问题派与理论派之间的疏离更加严重。〔17〕

从目前来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可能形成一个整体的阵势， 也可能呈现多元化和分散化。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呈现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发展， 但从长远趋势看，聚合力量的出现将会引导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

总之，中国国际关系学人首先要做的是更多借鉴与梳理，同时密切结合中国外交实践加以提炼与总结。其次是进一步展开自由的学术讨论和论战， 当论战展开时，理论的火苗与灵感就会升腾。《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曾出现过年轻学者王义桅与孙学锋的关于学理的论战， 但稍纵即逝， 再也没有这类论战出现。第三，尽快缩短与当代前沿国际关系理论的距离。可通过高水平的国际国内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与交流和更加深入系统的理论教学而展开。随着这一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研究将会呈现出更加繁荣之势。

[注释]

〔1〕[挪威]伊曼·B ·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M〕， 肖锋、石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203 页。

〔2〕美国学者杰尔姆·格伦在美国2008 年《未来学家》杂志中指出，人类进入了技术和人类联系的新时代。转引自《扫描全球展望未来》〔N〕《， 参考消息》2008 年1 月9 日。

〔3〕陈磊《： 重读钱学森：科学与艺术是如何联姻的》〔N〕《， 科技日报》2007 年12 月10 日。

〔4〕一些学者批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严重的方法论缺失，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人文社科学者知识背景的片面性。毕竟，在中国懂得高等数学、统计学、心理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数量不多。

〔5〕张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