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 走向***：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清水煮音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上海200062)

  摘　要：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入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把**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领导人认为，**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关键词：苏共二十二大;对苏方针调整;左派队伍形成;中苏大论战

  1960年7月，赫鲁晓夫做出全部撤回在华苏联专家的决定，中苏关系一度呈现***的趋向之后，面对中国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毛**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同赫鲁晓夫的斗争，确立了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对苏让步的指导思想。刘少奇等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国领导人随之将落实**中央对苏“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24字方针的重点放到了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上面。**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实现与苏共团结的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以是年末举行的莫斯科81国兄弟党会议为转折点，中苏关系逐渐显露的缓和迹象上升为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一种主色调。**的宣传基调开始向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趋同，两党观点接近、认识统一之势，奠定了双方关系缓和的基础。只是，此时**对苏政策的调整，实际是毛**等**领导人迫于国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1](P34，35)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化解。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它仅表明了中苏关系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事实上，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形成的国际共运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已与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看来，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①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会上发生的两件事情极大地触动了毛**与**中央：一是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支持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被拒绝与会并遭到指名批评;二是**认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新的苏共纲领获得通过。由此，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从维护阿劳动党入手，开始准备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友好、缓和的局面就此结束。进入1962年后，中苏两国关系中大事不断，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每一件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央对中苏矛盾的性质、两国关系的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两国继续务实地寻求具体的共同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但是，促使**迈出破裂与苏共关系步伐的关键，还不是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而是毛**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估计的变化，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以及中国党在世界左派队伍壮大的新形势下，启动了对做国际共运领袖目标的追求。**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敌我性质、半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已成为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

  本文着重考察了1961年后期至1964年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发展的脉络，探究了**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缓和重新转入以斗争为主的过程，以及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国内、国际因素。

  中苏两党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暗中斗争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同处巴尔干半岛，在历史、民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是在南共的一手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发生冲突，铁托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恩维尔·霍查及时转变立场，积极追随斯大林，加入了对铁托的讨伐。②此后，苏阿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阿尔巴尼亚是成员国之一。苏联在阿的发罗那建立的海军基地，成为华约组织在地中海上的最重要的据点。③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苏联调整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一贯敌视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开始严重不满赫鲁晓夫与铁托进行政治调情。[2](P106)1961年2月，阿劳党四大召开，阿领导人在苏共代表团与会的情况下，指责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和独*分子。赫鲁晓夫则于3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指责阿方对发罗那海军基地苏军的态度不好。苏阿关系急转直下，斗争日益尖锐，赫鲁晓夫相继做出了停止对阿无偿经济援助和撤出发罗那基地苏联海军的决定。[3](P3528-3529)[4](P244)[5](P116)同苏联关系恶化的阿尔巴尼亚转而与**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迅速团结到了一起。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阿劳动党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阿关系趋向密切。

  此时，巩固与苏联的团结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不能为过度维护阿劳党而牺牲刚刚用让步政策换来的中苏关系缓和的新局面。由此，**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另一方面是“不要中苏关系好了使阿尔巴尼亚感到冷落”，“要照顾到跟阿尔巴尼亚的团结”;另一方面是“也不要去包了，苏联压阿尔巴尼亚，我们就全部把阿尔巴尼亚包过来”。“不要把文章作绝了。但是也不要去批评它不策略”。[1](P71)对苏阿矛盾始终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苏阿争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实际上一直在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做劝说工作，竭力调和苏阿矛盾。既劝阿同苏联搞好关系，表示中国不插手对阿军援较好;应后发制人，要针锋相对地斗争，也要留有余地。[4](P345)[6](P406)又致函苏共中央，认为苏联从发罗那海军基地撤退舰队“不适当”，“极不利于共同对敌斗争”，希望苏共中央改变这一决定，苏阿关系应通过协商途径得到解决。[7](P527-528)

  与此同时，中苏两党之间的信息交流稳步进行。1961年初，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中确定由赫鲁晓夫报告新的苏共纲领草案。2月，契尔沃年科大使向刘少奇通报了这次全会的情况。[8](P491-492)[9](P307)接着，陈毅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在7月21日参加完日内瓦老挝问题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做短暂停留，与苏共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契尔沃年科则在7月24日，即苏联公布苏共新党纲草案一周之前，将厚达112页的俄文党纲草案连同中文译文一并交给了彭真和杨尚昆。[9](P307)[4](P47)[10](P52)这个新纲领将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进一步系统化，并且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在**看来，这份文件可以说是苏共“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11](P562-563)[12](P84，83)几个月前，**中央听说赫鲁晓夫要搞新党纲后，为了拖住他不要在修正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曾通过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向苏共二十大的纲领发起过一轮攻击。

  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仅没有“挽救”赫鲁晓夫，反而是**自己先搁置分歧、做出了让步。面对这个将会被拿来指导国际共运的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中央开始酝酿重开与苏共的意识形态斗争，只不过其切入的形式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维护。

  8月，在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会议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的刘晓受中央委托发表口头声明，反对苏方拒绝阿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做法，呼吁改变此项决定，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及指责。[7](P528)[4](P244-245)中苏两党关系缓和脆弱的神经初步被触动。不过这属于正常的矛盾冲突，**对苏的既定方针并没有就此改变。故而，尽管毛**等**中央领导人对新的苏共纲领持否定态度，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前却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自己的认识。

  9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会见陈毅，提出：中国报刊没有对苏共纲领草案做出评论，这在外交使团里被看作是**领导人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立场。陈毅当即回驳说：“这是无聊的谎言，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已经全文发表了纲领草案，并出版发行了单独的小册子。”进而解释道：“**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即将发表贺词，而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更好地学习这份严肃而重要的文件。召集记者写几篇关于纲领的文章———这并不是难事儿，瞬间就能够办到，但是，没有经过分析和思考而仓促写出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对于苏共党纲草案我们可能有的只是支持。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目前，**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农业上，中国领导人几乎长期住在各省里，我们简直是没有时间处理其他重要的事情”。[9](P313)

  陈毅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托辞，其实在8月23日至9月16日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着重研究工业、粮食等问题的**领导人、与会者及理论家们，也曾多次讨论过苏共的新纲领。[10](P62-63，64，66，68)对于中国***人来说，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提出，无疑是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苏共已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12](P411，424)只不过，这时的**中央仍然希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在毛**的认识中，依然是只要不妨害原则的坚定性，一切策略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一定的妥协是许可的。①

  为了既表示原则的坚定性，又维持策略的灵活性，**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实际采取了一种迂回战略，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会议期间及其后，只正面阐述**中央的认识和立场，对苏共纲领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与此同时旗帜鲜明地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苏共对阿进行政治制裁，以对阿劳党的支持，间接表明**对苏共纲领的态度。而赫鲁晓夫似乎与毛**的思路不谋而合，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借攻击阿劳党代表团之名，行批评**之实。结果一个是“挺阿射苏”，一个是“打阿射华”，手段不尽相同，反映了此时中苏两党的初衷还都是想将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于是，一场暗中斗争开始了。

  9月末，邓小平在会见契尔沃年科大使时，为调和苏阿关系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表示：苏阿双方“都不应该把事情做绝，应为调解留下某种余地”。说“**和苏共之间也有大量争论。好在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没把事情做绝”。但是，契尔沃年科通报的阿尔巴尼亚的一系列步骤已经危害到华约成员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利益的情况，以及苏共破例不邀请阿劳党参加会议的做法，②已预示了苏阿关系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赴苏前夕，周恩来在会见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时谈到：这次我们去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是去祝贺，我们的贺词除致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这样强调对敌斗争有好处。[6](P440)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赫鲁晓夫谈到斯大林时不仅语调猛烈，而且还用了一些粗鲁的形容语，如：“斯大林是个坏蛋”，是个“白痴”、“傻瓜”，“刽子手”等等。周恩来专注、安心地听完这番谈话后并没有反驳，只是说：“我们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对斯大林有很大的意见。这些很大的意见是与他对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的评价有关的。在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错误归咎于他，而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党的错误。我们把所犯的一切错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去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这些错误负责的问题。”[13](P93-94)通过这次谈话，**代表团应该对二十二大可能要对斯大林做进一步否定有了精神准备。

  10月17-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7、18两日，赫鲁晓夫先后做了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阐述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严厉批判斯大林，并点名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4](P244-245)[11](P561-563)19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读了毛**签署的贺词。他在讲话中指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6](P440-441)周恩来的讲话赢得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而主席台上赫鲁晓夫等人没有鼓掌，受到全场注目，赫鲁晓夫为此“面红耳赤，表情沉重”。③

  翌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召开扩大会议，由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对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10](P79)此方针的具体内容目前尚未见有材料详尽披露，但据**代表团在会议期间采取的迂回、暗中斗争的举措，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灵活、克制、软中带硬的斗争方针。

  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由《人民日报》同时摘要报道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全文发表周恩来的致词，既表示**对苏共报告的重视，又申明中方强调团结的立场;[14]在莫斯科，21日由周恩来率**代表团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花圈，上面分别题词：“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和“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6](P441)[13](P93-94)以此对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斯大林的攻击做出回应。

  一方面，周恩来在22日与苏共主席团负责人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只正面阐述**对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苏共党内反党集团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6](P441)有限地批评苏共对阿劳党的做法，而不直接批评苏共纲领，不就意识形态分歧问题做面对面的争论。周恩来在分别会见胡志明、黎笋、金日成等兄弟党领导人时，也只是批评赫鲁晓夫对阿党的做法，不评述二十二大的报告和新党纲。[15](P1610-1611)总之，注意避免为此与苏共发生正面冲突。

  与此同时，苏共方面也试图缓和中苏两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在同**代表团的会谈中，一方面表示：苏共二十大后，**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12](P85)一方面又保证苏共领导层重视维护苏中友谊和苏中两党的团结。[9](P316)赫鲁晓夫还利用22日的休会时间，邀请**代表团吃中饭，两个小时中不谈政治问题，[10](P79)摆出息事宁人的示好姿态。会议期间，苏方虽然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对**进行影射攻击，但在用语上还是注意分寸并留有余地。[5](P116)

  由于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纲领路线毕竟与**的立场观点差距太大，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后，对**的指责声不断，于是，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以示表态。[5](P113)**采取的这种回应措施，其主旨还是要在回避正面尖锐冲突的同时，表示**依然坚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由此，23日，周恩来以要回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由向苏方提出提前回国的要求，指定彭真为代理团长。赫鲁晓夫对此虽心中不快，却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去机场为周恩来送行。[5](P113)[16]

  10月24日，周恩来乘专机回到北京，毛**、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到机场迎接，[16]以此政治色彩浓厚的行为，含蓄地向苏方表明**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和态度。苏达利柯夫临时代办就此事向莫斯科通报说，与此前类似的迎送惯例不同的是，这次苏联大使馆的代表没有被安置在机场的政府休息厅里，而是被礼貌地送到只有中国外交部官员余湛所在的房间中。迎接周恩来的仪式异常隆重。周恩来显然没有料到毛**会亲往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看到毛时感到吃惊，毛极其热情地向他问好。在同到机场的苏联官员打招呼后，毛没有说任何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话，只有刘少奇道了几句礼节性的话语。苏达利柯夫评价说：众所周知，毛**很少在人民中间露面，几乎没有迎接和欢送过任何人。他能够来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被人们评定为是打算显示对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行为的支持，这给周提前国的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9](P316)[10](P81)

  不过，周恩来回国后，**代表团虽然在会上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一般性辩论，但在一些参观活动中，继续避免涉及两党的政策分歧，主要还是讲友好团结。彭真认为向群众讲话应和会议讲话不同，气氛要和缓一些。[9](P314-315)[5](P113)

  10月26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日发出的谴责赫鲁晓夫的声明。而赫鲁晓夫随即在27日向大会做的总结发言中提出：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对在大会上公开提出阿苏关系问题表示不安。据我们的理解，他主要的是担心苏阿关系的现状可能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对中国朋友们的不安具有同感，珍视他们对巩固团结的关心。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17]

  其后，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词中就和平共处、帝国主义性质等问题不点名地与**进行辩论，驳斥**领导人的指责，以批评“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顽固的莫洛托夫分子”影射攻击**。[9](P314-315)大会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并在通过的《关于弗·伊·列宁墓的决定》中提出：“在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7](P528-529)[11](P568)针对这种情况，10月30日，毛**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还是决定对此默声抗议，不写文章。[10](P83)彭真也在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指示刘晓说：尽管两党争论很激烈，但两国关系还要保持友好，应多做一些友好工作，不要把形势弄得太紧张，使得没有回旋余地。中苏关系还在变化中，改善关系的因素仍然存在着，因为两国都有此需要。[5](P114)尽管这一阶段**代表团对外采取了克制的斗争策略，但是在国内，还是开始了集中批判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的活动。这种状况，成为了中苏关系重新紧张的起点。

  11月9-10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做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他强调指出：“中国***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具有原则上的性质，在中苏两党的思想斗争中出现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国***永远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并将把这种立场坚持到底，哪怕这需要5年，10年甚至更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会听命于苏联，它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成社会主义。”[6](P442)[9](P316-317)翌日，毛**则在关于中国在国外得到拥护的通讯报道上批语说：“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18](P600)

  **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在中国中下层干部中传达之后，阿尔巴尼亚问题、苏共纲领问题等情况迅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传播开来，渲染起了广泛的反苏情绪，人们对二十二大引起的许多重大问题议论纷纷，群情激愤。[19](P10-14)而此期由于《人民日报》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霍查反击苏共的报告等材料，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特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对此提出指责。[20](P205)中苏关系缓和的形势面临瓦解的危机，这是**领导人此时还不想发生的局面。由此，**中央、外交部相继发出一系列指示、通知，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

  11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苏阿关系问题的指示，要求对于霍查的报告，“目前，我们暂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处理兄弟国家、兄弟党可能进行的责难和挑衅方面，应掌握五项原则，对苏阿关系问题，要维护阿党的正确立场和观点，要明确是非，不要含糊其词。在谈话中要紧握团结的旗帜，区别对象，注意策略，有理有节，适可而止。应限于口谈不要见之文字，更不要走到街上，形成群众式争论。等等。[21](P66-68)11月25日中央又批转东北局的有关通知，指出：要使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问题，继续高举中苏团结的旗帜，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强调要避免发生一切可能被人利用来破坏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事情。此通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在各种公共场所特别是沿国境线地区、国际列车、国境车站和港口附近，应控制和避免议论这类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各级干部和各方人士有关二十二大的反映，一律集中到各级党委宣传部以绝密电报向上级宣传部上报。各地报刊不要针对二十二大有关问题发表影射性言论。对外国专家和留学生的议论可多听少说，表示意见时，应以周恩来在二十二大的致词、吴玉章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有关提法为依据。等等。[22](P10-14)次日，外交部也发出有关苏共二十二大问题在对外接触中应注意的事项，规定各驻外机构和外事机构在对外接触中严格按照周恩来致词的口径答复兄弟党提出的问题，如有人挑起争论，应坚决站稳立场予以回击，但也不必纠缠。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探询，要以中苏两党团结牢不可破示之。等等。[23](P42)

  12月，苏联宣布同阿尔巴尼亚断交后，中国于继续对阿提供政治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4](P337，343，345)的同时，再发通知，重申11月26日外交部通知中的有关精神，并强调要求中央、国务院、地方各机构组织，在对外接触中不要主动谈论苏阿关系问题。[22](P1)

  进入1962年后，2月22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央，指责中国报刊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4](P246)3月1日，契尔沃年科又与邓小平会见，转交苏共中央给**中央的信。信中提出了改善苏阿关系及苏中两党团结、搁置争论等问题。邓小平阅信后建议说：在改善与阿尔巴尼亚关系这类问题上大党应该采取主动。对于大党和大国来说，不存在威信问题。认为苏共中央提出苏中团结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党应该努力利用现有的可能克服双方关系中存在的困难，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两党在多数问题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可以加强团结。说：“你们的信号召团结———这很好”。“对于我们而言，”“很清楚，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农业。”契尔沃年科则表示相信，苏中两党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无论多大，也不能阻碍苏共和**的团结，只要有了紧密团结的愿望，我们就能回到真诚信任和友好的形势之中去。其后，**中央建议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苏共中央2月来信中提出的问题，统一思想。这一意见因苏共中央要求国际会议召开的先决条件是阿领导人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告搁置。①

  总之，随着**越来越深地介入苏阿冲突之中，中苏关系重新出现恶化的迹象，但是中国这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还放在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上，两党都表示了珍惜关系缓和局面的意图。中苏双方暂时搁置或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维持关系稳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不过，1962年春夏之交，在中苏边界西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生的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及冲击伊犁州党政机关的“伊塔事件”。②这次事件的发生虽然与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加深加剧有关，迄今为止却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苏共决策层直接策划了这次事件。但不管怎样，其结果是严重干扰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正常道路上徘徊的日程，影响到**决策层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而此期**党内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时出现的一种否定毛**设计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倾向，则进一步促使毛**下决心迈出了与苏联决裂的步子。

  毛**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调整对苏方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造成的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毛**在考虑对苏政策时不得不以眼前利益为重，先扭转经济困难之势，再解决与赫鲁晓夫的原则性分歧。由此，**中央不仅在莫斯科会议上对苏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在苏共新纲领出台后，继续采取容忍态度，搁置争执，谋求稳定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这种妥协其实已大大违背了毛**的初衷，使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压抑之中。即如他在苏共二十二大后所谈到的：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不过，在毛**看来，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办的好事是基本的，只是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24](P1016)这种认识实际预示了毛**进行经济调整、总结经验教训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24](P1077)这是毛**承认错误的心理底线，如果触动或越过，必将引起他的干预。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将调整工作深入下去，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1962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中，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5年、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做出结论”;[24](P1046)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并重提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例举过的湖南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25](P421，337)[24](P1024，1023)

  此时**党内出现的这一类认识，显然已经含有了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思。这不啻于是响应了赫鲁晓夫对**国内政策的批评。对于毛**来说，“大跃进”运动的目的是要显示中国的建设速度快于苏联、发展道路优于苏联;人民公社制度则是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这两项发明创造是不容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否则就触动了他实行政治、经济调整的大前提，超过了他总结经验教训的心理底线。毛**开始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看作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形成了“党内出现新的右倾思想”的概念，[24](P1103)[26](P22)警觉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毕竟中国不可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只有马列主义。①由此，他在会上提出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意见。②这种情况，事实上也促使他开始改变对外政策调整中的缓和思路，考虑中止对苏让步方针。

  关于对外政策问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毛**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25](P418)王稼祥则于2月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致函周恩来等人，其后又起草报告、文章，详细阐述了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些文件中，王稼祥一方面继续1960年末与苏妥协期间**领导人关于时代、战争等问题的反思，强调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指出，中国不赞成片面强调世界战争已经注定可以避免，但也不认为世界战争注定地不可避免，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中国不认为武装斗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中国赞成运用裁军的口号。等等。[27](P560-561)[28](P446-460)一方面就对外斗争中的策略问题提出建议，主张在国际斗争中，中国“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在支持别国反帝斗争和民族独立、民族革命运动方面，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民族的敌人;等等。提出避免中美战争、改善中国国际处境的根本一环在于避免中苏破裂。为此，设想同苏共发展对等的统一战线的关系，有斗争、有团结，维护中苏同盟;在中苏关系上应当纠正“左”的错误，那种断言紧张比缓和好，紧张能够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只会加剧中苏分歧和矛盾。等等。[27](P563-564，556-557)[28](P444-445)

  这时在毛**看来，王稼祥的反思性认识，是在苏共进一步向修正主义下滑之后，继续向赫鲁晓夫的观点靠拢;其关于中国在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上有“左”的错误的检讨，无疑越过了毛**的对苏政策的认识限度。毕竟对于毛来说，以妥协让步改善和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以策略的灵活性为先的应对方针，它并不是纠正“左”的错误的结果，当然也更非对马列主义原则的放弃。

  7月初，在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之前，王稼祥根据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以来**中央确定的一系列缓和方针，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与会方案并主持起草了讲稿。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完全同意了这种方案。[26](P21)

  其后，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个“一不反对美帝，二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29](P83)的大会，具体实践了1960年末刘少奇与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先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同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进行交谈，就对裁军等问题的认识达成妥协，然后召开兄弟党会议进行协商，最后由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公开会议上发表讲话。[26](P22)王力在未向国内请示的情况下，同意了会议起草的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王稼祥与中央书记处的方案其实不过是在维持前段时间**中央对外政策中的缓和基调，可是毛**却转而批评说，这样做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30](P490)

  此后，在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发表了关于阶级、国际国内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6](P492)**中央实际根据毛**的思路，提出了对整个国际形势的新看法，认为帝国主义每况愈下，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天天更加反动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更加原形毕露，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马列主义左派逐渐形成、发展，中国***的影响一天天增加，毛**思想一天一天成为革命人民的旗帜。这更明确看到代表帝国主义的是美国，代表修正主义的是赫鲁晓夫，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整个形势还是东风压倒西风。[29](P46)毛**则根据其对国内形势的新的认识，把中央一些同志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批判为“翻案风”，[6](P492)指责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这不是压我?进而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目的即在于防止修正主义。[24](P1077，1145)[6](P492)王稼祥关于对外工作的主张，也随之被会议批评为是“三和一少”的错误。①

  应该说，彭德怀于此时提出平反的要求，进一步刺激了毛**警惕苏共势力向**党内渗透的敏感神经。毛**早就把彭德怀看作是**党内的修正主义者，②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拾1959年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即“通苏联”的责难，[31](P232-233)说彭德怀和高岗“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24](P1091)这种旧调重弹的结果不啻于是火上浇油，加深了毛**关于“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32](P199)相互勾结的认识，促使他将所谓“黑暗风”同“翻案风”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把党内对于政策失误的反省当作了当年庐山会议上所谓的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阴谋推翻”毛的领导，试图让莫斯科控制中国那一幕的重演。[33](P390-392，523，600)

  这种思维逻辑直接影响到毛**对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的检讨，使他做出了调整对苏方针的决定，将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的思路恢复为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的基调。按照这种调子，王稼祥和王力重新考虑中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做法，起草了参加8月初在东京召开的禁止原*子DAN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方案，即对苏联及修正主义国家和党的代表要针锋相对。随后，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在会上同苏联等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论争。[26](P23)这一行为被毛**评价为是“7月犯错误，8月改。”[30](P490-491)

  在8月26日至9月23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9月24-27日举行的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诉遭到了声势很大的批判，被上纲上线为是配合“三尼”(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尼赫鲁)反华，利用中国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新的进攻，是“里通外国”，“国际反动别动队”，是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的阴谋。[24](P1093，1094)会议继续批判“三和一少”的思想，明确将它与“黑暗风”联系到一起，认为之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是只打小算盘，不打大算盘;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32](P188-189)其间，经毛**批准，部分与会成员还以中央外事小组的名义，开会批评王稼祥提出的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妥协方案，以及由他主持起草的、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信函、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6](P24)

  9月24日，毛**在全会上着重讲了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24](P1100，1145)全会公报特别发表了毛**那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著名论述，并强调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运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①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至此也发展成为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26](P24)[24](P1110)

  这样，从1961年5-6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中央在一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总结教训，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基本遏止住了工农业不断滑坡的势头。但是，**中央在总结政策失误的过程中触动了毛**同意进行调整的前提，突破了他承受失误的心理底线。由此，经过北戴河会议，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止，国内政治风向再次发生逆转，毛**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中断了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进程。随着毛**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的“三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其1960年以来形成的务实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开始转变。国内政治的变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34](P593-594)

  **中央这时开始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强调这条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要求“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总路线”。[35]这就将视野投向了外交上的路线斗争，其实也就是重新突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即党际关系的层面，改变了中国1956年时所倡导并强调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36]的外交基调。中苏两党新一轮意识形态论战呼之欲出，关系破裂的前景已轮廓初显。

  不久，中苏两国即率先在外交上展开了新的斗争，其从客观上加快了**对苏方针向斗争层面转化的速度。

  中苏外交上的新一轮较量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足一个月，国际上同时发生两件大事：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中苏两党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由配合到斗争，重新开始进行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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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勒比海危机过程中的斗争

  1961年4月猪湾事件之后，苏联开始加强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其后，考虑到对付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干涉活动，保护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应对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西德、英国设置导弹，以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的态势，赫鲁晓夫征得古巴革命统一组织领袖、总理卡斯特罗的同意，于1962年6月开始，不断将有核弹头的中程和近程导弹秘密运往古巴，由苏军设置并操纵。美国政府获悉此情况后，于10月22日下令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苏美关系一度紧张至极，加勒比海笼罩在核战争的危险之中。这时，对于中国来说，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帝的前哨阵地，赫鲁晓夫用导弹武器帮助古巴加强防御能力，无疑有利于世界反帝斗争和古巴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10月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同时，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7](P533)

  但是，徘徊在核战争边缘的苏美两国很快就不敢、也不愿意再将这场危险的赌博继续下去，双方开始以积极的态度谋求缓和。10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提出了处理危机的条件：苏联撤走其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设施，美国则撤走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设施。毕竟在赫鲁晓夫看来，土耳其同苏联毗邻，苏土两国的哨兵互相可以望到。美国有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向苏联提出撤除进攻性武器的要求，苏联同样也拥有这种理由和权利。[37]同日，罗伯特·肯尼迪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传达了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所提要求的答复：作为交换，美国政府除撤消海上、空中的封锁外，还保证不入侵古巴;同意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但这项决定不能公开宣布。因为，在土部署导弹是北约的专门决定，现在由美国总统单方面宣布撤除，将破坏北约的整体结构，影响到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并将严重***北约。赫鲁晓夫与肯尼迪随即就此达成协议。28日，赫鲁晓夫下令停止古巴基地上的工程，把导弹装箱和运回苏联，并答应由联合国代表“核查拆除情况”;美国则在4-5个月内撤走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②加勒比海的风暴以此平息下来。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他不仅取得了华盛顿不侵犯古巴的承诺，而且还拔掉了土耳其美军导弹基地这枚钉子，破坏了美国对苏的军事包围态势。因此，加勒比海危机“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他的“一次个人胜利”。他“把世界引向原子战争的边缘而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不发一枪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没有给美帝国主义吓倒，而是完成了一件革命的壮举”。[38](P709)

  但是，由于苏美对有关土耳其的协定严加保密，中国并不知道有这场交易。在**中央看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就是“在肯尼迪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拿导弹、核武器作赌注，做投机生意”，一旦肯尼迪用核战争进行威胁，“他们就仓皇失措，步步退让，完全陷入被动”。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古巴事件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39](P3-4)

  赫鲁晓夫退却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的宣传机器立即投入全速运转，《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通信;[37]大报小报纷纷展开关于加勒比海形势的讨论，有的重要文章甚至把古巴形势比作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隐喻苏联用牺牲古巴主权的办法，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40]谴责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城市贴满支持古巴的标语;卡斯特罗关于古巴和苏联领导人关系破裂的电视演说小册子，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畅销读物;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中国领导人纷纷出面在各种*会上发表讲话;陈毅在出席11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45周年纪念大会时，用“良师的口吻”当面指责苏方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示*活动自11月3日到6日从无间断，其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以至于在京苏联外交官向国内通报说：中国舆论宣传的注意力全部投入到关于古巴问题的争论中了。①

  与此同时，**中央转而批判说：苏联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其“真实目的，不是援助古巴人民，而是用侵犯古巴主权的办法来控制古巴革命;不是援助古巴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企图把古巴作为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棋子”。“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对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革命是极为不利的”。[39](P4)赫鲁晓夫则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借反对教条主义、斥责阿尔巴尼亚为名，指责中国围绕古巴危机的所作所为是想挑拨苏联同美国冲突，而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冲突意味着引起世界热核战争。[41]他后来还曾评论说，中国人一直在公开地大吵大嚷，并且在卡斯特罗耳边嘀咕：“记住，你不能相信帝国主义者会恪守他们所作的诺言!”换句话说，中国人利用这个事件在古巴人面前向我们脸上抹灰。[38](P708)

  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冷战年代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核战争的前景有从纯理论问题转变成现实的危险，其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结果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惊恐不已，这不啻于是一针清醒剂，使得他们对核讹诈手段的运用转而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而双方在危机处理中达成的妥协，也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创造出了某种信任的因素，使他们看到了在核不扩散、停止核试验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前景。这一动向，恰恰又触动了中国维护主权的敏感神经。

  此前，苏联政府于8月25日递交中国政府一份备忘录，说美国向苏联建议签订一项防止核扩散协定，其中规定：核大国不把核武器及其所需要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无核国家则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苏联政府对这一建议“给了肯定的回答”。[7](P531-532)此时的中国正在加紧制造原*子DAN，其研制工作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42](P38)故而中国政府于9月3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这一建议，它“是个大阴谋”，旨在“束缚中国的手脚”和“挑拨中苏关系”。[7](P532)随后，二机部(核工业部)便在9月11日给**中央和毛**呈送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DAN爆炸的目标。[43](P748)中国政府在10月20日答复苏联的备忘录中声明：“如果帝国主义没有真正全面禁止核武器，中国绝对不会承担不生产核武器的国际义务”，如果苏联代替中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话，“中国政府将保留自己对此发表相应声明的权利”。[7](P532)

  加勒比海危机过去后，中国加快了核试验的步伐，10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央呈送的二机部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在1964年爆炸原*子DAN的设想，同时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1月3日，毛**对此做出批示：“很好，照办。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7日，中央专委会即正式成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开始进入突飞猛进时期。[44](P432-433)[6](P512-513)中国的“独特立场”无疑使赫鲁晓夫在继续与肯尼迪就禁止核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成协议的进程中，陷入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在苏联方面看来，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可靠地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中苏关于核扩散问题分歧的实质即在于，社会主义各国在反帝斗争中“是单干”，“还是共同行动”。[7](P532-533)中国方面则认为是“美赫勾结，限制我们搞原子科学”。[29](P83)在美国没有做到禁止核武器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应加强拥有核武器的优势。你们有原*子DAN，好，我们再有一点不是更好吗?有了优势，才能制止核战争。[45](P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