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进程释义

岸上的猪

[摘要]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将国际体系进程理解为单元与单元的互动。本文讨论了国际体系进程的概念，认为应该将国际体系进程定义为国际体系的整体运动，而不是单元与单元的互动。将国际体系进程定义为国际体系的整体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国际政治；国际体系；进程

一

以研究方法作为划分的依据，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体系理论和还原理论两大类别。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以及后来崛起的建构主义，都属于体系理论的范畴。新现实主义主要讨论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变迁。国际体系成员国（ 单元）按照权力的大小进行排列，形成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在这种排列所形成的结构中，不同国家的位置是不同的，因而其具体的行为方式也必然不同。例如，在二战之前，每当西欧大陆的某一个国家变得过于强大时，英国总是采取制衡的行为，而瑞士则长期保持中立。新自由主义主要分析国际体系的制度及其变迁。国际体系制度对体系成员国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准则做出了规定。因此，国际体系制度一旦确立或发生改变，都会对成员国的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以国联体系为例， 《九国公约》签字后，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独霸中国的企图。建构主义则主要讨论国际体系的身份分配及其变迁。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成员国在互动中产生了相互认知和相互期望。相互认知和期望确定了一个成员国相对于其它成员国的身份。这种身份分配及其改变，对成员国行为亦有塑造的作用。以阿拉伯体系为例， “ 六日战争”前夕，埃及企图避免和以色列开战，然而，由于它在阿拉伯体系中的领袖身份，所以不得不违心地对以色列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措施，为以色列的进攻提供了借口，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在讨论国际体系进程这个概念时，上述几种理论均把它理解为单元与单元的互动。[1](P.71-78)其他一些理论，如国际社会理论，也存在着类似的看法。[2](P.69)实际上，这种理解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严重缺陷：一是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其环境的互动；二是无法区分单元行为和国际体系的整体行为。依据体系理论的一般原理，任何体系都具有一定的边界和环境，体系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方式，会不同于各个单元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方式。[3](P.8)因此，在界定国际体系进程这个概念时，应该考虑国际体系与它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并将国际体系本身视为一种不同于单元的特殊行为体。

实际上，仅就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及结构、制度和身份的变迁而言，上述理论也有所忽视。建构主义虽然提出了单元之间互动建构身份的观点，但关注的焦点却是身份，而不是单元互动本身，因而无法说明什么样的单元互动能够建构或解构什么样的身份。为什么梅特涅体系的初期互动使实力相对较弱的奥国获得了领袖的身份，而20 世纪70 年代阿拉伯体系的互动却使强大的埃及最终失去领袖的身份？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建构主义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新自由主义对国际体系的制度变迁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关注的是国际制度建立之后对国家行为的制约，而不是在什么情况下一种国际制度会被另一种国际制度所取代。新现实主义对单元互动和国际体系结构变迁的忽视更为严重。它认为任何类型的国际体系结构，无论是两极还是多极，都属于无政府性质的结构。无论国家间的互动历史如何，这种无政府性质的结构最终必然导致国家间的相互制衡。[4](P.191)这样一来，单元互动和国际体系的结构变迁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以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为例，由于强大苏联的消失，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优势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按照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逻辑，俄罗斯、西欧和日本理应联合起来共同防范美国的侵略扩张，然而，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

二

体系（ system）这个概念，一般指由若干个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部分所组成的一个整体。[5](P.134]国际体系属于国际政治体系的范畴。国际政治体系是国际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一定数量的国际政治行为体相互联系和作用，所形成的整体被称为国际政治体系。总体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体系（ 全球体系）一般被划分为若干个层次，包括国际层次、国家层次直至决策者个人的层次，其中的国际层次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即国际体系。[6](P.77-92)国际体系由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共同组成。其中的国家行为体更为重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7](P.40)通常所说的国际体系，主要指的就是由国家行为体组成的体系，尤其是那些以大国和支配大国为核心的、由多边和双边国际条约与协议联系起来的主权国家体系，其演变经历了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 梅特涅体系）、俾斯麦体系到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的漫长历史历程。

国际体系的演变和更迭构成了国际体系整体运动的表象。这些表象沿着时间的坐标持续不断地发生，具有不可逆的性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一旦产生，其演变和更迭就会自动地进行下去，除非国际政治行为体灭绝，否则不存在终结的可能性。初始化的国际体系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是国际体系进程的起点。至20 世纪初，国际体系进程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国际体系终于发展成为“ 世界范围的体系”。此后， “ 社会力量的每一次激增爆发不会消失在周围无人知晓的空间和未开化的混沌之中，而将在地球另一端产生强烈的影响。”[8](P.39) 当时，甚至连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1901 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在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已经具有了一种日趋“ 相互依存”的特点。[9](P.34-35)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联、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建立，证实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判断和预言。

国际体系整体运动的内核是国际体系与环境的互动。依据著名政治体系理论家戴维·伊斯顿的分析，体系与环境的互动是通过输入和输出这两个过程来加以实现的。环境的变动经过一定的通道进入到体系之中，这一过程叫做输入。体系对输入的“ 原料”进行加工，然后把加工所形成的“ 产品”输出到环境之中。从戴维·伊斯顿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个体系如果要生存下去，都必须从环境中输入一定数量的“ 原料”，同时亦必须具有加工“ 原料”的能力，否则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被其他体系所取代。戴维·伊斯顿所说的体系，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体系，其上述原理也适用于国际体系。[10]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体系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国际体系对环境的变动不断地做出反应的过程。国际体系的环境由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构成。外部环境是处于国际体系地理边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以维也纳体系为例，由于土耳其帝国不是该体系的成员国，《维也纳和约》也没有对东方问题的解决做出规定，土耳其帝国就成为该体系的外部环境之一。土耳其帝国衰落所导致的东方问题也相应地成为该体系的外部环境变量之一。内部环境指体系成员国的管辖区域。再以维也纳体系为例，俄、奥、普等成员国的领土以及它们的殖民地，均属于该体系内部环境的范围。在上述范围内发生的1848 年革命等民族**运动对该体系产生了冲击，是该体系的内部环境变量之一。内部环境变量和外部环境变量的区别是相对的。一个国际体系的内部环境变量，有可能是另一个国际体系的外部环境变量。比如，苏联的兴衰对华沙条约体系而言是内部环境变量，对北大西洋公约体系来说则是外部环境变量。

三

现实世界中的体系进程，都是作为一种整体的运动而展开的。凡是现实世界的体系进程，均应作为一种整体的运动来加以研究。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也应将国际体系进程看作是一种整体的运动。

将国际体系进程视为一种整体的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首先，它将促使国际政治研究者调整研究方向，加强对国际体系整体运动规律的分析，把握国际体系的整体面貌和综合特征，准确地预测国际政治现象的总体走势和主要大国的行为方向。与解释相比，预测的难度要大得多，更容易走入误区。解释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国际政治现象，因此，国际政治现象的数量及其性质是确定的，只要有充足的资料和证据，研究者就会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预测则不然，人们无法预先知道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国际政治现象的数量和性质，所以也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国际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困难仅限于具体的国际政治现象。国际体系的整体运动仍然有规律可循。研究者可以对未来国际政治现象的总体趋势做出具有一定准确度的判断。

其次，它对国际体系理论本身的规范、创新和整合也有裨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理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理论应该建立在体系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对体系与环境互动的整体分析基础上。目前，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国际体系的结构、制度和身份分配的研究目前已经步入相对停顿的阶段，改进的余地十分有限，因此，将研究重心转向国际体系与其环境的整体互动，能够开拓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此外，将结构、制度和身份变迁纳入到国际体系整体运动的分析框架之中，建立起一种统一的动态分析模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三种理论产生一种整合的作用。

再次，它也有助于增强国际体系理论分析和解释具体问题的能力。例如，维也纳体系是什么时候解体的？解体的标志是1848 年的欧洲革命、1853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还是1870 年的普法战争、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从国际体系整体运动的角度分析，有两种情况会导致国际体系的瓦解：环境输入的“ 原料”大大超过了国际体系的加工能力；环境停止向国际体系输入“ 原料”，或者输入的“ 原料”数量太少，使国际体系失去了用武之地。维也纳体系的崩溃属于第一种情况。

具体地说，到1848 年欧洲革命之时，该体系的协调机制已经彻底失灵，无法处理各国民族**运动这种内部环境变量，甚至一向以善于镇压革命而自豪的梅特涅，也不得不仓皇出逃；同时，该体系对东方问题这个外部环境变量也失去了处理的能力，体系的权威荡然无存，根本无法制止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因此，1848 年的欧洲革命和1853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该体系解体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说，早在19 世纪中叶，维也纳体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再以美欧结盟体系为例，一战后和二战后，美国的实力均居诸强之首，为什么一战后美国退出了结盟体系，而二战后美国却与欧洲建立了持久性军事同盟？显然，后者主要是由苏联的崛起和扩张这种外部环境变量造成的。相比之下，在一战结束之时，对美国而言，英法德俄均不足为虑，如果美国留在体系之内，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承担本来可以避免承担的责任。因此，仅就一战后大西洋安全环境而言，退出结盟体系是美国的理性选择。又如，冷战结束后，许多人认为北约体系已无存在的必要，理由是苏联已经灰飞烟灭。实际上，北约体系之所以延续下来甚至有所扩大，主要原因在于它仍然有充足的“ 原料”需要加工，包括冷战中被压抑民族种族矛盾的大爆发、恐怖主义与核扩散的日趋严重、俄国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反美“ 无赖”国家的存在等诸多方面的环境变量。

[参考文献]

[1]Joseph 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M].New York:Harper-Collins,1992.AlexanderWendt, “ onstructing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Summer 1995).

[2]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Pfaltzgraff,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New York: Ha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81.


[6]J. David Singer, “ The-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oretical Essays, eds.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7]Kenn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New York: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

[8]马丁·怀特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9]Robert Dallek,The American Style of Foreign Polic[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10]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