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laruence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发问无疑是有参照系的,那就是有别的(美国、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接下来才问“没有”和“有”是否为同一属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果回答“是”的话,问题便改为“为什么没有类似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反问“为什么要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呢”?不是可以拿来主义吗?假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科学,问题又可改为“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在中国就不发达呢”?

回答“否”的话,就要探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属性问题。就此我提出“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作为考察国际关系理论属性的基本框架。作者性指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思维模式,国家性指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性指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矛盾及其表达的国家方式。进而我要提出思维范式、国家权力的世界化与时代化三层面的假说,从而回答国际关系理论演绎的根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性的缺失是后发国家意志为强者表达的偶然阶段,还是全球化单向度演绎的必然悲剧?依照“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的分析框架可归纳为以下六种假说:

(一)作者性

假说一:中国人缺乏理论思维传统,轻理论重实践。其重要标志是中国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国际体系观,却以西方术语(主权、民族国家等)来描述现在,剪裁现实。但也许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论初胚,只是没有发掘出来并系统化、本土化?

假说二:学者的缺失(主观因素一)。有所谓的观念缺失与方法论缺失两说,也就是我们缺少创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理念,认为理论是普世性的,不存在国家性;或者认为我们缺少方法论,不能将自己的思维理论化。

(二)国家性

假说三:体制束缚(客观因素一)。包括现在的束缚,如外交不能公开辩论,学者与官员的流动或交流不畅;过去的束缚,主要是历史上生活在朝贡体系下垂直看世界,无平等观念,无国际观念,至今可能仍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影响我们的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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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四:中国整体社会科学不发达(主观因素二)。理论创造有个路径依赖问题,同时存在拿来主义的诱惑,通过成本-效益比较,造成学者的急功近利。处理拿来主义与原创性关系是关键。

(三)时代性

假说五:国力不够强大(客观因素二)。但反过来会产生许多疑问:国力强大便产生国际关系理论?怎样的国力够格?是否一定要执全球化之牛耳?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与全球化时代相称?能否反映世界矛盾?霸权转移是否能自动继承理论遗产?精神力与物质力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解之结。

假说六:国际关系理论相比其他学科而言的特殊性,即它不只是一般的以强者意志折射时代矛盾,更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因而只有到二战前后美国执全球化之牛耳时,方能提出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于是许多中国学者产生水到渠成乃至静等美国霸权向中国转移那天的到来、放弃开创性理念的想法。

怎样才算有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呢?从起点来说,主要包括四个层面:

(1)本体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对象显然首先是中国问题。个案研究和历史佐证中应该恢复东方国际体系和中国历史的应有位置,而不是现在的西化。通过以不同视角解读中国外交史,比如中国解放后历次卷入战争的比较分析、中国地缘政治观的文化哲学,往往可以产生不同的中国理论流派,而非围绕美国命题转。

(2)方法论。中国学者一方面要借鉴人类已有的成果,但是仍需弘扬中国的古代哲学和文化所派生出的独到方法。

(3)认识论。在中国问题基础上以中国视角体现出中国的国家观、地区观、世界观,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着眼于中国现实的国际矛盾挑战,勾画中国国际作为的未来,但这些都应隐含于理论的理念之中,仍需以世界和时代矛盾来表现。即尽管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无不思中国之所想,忧中国之所虑,但仍需以思世界之所想、忧时代之所虑的面目表现出来。这就是没有“美国学派”的说法,人们却公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占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

(4)价值论。简单说来,就是以世界的普遍意志所包装的中国国家意志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目的性。

从过程上讲,创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有个中国节奏的问题,即是局部突破还是全面进步,换言之,是给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修修补补还是另起炉灶?

从结果而言,怎样才算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我想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低指标———实现中国意志的理论化表达,解释清楚中国的国际行为而不是为他者所表达;中观层面———以中国视角表达世界矛盾并在国际关系理论大厦中占有一席之地;高指标———体系化的学说承载中国文化与中国使命,中国学派的诞生并且派中有派,中国国家意志的世界化。

总之,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性有三部曲:实现自我-表达自我-包装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