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地区化和国际关系的转变

清水煮音

内容提要：地区主义和地区化是一组二元概念，密切相关不可分。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并不一定都是宏观性的，在许多情况是微观性的。而在宏观地区主义与地区化和微观地区主义和地区化之间则是大量的中观地区主义和地区化。所以，地区主义和地区化是多种多样的。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后果是各种地区性的对话、合作，甚至整合的出现。地区间关系是继国家之间关系之后的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形式。地区化的世界代表了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的一种转变。

关键词：地区主义、地区化、地区整合、国际关系的转变



有必要再问“什么是地区”的问题



国际研究中的地区或者区域（region）也是一个歧义的、争论的概念。当人们谈论地区的时候，首先指的是地理上（空间上）的接近性（contiguity）而非遥远性（remoteness）。这种密切性（proximity）而非孤立性（isolation）是地区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除了地理上的接近性，构成一个地区的主要条件是社会—文化、经济发展阶段、政治体制及其稳定性等的同质性（homogeneity）。[1]所以，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性向来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地区的一致、团结、合作和整合（融合）的不利因素。



为了不至于太困惑，有必要把地区分为“国家内部的地区”（regions within state actors）和“国家之间的地区”（regions between state actors）。国家内部（国家之下）的地区不一定与地方行政区，诸如单一制国家的省、联邦制的州（如美国）或者邦（如印度），是一回事。恰恰不同，在全球经济下，国家内部的地区正是国内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一个过程、事实和趋势。国家内部的地区更不等于中央集权文化下人们习以为常的与“中央”相对的“地方”。国家之间（国家之上）的地区也不一定与习惯性的世界地理、行政分区，诸如中东、南亚、黑非洲、东南亚、南美洲、北美等，是一回事。恰恰不一致的是，国家之间的地区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市场）和政治（国际关系）互动的过程、事实和趋势。不管是国家内部的地区还是国家之间的地区，都是一个弹性（伸缩性）很大的概念。地区有大有小。地区的形成是一种宏观和微观相互结合的双重过程（dual processe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在现在的东亚地区主义和地区化中，作为宏观地区进程（macro-level regional process）的东亚（包括东盟）进程与一系列的微观地区进程（micro-level regional process）——一些“次地区”的形成——并存。



必须把地区化和地区主义放到一起考虑



地区化和地区主义为地区整合的两个过程，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而非单一性。地区化和地区主义是研究地区体系时的一组二元或者二分法的（binary or dichotomous）概念。也就是说，地区主义和地区化是地区进程这个事物的两个基本方面。人们在讨论地区主义时离不开地区化，而讨论地区化时又不得不与地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地区主义和地区化涉及三个基本的要素：国家、市场和社会。它们都要在具有紧密性的地理社会空间运动。由于空间上的相对接近，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存在着经常的和密集的交互作用，进而模糊了原有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之间的政治、行政等人为边界，进而出现了新的社会空间体系——地区。根据上述对地区的理解，地区构成国际体系或者国家内部的次级体系（sub-system）。也就是说，地区可以处在国家之内（比如中国的长江三角、珠江三角等地区），也可以处于国家之上（欧洲联盟、北美和东亚）。总之，地区是一个依赖地理条件但却越来越不再是单纯地理而却是特定的经济性和政治性的社会空间。



世界范围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主义进入新的活跃时期，这种地区主义一般多被叫做“新地区主义”。[2]人们对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兴趣和研究再次加强。[3]尽管研究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各语种文献都很多，但是，如何定义地区主义和地区化仍然是一个问题，[4]特别是，如何把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加以区分，不是所有讨论者、研究者的一个自觉行为。许多人不是单独考察地区化或者地区主义，就是把地区主义与地区化混为一谈。



其实，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在联系着的同时又是不同的。地区主义主要指的是民族国家的政府推动的地区计划（愿望），是“一个带有规范性特征的过程”（a process with a normative character）。而地区化则是指市场诱导的各种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地区进程的综合”（sum total of regional processes）。更简要一些，地区化就是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地区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地区化是这个概念的实现”。[5] 主张区分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英国学者布思林教授（Shaun Breslin）认为，区分这两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他在研究中国沿海地区与全球经济的关系时，注意到中国附近出现的所谓“跨国地区”（the ‘creation’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gions），[6]强调由于中国的地方分权化（decentralisation），东亚其它类似的地方分权化发展，国际市场行为体，主要指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战略，促进了东亚的地区化进程。



让多数地区进程研究者忽略的是，在国家之下的层次上（sub-national level），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国家，也出现了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趋势。布思林把它们叫做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和微观地区化（micro-regionalisation）。如同在宏观地区整合中，地区主义和地区化打破的是国家之间的边界，微观地区整合（诸如一系列的“增长三角”）中，地区主义和地区化打破的是国内的各种界限（sub-national boundaries）—传统的“地方”之间的藩篱。跨国公司的进入是国内各个地方之间界限打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微观地区主义、地区化与国际关系也是密切的。在中国的国内地区整合中，确实存在这一事实和趋势。而这是一种从下到上的过程（a bottom up process）。[7]



美国学者佩普尔（T. J. Pempel），也强调要区分地区主义和地区化，与布思林同样认为，“地区主义是从上到下的制度建设，它要求正式的，通常是政府性质的协定，以及包括半永久性的结构。而地区化则相反，是从下到上的行动过程，通常是经济的，包括社会建设，并在政府之外运作。”[8]



地区主义本身是地区化的一个政治动力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地区主义就没有地区化。有的地区化并不是地区主义推动的结果。没有地区主义的地区化在世界上是大量存在的。如金融危机前受到市场、社会、历史力量驱动的东亚各类型地区化。



应该说，尽管我们可以用把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看作是一组二分法的概念，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很难区分。混用它们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



连接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中间概念是地区整合或者地区融合（regional integration）。地区整合（过去中文文献理解为“地区一体化”）这个概念，有时更接近地区化，有时更接近地区主义。不过，地区化和地区主义都不能与地区整合划等号。遗憾的是，不少研究者不分地区化、地区主义和地区整合。[9]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后果还不是地区的出现，而是一种趋势性的地区整合。[10]



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在欧洲的发展，即欧洲地区主义、欧洲化和欧洲整合，是世界上一个特殊的地区进程的例子。这个例子的特殊性在于，最初的欧洲共同体和今天的欧洲联盟都是以扩大了的领土为疆界的组织（territorially bound regional organization）。但是，世界上其它的地区主义、地区化和地区整合却未必与欧洲的地区主义、地区化和地区整合完全一样。因为欧洲的地区典范，在提供可供其它地区进程借鉴的一般地区整合理论的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世界上其它的地区进程已经和将要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模式。微观地区并不一定和国家疆界的组合吻合。“一个宏观区域的界线可以从一个国家内部穿过，如东北亚区域可以只包括中国的东北，而一个微观区域也可以包括几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如图门江开发区。”[11]



这可能是“新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形式和方式（途径）上人们走向地区整合的进程是多样的。根据布思林，地区主义问题的早期研究者米特拉尼（D. Mitrany）就指出了这一点。他主张在建设“后民族国家”的各种治理形式中，要有灵活性，这预示了“权威和社会—经济管理的多样性模式（variegated pattern of authority and socio-economic management）。[12]



世界上其它地区与欧洲的现实环境和历史背景很不同。这可能是地区主义、地区化和地区整合的形式、方式不同于欧洲的基本原因。以东亚为例。近代以前，东亚曾经是长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有关国家之间的联系甚至合作具有很长的历史。中国的中心地位是地区公认的，尽管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均等的，但却维持了一种长期的和平和秩序。但是，19世纪以后，西方帝国主义、欧洲列强和殖民主义的进入，打破了东亚地区这种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19世纪末，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导致中日直接冲突，东亚地区开始了一个分崩离析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的***由于两个因素继续加强，一是“民族**运动”或者“非殖民化”进程，一系列新独立的东亚国家（主要在东南亚）更多强调的是它们的民族主义而非地区性的国际合作。而美苏在东亚的冷战，以及美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使东亚地区维持了***的局面。[13]这里其实还有中国在这段时间内实行的自我封闭政策。美国在冷战时的安全政策是东亚地区持续***的重要原因。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奉行的是“中心和轮辐”的原则（"hub and spoke" principle），也就是说，华盛顿是“中心”，而东亚的各个首都不过是每个“轮辐”而已。东亚国家之间缺少联系。[14]事实上，有关东亚国家之间的联系都要通过华盛顿。所以，东亚分隔的历史遗产在二战结束后继续，而且由于美国的安全政策而得到强化。[15]



有的日本学者指出，“美国在东亚地区采取了与西欧体系不同的战略，这为地区体系结构造成了绝然不同的结果。西欧是在‘我们是欧洲人’这一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的意识结成了西欧共同体，这种‘地区主义’（欧洲主义）成为形成地区体系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在东亚国家却没有结成共同体的意愿，也没有以‘我们是亚洲人’这一认识为基础的共识，不存在形成地区主义的原动力，而是以在美国的霸权下构筑地区性的安全保障体系、通商贸易体系为前提，出现了以日本为前导的东亚的雁阵式的经济发展，即在东亚这一地区通过市场的力量，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经济的发展地区，这就是所谓的东亚的‘地区化’。”[16]



再以北美或者美洲为例，其地区化、地区主义和地区整合也与欧洲不同。美国是西半球的霸权性国家，西半球各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垂直型的，而不像西欧那样，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呈水平性。[17]



地区形成的多样性和国际关系研究



在宏观地区形成方面，地区主义是相互关联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主权合作（包括欧洲联盟那样的主权整合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主权合作），属于一种高度复杂的政治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的地区化，即一个与民族国家并存的地区性的政治共同体逐步产生。不管它们在名称（“地区国家体系”、“国家联合会”、“地区共同体”、“地区国家”、“国家联盟”）上具体叫做什么。不过，这些名称表明了国家之间的地区关系的制度化或者规则化水平。



政治的地区化也体现在微观地区形成方面。



多样性的地区的出现改变着现有的民族国家，但同时又塑造着新的以地区为基础的新型政治共同体。如果我们承认地区化是世界政治的趋势的话，那么，整合过了的地区将是世界政治中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单元。这一单元它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民族国家共存的，在许多情况是民族国家转变（转型）后的产物。



地区主义和地区化使国际关系进一步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中心性。相应地，国际关系研究也要以超越民族国家中心的方式关注地区主义和地区化。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只重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分析，而对民族国家之上和民族国家之下的非国家行为体重视不够。由于欧洲的整合，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越来越重视国家之上的地区单元了，但是却对国家之下的地区单元（特别是对那些与全球化、国际体系更加紧密的国内地区）重视不够。“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方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而另一些地方，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这些地方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地区整合的国际关系文献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18]



民族国家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进入了地区化进程，民族国家本身就给地区化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民族国家是地区化（内和外）了的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欧洲非常明显。几乎所有的欧洲民族国家，不管喜欢与否（许多已经加入欧洲联盟的国家都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欧洲整合的力量），都必须与一个日益成长的地区一起生存和发展。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国家的变化是同步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应随着国家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国际关系不可能不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从绝对君主国发展成为民族国家，再从民族国家演变为地区化了的民族国家，在地区（主要是欧洲）宏观地区范围内，国际关系的性质早已不同于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倒越来越类似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地方）之间的关系。



由于地区整合的过程、方式、背景不同，世界上形成的和正在形成的地区当然是具有差异性的。因为民族国家之间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时，不能把所有的国家看成一个样子的、同质的。同样，在研究世界上的地区时，也不能把地区看成是一样的、同质的。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并不一定线性地使世界治理结构合理化，除非世界能形成一些在规模、实力、结构上差不多的地区。但实际上，世界上仍然由两个大的地区主宰，而且，由于欧美外的地区主义和地区化过程还处在初期的不发达阶段，这种主宰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下去。最近，美国学者建议创立美国和欧洲联盟组成的管理整个世界经济的“两国集团”（G-2）。[19] 欧洲联盟模式或者美洲（西半球）模式大概很难在东亚或者中东重复出现。欧洲联盟是超国家性质的国家联合体，而美洲的地区化则实际上是帝国模式的。[20]可以预期的是，即使在亚洲形成了可以与欧洲联盟和西半球匹敌的地区集团，地区化下的世界治理结构仍然未必就是合理的，而是变得更加复杂。



由于地区主义的政治性质，一个新兴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地区间关系”（inter-regional relations）出现了。[21]地区间关系（合作和冲突）将是未来世界政治中的越来越重要的形式。对地区间关系比较重视的国家一般是那些可以从地区和地区间的选择中获得好处的国家。比如，欧洲联盟国家，以及中国（中国越来越重视“地区关系”）。地区间关系将大量出现。在地区间合作方面，欧洲联盟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合作最引人注目。比如，欧洲联盟与东亚的合作（欧亚会议）、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合作。而在地区间冲突方面，欧洲联盟与美国的冲突则是非常典型的。所谓“亚洲太平洋”代表的也是一种地区间关系，这种关系在经济上曾经是合作性质的（APEC）和有吸引力的，但由于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在美日经济矛盾、亚洲金融危机和美中经济矛盾中体现出来），APEC逐渐丧失吸引力而只成为美国和东亚对话的一个机制。[22]




地区主义、地区化和国际关系的转变



根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霍尔斯迪（K.J. Holsti）[23]的研究，正是由于“变化”，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进行着重组，但是，“我们对这种理论重组的构成所知不多，因为我们尚未达成关于变化的共识，更不用提我们如何确认变化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国际思想的主要流派在关于人类境况（条件）的观点上相互歧异。”他说，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中，变化性或者变化能力（mutability）是一个分歧较大的研究领域。现实主义学者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认为国际政治具有可重复性，怀疑在单元或者跨国层级上通过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学习（learning），或者社会学的和技术创新性方式带来的变化，或者跨国层级上超越无政府状态后果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者是悲观主义者，不管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观点如何不同，他们都认为，国际关系的变化只是在有限的领域，诸如权力均衡的改变上——成立。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学者则强调国家利益的可变性、政策决定者的学习能力，以及人类进步能够超越标准的现实主义强调的“安全困境”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学者更认为，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些主要概念，诸如主权和无政府状态，不再与可以观察到的国际生活的事实相互一致。这派中有的学者认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离题的，仍然在说着过去时代的话语，即使用过时的和不恰当的概念和理论。结果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科学”（one-eyed social science）。这派中另一些学者认为，传统概念被当作了“论证策略”（discursive strategies），“以便玩弄或者支持权力政治”。 [24]



前些年，在关于全球化理论的高潮，一些美欧国际关系学者不仅在谈论变化，而且还在谈论转变，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与过去不连贯的时代”。1997年，罗森诺（Rosenau）在谈论“后国际政治”（post-international politics）。Rey Koslowski and Friederich Kratochwil主张，冷战的结束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一个转变—它不是体系内的一种变化(a change within the system)，而是体系的一个变化(a change of system)。1998年的国际研究协会充斥了大量冠之以“‘后威斯特伐利亚’（post-Westphalian）秩序”的论文和小组讨论，认为最近的趋势和事件超越了一些传统的国际政治基本原理。[25]



而HOLSTI则讨论了关于变化的几个概念。第一，变化作为取代（置换）（change as replacement）。一种有意义的变化是一种新的东西，而这种新的东西通常是旧的事物的对立面。这是一种非连续性（间断的）的变化观念：新的取代旧的。取代意味着新事物、新因素。取代就是说，新的东西实际上与过去存在的东西没有多少共同性。有意义的现代历史是间断和取代的历史，而不是转变。许多学者认为冷战的结束在最小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基本变化，超级大国之间和它们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变了；在最大的意义上，冷战的结束是国际体系的一个真正转变。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了，这预示着自16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类型，即大国战争将终结。这无疑是国际体系进化中的一个大变化，甚至是转变性的变化。那么取代国家之间战争的是什么呢？文明冲突论认为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大混乱？如海地那样的政治权威的解体，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系数前所未有地下降。还是大规模灭绝性武器的不可遏止的扩散？还是由“历史终结”（历史死亡），即冷战的结束，永久和平的时代到来？和平代替了战争？但对有的人来说，是文明之间的战争取代了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冷战时的相对稳定被即将到来的“大混乱”（特别是在第三世界，暴力冲突）所取代。



再次，他把变化理解为加成（增加）（Change as addition）。国家丧失其权力和功能仅仅是因为经济变得更加全球化？古典的国家之间战争消失仅仅是因为今天的战争大多数是内部战争？国际法的消失仅仅是因为个体已经变成法律的主体。新的和旧的可以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可以是某种加减。这就是说，变化并不一定是旧的类型和概念为新的所取代。但变化可以是指增加了事物的复杂性。现实主义者说的安全困境可以和自由主义说的国际机制、全球治理、一体化和多远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并存。全球公民社会并没有取代国家层级上的政治活动，只是对国家层级政治活动的补充。一个有意义的说法是，现实主义并没有错，但却是不足的。事情是复杂的，同时上演的并不是只有一出戏。



第三，他认为变化可以是辩证法意义上的。变化不是取代。新的形式有时是建立在旧的形式基础上的。变化往往是神奇和连续结合在一起的，而并没有取代发生。



最后，他认为变化为转变（转型）。转变是一定时期数量上的累积而产生的变化。新的东西在部分上取代了旧的，但却包括着旧的遗产或者残余。所谓转变是从一个事物转变成另一个事物。转变的典型例子是君主制。今天一系列的国家仍然实行君主制，但今天的君主制与昔日的君主制只是在形式上相同，实质上已经不同，也即君主制已经转变了。新旧并存就是转变。在国际关系上，人们最关注、最有兴趣的变化可能是国际关系转变。



什么是国际关系转变？国际关系转变是在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考虑不足的一个概念。一个严重“欠概念化”的概念。JOHN GERARD RUGGIE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的逻辑是再生产（reproduction）而非转变(transformation)。这提示我们，如果按照REPRODUCTION的逻辑考虑地区主义、地区化与国际关系变化（转变）的关系，与按照TRANSFORMATION来考虑是不同的。



转变不是一般意义的变化，而是中文语境中的“转变”，甚至是“巨变”，[26]即“急剧的”和“结构性质的”；是“质量的”而非仅仅是“数量的”；可能是“暴力的、革命性的”，而非仅仅是某种渐变。转变——从一种安排或者体系到另一种安排或者体系——总是伴随着危机。一句话，国际转变是国际体系的特征发生的重大变化。这样的变化一定是可以观察到的、意义重大的和持久的。[27]



根据上面关于变化的讨论，地区主义、地区化和地区整合是国际关系变化、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地区化的世界（a regionalized world）是世界的一个事实和趋势。在国际关系变化的意义上，“地区化的世界”下的国际关系必然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关系。



现实主义者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化》中认为国际体系的变化有三种：互动性变化（interaction change）、系统性的变化（systemic change）和体系变化（systems change）。所谓互动性变化指的是国家之间互动的规则或者方式的变化，例如，国家之间可以采取和平的方式，即通过政治沟通、外交谈判，而非诉诸武力或者武力威胁，来化解或者解决它们之间的大分歧。这种和平规则代替武力相向就是一种国际关系的互动性变化。根据吉尔平，此种变化并非不可逆转的变化（例如，军事手段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常见的一种冲突解决方式），对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单元并不构成影响。但是，当一个国际体系的序列和组织发生了变化，一种系统性的变化就产生了。如二战的结束使得由欧洲多个强权构成的多极国际体系转变成为以美国和苏联为主导的两极国际体系。冷战结束后，苏联的消失，其它大国并未上升为超级大国，而只有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如此，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仍然与原来一样。在系统性的变化下，改变的只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最后，所谓体系的变化，指的是构成体系的单元的特征发生了变化，例如出现了新的行为体——诸如个体和社会集团这样的组织。在吉尔平看来，在过去的一千年，只发生了一次体系变化，那就是从宗教权力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转变成为领土政治组织为基础的国际体系。[28]



像欧洲联盟这样的地区主义计划和欧洲整合的相对成功，是一种举世公认的、意义重大的国际关系变化。2004年5月1日，欧洲联盟已经扩大成为25个国家，而且还将有余下的欧洲国家加入，说明欧洲联盟的巨大吸引力。由于欧洲联盟的进展而带来现实世界的美欧关系紧张和冲突是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因为首先的是，欧洲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影响了美欧之间的权力结构分布，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这是第一。其次，欧洲整合走到今天这个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存在着一系列的基本能动力量（agencies），诸如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货币联盟（EMU ）、增长和稳定协定（Growth and Stability Pact）、欧洲中央银行（ECB）和欧洲单一货币（EURO），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欧洲制宪，共同国防和外交，这些能动力量使欧洲逐步整合成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兴行为体，欧洲成为了在国际关系中具有身份特征的角色，带来了国际关系的体系性变化。欧洲联盟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与美国不同的世界秩序要求。这表明，经历了“冷战后”的发展（1991-2004），最终取代冷战时代两极结构的不是美国的单极体系，而是至少是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新型多极体系。至于欧洲联盟的加强和扩大是否将带来国际关系的体系转变，现在还很难说。



不过，地区（主要是欧洲联盟）作为国际关系体系中新兴行为体现了历史的变化性，不过，这样的行为体并没有取代民族国家行为体，历史仍然具有很多的连续性，但却增加了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如“地区间关系”的重要性）。按照吉尔平的保守观点，国际体系的转变，只有等到该体系出现了新的行为体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一种类型的政治共同体被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取代，如基于宗教权威的政治实体为技术于领土性质的政治组织所取代，就导致了国际关系体系的一次大转变。在欧洲，教堂和神圣罗马帝国把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转给一个个欧洲民族国家，结果出现了威斯特法利亚国际体系。[29]在这个意义上，多样性的地区的出现使国际关系在部分意义上发生了体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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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nham,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nguin Books, 1998, pp. 472-473.

[2] 其实，这里的“新”是一个模糊、不实的限定。许多人们并没有很好地回答“新地区主义”到底“新”在何处（What’s new）。

[3] 有关地区主义的历史与理论，参见俞正梁、陈玉刚和苏长和著《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台北：雁山出版社，2003年，第5-19页。

[4] 比如，英国WARWICK大学的全球化与地区化研究中心（CSGR）的研究日程中包括“地区化的定义”问题。

[5] Heribert Dieter, “World Economy-Structures and Trends”, in Paul Kennedy, Dirk Messner and Franz Nuscheler (eds) Global Trends and Global Governance”, Pluto Press, 2002, p. 77.

[6] Shaun Breslin, “Decentralisati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g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sation and Rregionalisation, University of Warwick, No.38 1999.

[7] Shaun Breslin, “Decentralisation, 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 5 (2000): 207.

[8] Lisa J. Sansoucy, “CGP-SSRC SEMINAR SERIES Remapping Asia: Competing Patterns of Regionalization Conference Report”, March 2001, p. 2

[9] 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和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

[10] 即使是欧洲联盟，尽管长期不懈努力实际上已经很接近“地区”的目标，但仍然与预期的“地区”具有距离。更不用说世界上其它地区了。

[11] 俞正梁、陈玉刚和苏长和：《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台北：雁山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

[12]Shaun Breslin, Richard Higgott and Ben Rosamond, “Reg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Shaun Breslin, Christopher W. Hughes, Nicola Phillips and Ben Rosamond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Routledge, 2002, p.17.

[13] 1954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实际上表明，新独立国家之间最多只是一种和平共处，而非合作。

[14] 这一点类似非洲。伦敦或者巴黎是中心，而非洲国家之间却缺少必要的联系。

[15] T. J. Pempel, “East Asian Regionalism”, presentation at the symposium "Korean Peninsula, Taiwan and East Asia: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on March 29, 2004. See http://www.glocom.org/opinions/essays/20040405_pempel_east/index.html.

[16] 大辻义弘、白石隆：《提倡扩大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中央公论》2002第2期。

[17] Toyoo GYOHTEN (Presiden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s: Its Potential, Its Limit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Europe”, presentation made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 Spring Membership Meeting held in Shanghai on April 16, 2004.

[18] Shaun Breslin, “IR, Area Studies and IPE: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isation, University of Warwick, No. 94, 2002.

[19] C. Fred Bergste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Next Presiden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20] 苏长和：帝国、超国家与东亚的未来，上海：〈国际观察〉，2003年第2期。

[21] 有关地区间关系的分析，可见挪威奥斯陆大学哈·赫维姆〈地缘政治与全球化：地区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载周荣耀主编〈“911”后的大国战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34页。

[22] 许多人把“亚太”叫做一个“地区”。固然，亚太可以成为（建构）一个地区。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失败实践表明，把一个“地区间”概念改造成为一个“地区”是很困难的。

[23] 曾分别担任加拿大政治科学协会和国际研究协会（ISA）的主席。

[24] 转引自K.J. Holsti,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u Institute of Global Issu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orking Paper, No. 26, December 1998, See http://www.iir.ubc.ca/pdffiles/webwp26.pdf. 该文正式发表在Kalevi Holsti (2002).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ale H. Ferguson and R. J. Barry Jones (eds.), Political Space: Frontiers of Change and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23-44.

[25] K.J. Holsti,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u Institute of Global Issu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orking Paper, No. 26, December 1998, See http://www.iir.ubc.ca/pdffiles/webwp26.pdf, p. 3.

[26] 直到现在，这个词是形容原属于苏联集团的中东欧国家发生的政治和外交变化的贴切术语。

[27] David Long, “The Euro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Russia Working Papers, Carleton University, Ottawa, Vol. 1, No. 2, 2001, p. 4.

[28] 转引自David Long, “The Euro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Russia Working Papers, The Norman Pater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rleton University, Vol.1, No.2 2001, pp.7-9

[2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ter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