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差距

清水煮音

　　如果承认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还有一定共性的话,那么寻找差距还是有意义的。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同西方社会科学的差距比自然科学上的差距还要大;而社会科学落后的严重性一点不比自然科学落后逊色。中国社会科学落后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方法论的落后,方法不行就无法创新,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在美国大学中,方法论教育在一切科学学科中无所不在,不少学科甚至把方法论专列为一个专业方向。但这种教育在中国基本没有,即使有也非常少,而且不规范,这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的一个标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方面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1.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性。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学术文人化”倾向———做研究等同于“写文章”,只是收集资料加苦思冥想,然后一挥而就,不讲究方法,没有方法论的自觉。与此同时,在科学方法尚未起步的情况下,部分人就盲目追随西方新潮,主张超越实证主义,走向后实证、后现代。这才是食洋不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就如同在饥民中提倡减肥。其实以中国目前的状况,更需要提倡科学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科学方法才是惟一可行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也有一些学派质疑甚至反对实证方法。应该允许各种不同方法的存在,但关键在于无论做什么研究,对研究的性质和采用什么方法要有自觉意识,要区分规范性研究、思辨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规范性研究主要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往往会出现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局面。思辨性研究以先验知识为前提通过逻辑推理进行分析、归纳,各种学说也是“你认为”、“我认为”的主观见解,没有统一的检验标准。实证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就是针对这些方法的弱点而发展的,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强调以经验证据为理论的惟一检验尺度,这样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有利于问题的探讨。但是如果不区分不同性质的研究,学术讨论就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局面,因为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会使它们无法对话。

2.缺乏对概念定义的明确化和操作化。这是科学方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为了避免概念混乱,必须对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进行精确定义。我们的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对一些专门术语的误用或乱用,如本体论、经验主义等。同时,为避免概念的空泛以满足科学理论必须可以证伪的要求,还必须将概念操作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只有这样,从理论中推出的假设才有可能接受检验。科学理论的标志是能证伪,证伪的必要条件是概念的明确化和可操作化。我国的国际关系文献中,很多概念既大且玄,抽象而又空洞,用这种概念做成的理论是没有办法证伪的,也是无法批判的,因此不能算做科学理论。

3.研究问题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只有战略没有战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多数还是宏观思维,研究的问题太宏观、太宽泛而缺乏具体内容,例如时代主题、历史潮流、战略格局、美国全球战略、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等等。在国外,许多研究做的是具体而微的课题,切口很小,但有深度,把一个问题或一个局部搞深搞透,然后见微知著,推而广之。这样得到的普遍结论就有坚实的根据,而且对一些微观问题的细节了如指掌,不但对宏观战略而且对具体战术的制定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这一点,我们很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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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乏逻辑思维,尤其是因果逻辑的严密性。因果逻辑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是一个空白,这一点爱因斯坦和荣格都曾有所论及。根据因果推理的法则,相关关系的建立都必须经过排伪详析,而对因果结论(causal statement)的要求就更高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得出。在我国国际关系文献中,轻易、随意地下因果结论的做法比比皆是,大家完全没有因果推理必须严密的意识。这是我们的研究仍远离科学的又一例证。

最后,一定要做到专业术语的统一。国关术语多为舶来品,现在一词多译的现象十分严重,成为学术交流和学科成长的一大障碍。须经权威部门和同业公会在专家充分商讨的基础上制订大家都能接受的行业标准。

至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论,在西方也有。这种辩论有一个前提,就是彼此都懂得所要批判的方法。因此,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无论采取什么方法,无论批判什么方法,都要以了解这一种研究方法为前提,切忌还没弄懂就大举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