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Esping Anderson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导言

haodongqi

福利国家从诞生开始，只有50多年时间。但这个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我们根本搞不清何谓“福利国家”。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社会福利的开支范围和水平在逐年增长，另一方面，对福利为何物，如何使用福利，福利国家的边界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体现了福利思想的社会政策而将其等同于福利国家。虽然从1601年的《济贫法》颁布到如今，福利改革已经延续了400年。虽然福利国家的诞生于救济传统，但是二战以来的福利国家和以往的社会政策尤其是20世纪前的社会政策有根本的差异。
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以“福利国家”为核心，立足于政治经济学传统，从“社会权利”这个基本概念出发，抽取了福利国家形成的根本因素，并以制度比较的范式对福利国家的不同模式进行了分类，在现实层面为各种福利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分析的坐标。在理论上，他初步厘清了福利国家的治理思想脉络，使福利国家不仅在现实层面上可分析福利国家，而且使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不再是一个伪问题，使学者探讨有了一个基本参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学术上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一、 市场和国家的责任与分工

在政治经济学中存在两个争论，一是二战以来出现的福利国家是否取代了资本主义，一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福利国家的发展。对于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经典政治经济学中“市民社会是否能消灭阶级斗争”争论的延续。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市场与国家关系展开了争论。
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市场和国家之间应该有明确责任分工——国家不可避免地阻碍竞争性交换、导致垄断、特权保护和低效率生产，而市场具有消解阶级、不平等和特权的功能。因此，政府造就阶级，市场消解阶级；政府带来腐败，市场消解腐败；政府和市场作为一对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相互竞争。亚当-斯密的思想是在一个资产阶级逐渐走向政治舞台、封建王朝逐渐退出的历史背景下阐述的，他对市场的美化和国家的谴责可以在一个特定的转型时期下理解。因此，自由资本主义自诞生起就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积极参与政治、逐渐享有表达自由，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主角。但是随着正式执掌权力后，他们发现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却开始要求政权。
而具有浓厚天主教传统的保守主义却认为，市场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在市场中必然带来不平等和阶级分化的恶果，而国家是调和利益冲突最有效的制度，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民主实现平等。父爱的新全能主义可作为合法的政治和社会框架来保证无产阶级所要求的社会福利、社会和谐、忠诚和生产效率。
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对以上两种看法进行总体性拒绝，它不认为市场能带来平等，也不认为市场是中性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是中性的，只有它为无产阶级所用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消灭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刻画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追求最大利益的机制，就是高额资本积累的过度投资和掠夺性工资导致国民需求萎缩。如果顺从市场的本性（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而不加以约束，市场本身也将崩溃——这个思想被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是对的。资本主义为了经济成长的长期绩效，必须追求一个合理利润而不是最大利润，因此，基于市场失灵的改革成为政治精英的共识。
同时，资本主义还借助其政府之外的他社区力量，来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矛盾严重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阐明了一种“理性”的逐利机制，它从宗教道义上完成了平等主义的。现实中的人虽然存在各种地位差异，但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上帝选民成为众多的世俗失败者精神失意最后的一道屏障。同时新教鼓励个体奋斗挣钱，为那些世俗的成功者提供了道义合法性。即使在具有浓厚天主教传统地区，宗教对资本主义提供的精神支持仍然是显而易见。它不鼓励工人阶级身份认同，而是强调地区、法群归属，强调象征上帝意志的政府和各民间组织庇护。
这三种思潮的论战带来了深远后果，它直接塑造了二十世纪的全球面貌，福利国家在这幅历史图景中逐渐成熟，它像一个伸手即可摘下的桃子，掉落在二战后人类智慧的篮子里。首先是席卷全球的工人运动使工人阶级成为必须被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化的力量，其次是各方力量逐渐认识到各阶级必须和谐共处的现实，三是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财富基础。
从经济结构角度看，季节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开始转化为结构性失业，工人所需要越来越高的专业化素质同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不确定性，财富的增加和分化的加剧使得统治者必须面对社会矛盾并提出解决办法。从政治结构看，工人阶级逐渐从局外人进入到政治运动的主体，大大增加了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斗争的话语权；从外部环境看，全球殖民时代的结束，使资产阶级难以向外部转嫁经济危机，对内的解决视角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二、作为福利概念核心的社会权利

在上述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权利”观念作为对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重新定位国家和市场责任与分工的总体性回应，在几十年的绵延浸润中已经深入人心，福利国家开始浮出水面。
Anderson 认为，社会权利是作为研究福利模式的一个起点，它标志着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对治理模式的共识，成为实施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其次，对社会权利的认识和反思推动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福利国家从全盛时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其根本都围绕着对社会权利的再认识进行的。T Marshall(1950))也认为，社会公民权利是福利国家的基础。但何谓社会权利？Anderson 对社会权利定义为个体地位在市场外的非商品化（a de-commodification of status of individuals vias-a-vis the market）。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 作为风险防范机制的社会权利

从资产阶级看，现代化进程对工人的专业化素质越来越高，时代需要大量教育、培训和其他配套保证的合格工人。换言之，不对人力资本追加投资，现代化工业生产就难以为继。
从工人角度看，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导致的知识更新率非常快，工人面临的结构性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一旦被剔除出市场，重新进入的成本变得很高。
因此，增加工资是政府、资本家和工人三方共同的愿望。但是，如何支付这笔工资？存在两个解决方案：一是直接增加工资，一是作为社会保险的间接工资。为了避免工资刚性，政府和资本家更偏好选择社会保险以避免物价上涨和其他支出。
但是，避免工资刚性必然带来福利刚性。资本家不直接支付“足够”的工资，但需要在未来对工人做出补偿。延迟支付使工人与资本家的短期契约关系变成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并且工资由双边关系转变成国家、市场和家庭的三方关系。国家不再是经济的守夜人，而是市场和家庭的密切监督者。国家不仅是出于同情对弱势群体进行救济，而且有责任对一切健康或有能力公民的行为进行统计以控制福利支出范围、调节福利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利刚性使工人由单纯供求关系下等价交换的劳动者演变成一种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享有的权利。工人工资由竞争性工资演变成公平工资，在西方各国人事经理的宝典里，基本工资、福利工资、福利薪酬到全面薪酬的演变，也是社会权利作为风险防范机制的一个间接证明。

（二） 作为自由手段的社会权利

Anderson提倡的社会权利，显然不仅仅是一种风险防范手段和专注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利益的制度设计，在更高意义的目的上还在于人的自我实现。福利的目的在于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尊严，仅仅注目于福利开支水平和福利范围，不仅会使福利制度真的成为一种刚性僵化的社会再分配，而且还可能丧失“使人成为人”的本来目标。以亚马利亚森为代表的学者反对狭隘的福利主义观，因为以收入为基础的福利政策不仅严重屏蔽了其他社会信息，而且忽略了非经济事件如压迫、歧视等因素对福利的巨大影响，因此，必须引入基本价值判断来衡量收入，并采用“能力中心观”加以反思。Anderson的社会权利，同样包含了这些因素。
Anderson （1985）认为，在传统市场经济下，工人阶级无地位、被原子化，被动地接受被商品化的游戏规则。而福利国家追求社会平等、收入保证、人权等社会政策目标，其直接意义是在于为集体运动提供所必需的力量和团结。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只有防止工人阶级的总体性失语，才能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从道德角度看，平等与自由是高度联系的，每个人只有在一个包括流动机会在内的基本资源分配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行动能力的充分自由。
Anderson虽然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利益取向，但是福利国家却必不可少地包含了两方面的利益。一是福利国家必须满足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需求，一是必须满足工业化、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需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福利国家才具有合法性。为了满足这两方面需求，社会权利包含了针对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层面含义。
首先，福利国家作为解决特殊目标的工具，其社会政策必须关照不断被市场分化的弱势群体。其次，福利国家又必须面对更为普遍的其他群体，使整个社会更具有活力。以公民身份认定来替代阶级地位的认定，将社会政策的重心由关注某一群体到普遍身份的自我价值实现，福利国家由于同时满足这两方面需求从而被成为社会分化体系的替代性力量(alternative power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三） 作为学术理论分析的社会权利

在对以上两种政治思潮进行了规定之后，Anderson 讨论了如何定义福利国家的问题。他将“福利国家”概念分解为以下两个问题：如何采取社会福利开支如何确定福利国家是否满足了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再生产与合法性的需求？如何满足被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需求？
他介绍了三种学术分析取向：一是以社会福利开支水平的高低来定义福利国家。只有达到一定的福利开支水平，才能满足中下阶层对自身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并完成资本主义再生产，最终完成政府治理的合法性，这样才能被称为福利国家。这种分析方法的问题在于，福利的具体内容被忽略了。由于福利开支并非平均分配到社会各阶层，福利开支的流向和效果没有被具体分析，各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也不相同，这种方式难以进行比较分析。此外，Therborn（1950）还提出了一种替代测量指标，将“国家日常活动主要应服务于福利需求”作为福利国家的标志。但问题在于，从福利开支水平和人员数量看，七十年代后才存在符合这个“标准”的福利国家；从活动看，任何国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国防、法律、治安、行政管理上；最后，如果仅仅根据几个社会政策的出现就断言福利国家的出现也未免轻率。
第二种分析方法是将福利国家分为剩余型/制度型福利国家（Richard Titimus,1985）。这是根据社会政策背后的指导思想的差异来划分的。同样是达到了一定的福利标准、出台了相应的福利政策的国家中，基于市场失灵理论而出台福利政策的国家可以被称为剩余型福利国家，基于福利作为一种公民普遍权利思想的国家被称为制度型国家。这两种理论在具体实践中虽然有千差万别，但归根结底是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才能实施。
Anderson指出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相互循环的一个悖论：
工党执政——为了工人福利和人民普遍福利推行社会政策——实现了普遍主义的贝弗里奇模式——经济好转——只有少数需要福利、中产阶级增加、工人阶级减少——政策转向针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主义——保守党执政
这种循环模式预示了福利国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的内在动因。由于福利思想的诞生要早于福利经济学，一开始就强调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规范”。福利国家的建立在实践上要远远早于理论上的澄清，它的出现更多是基于一种信仰而非科学，是基于政治力量的较量而非规划中的水到渠成。福利国家在它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种种矛盾，从它的兴起、发展到八九十年代的衰落，有其指导思想的内在逻辑。
福利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不同，它重点研究一个“好”的社会应该的面貌。福利经济学的第一、第二定律（帕累托最优、市场失灵）以及所谓的第三定律（阿罗不可能定理），在学术上对市场和国家的责任分工进行了回应，并对依靠议会民主体制来彻底解决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做了否定性回答。从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改革，都反映了各国福利政策对福利经济学方面的不同取舍。
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将构造一个福利国家的抽象模型，然后将各国与该理想型的各个参数进行比较。
总而言之，Anderson 强调福利思想是逐步演进的，它在一开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设计，而是根据社会权利的基本思想，针对各国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设计。“非商品化”作为社会权利的内核，是现代福利国家本质特征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对“前商品化”的一个否定。

三、三种政治经济学传统与三种福利模式

社会权利被认为是对付市场经济占主导后对付高度不确定性甚至高风险性的结果，政府、家庭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福利体制，由于社会权利在各国实现的路径不同，福利国家逐渐形成三种不同的模式。
Anderson详尽叙述了三种政治经济学传统以及相应的三种福利制度模式。自由主义、法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典型，强调个人奋斗的精神文化传统，强调市场竞争的开放性和充分性，特点是较小的转移支付和严格监督的社会救助，最低限度降低去商品化效应，保证社会权利，同时建立一个相对均等的贫困救治。在福利对象上，主要针对弱势群体；在福利管理体系上，强调私人保险与社会救治相结合。
法团主义以德国、FaGuo和意大利为典型。强调劳动与保险的紧密联系，针对劳动者以及劳动者在法团中的序列来确定其收入以及福利待遇。因此，各劳动者的福利是随其法团地位差异而变化较大。在文化上，这些国家受教会塑造，保有传统家庭模式，强调国家、家庭共同承担风险，例如社会保险往往将妻子排除在外，但家庭补贴方面又鼓励母亲尽义务。
而标准模式即社会民主模式强调全面性、均等性和统一管理。在福利对象上，兼顾市场和传统家庭，直接针对公民而不强调家庭作用，例如直接发放补贴给孩子而不是发放给母亲。这三种模式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一样而各有特点。总而言之，三种政治经济学的不同传统产生不同福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