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我在朝鲜的日子

岸上的猪

1976，我在朝鲜的日子
袁永明   
他们一年只能吃两次肉；他们每个月只能唱规定的二三首歌；他们只有一个电台频道；他们的军官也消极怠工；他们似乎隐藏了自己的喜怒哀乐。

    1976年，遥控技术专家袁永明被派驻朝鲜，援建平壤市秘密的地下铁路项目，在朝鲜生活了近一年，这一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成了他日后永难磨灭的记忆。

    北京、平壤、地铁

    1970年代，北京开始搞地下铁道，就是现在北京在用的地铁，朝鲜也要搞。苏联帮着弄一条线，中国帮着弄二条线，中苏关系那时已经破裂，所以还是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在平壤这个地方展开竞争。

    当时形势很紧张的，普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很可能从朝鲜这个地方爆发，一旦战争爆发，平壤的老百姓都要能够被平安地安置在地下，就不怕美国的原*子DAN喽。当时情况是非常紧张的。

    听说当时朝鲜的三八线发生了一件事，因为非军事原因不能放枪，朝鲜军队的军官在三八线扔了一个斧头，砍死了一个美国的军官，弄得非常紧张，这件事很有可能成为导火线，引发战争。战争一旦爆发，中国和苏联都会参与进来。所以，就有了我们的这个援助，准备把朝鲜人民安置到地下，保护起来。朝鲜方面提出来这个地下铁道和一般的地下铁道不一样，希望可以在没有人的时候，也能由中央控制室集中控制，就是说哪怕没有人。被人家毒气毒死了，都死光了，整个系统也不能瘫痪。为此中国派出了遥控遥测专家组一共六人，我是其中之一，在朝鲜工作了近一年时间。

    在整个平壤市内，这条地下铁道是规划好的，是要经过金日成住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条地下铁道一直通过他的住处，我们知道他只要从房间里出来就可以直接下到这条地下铁道上来，它在平壤市内是走下面的，但是出了市内，就像我们的地铁到锦江乐园站出到地面上来一样，它就接上铁道，一直可以通到北京了。整个的长度几十公里，出了平壤，到铁路，我们就不管了。

    在当时，这是天大的机密，走的时候家里人知道我去干什么，但是，对外不说的。1976年，出发的时候正好碰上唐山地震。坐飞机到北京，我的车刚到北京饭店门口，上了电梯，开始地震。电梯出来，饭店楼上开始摇晃，掉下来的石头把饭店门口的汽车砸坏了。走的时候拿的是外交官员的护照，一切都免检的，从北京到平壤，为了安全，不让坐飞机，坐的火车。

    监视、工资、传授

    到了朝鲜，有两个中国专家组，一个是我们，一个是金日成著作的专家组，他们早到一些，主要把金日成对世界发表的所有文章和讲话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这些文章一定要专家们来做，否则犯错了，就会有大的政治问题。

    我们六个人住在朝鲜的社会**部安排的一个宾馆。一到三楼只有我们几个人，穿的都是朝鲜的军装，没有军衔，六个人三辆汽车，是不允许我们自己踏上平壤的土地一步，一定要他们的车带着我们到任何地方，当然他们是提出了冠冕堂皇的道理，就是外面特5很多，如果你们被特5抓住了，将会产生很大影响，虽然招待得很周到，我们一举一动其实也完全在人关注之下。

    而且一般的老百姓不能接触，他们不能跟我们讲，不要接触老百姓，但是他们限制老百姓和我们交往。有一次，我们和他们说要到商店里买点东西，时间告诉他们了。那天，到了商店，整个一个商店，除了我们六个人，没有任何普通的客人，所有的营业员都知道我们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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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工资是他们发的，一个月2000朝币，基本是一比一的比例，我们国家为了表示友好，只拿了一部分，他们就把这2000块都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经常安排我们去看歌剧和电影，所有的活动基本上是只有我们六个人，很严格，严格到无法想像。但是小孩子，他们是无法控制的，他们不懂。经常等在宾馆门口和我们玩。

    刚到的时候很紧张很困难，下到很深很深的地道，一个一个站的安装遥控装置，他们的人是从军队里选拔出来一般的技术军官，一个少校带一批军官来学，地下铁道、遥控以前都没接触过，基础是很差的。安装第一套装置，都是我们亲自装。等于是既当技术人员，也当施工人员，还要教他们。我们在那做。他们就站在旁边看，样样都是自己做。

    教他们也非常累，他们一点基础都没有，从前都是打仗的，但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有基础。他们也是军队里鼓捣鼓捣半导体，选出来懂一点的，可和我们的要求相差太远了。

    三四个月以后，好一些了。

    同时，还要遥控，比如说我们人民广场要有个总遥控的调度室，那么徐家汇这个站要和人民广场配合起来，两边要打电话，人民广场告诉那边，我这里怎么操作了，你那边怎么反映，但是我们去的专家组六个人只给配了一个翻译，朝鲜懂中国话的人还是很少。那么两边分开以后．只有一个翻译是不行的。我到了那边以后决定学朝鲜语，但是教材哪来呢？现任科技出版社社长吴智仁是我很好的朋友，他说，我给你寄，但是，不能写信，给我们的东西是不能通过邮局寄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也不能打电话，只能通过外交信使带过来。外交信使两个礼拜来一次，一个人只能带重量20克的东西，我家里的信通过外交部转给我。这本书非常厚。也就是说要经过每两个礼拜撕下来二十克，分几次带过来。我就开始学朝语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要翻译了，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直接告诉那边的技术人员我需要他们怎么做，还有就是在下班的路上，我听了广播可以告诉我的同事今天晚上放《卖花姑娘》还是《血海》啊！

    等级、请示、变脸

    在朝鲜，人和人之间阶层的划分特别严格，比如说，我是政府部门的司机，你是一般公司的司机。撞倒了，不管是你对还是我对，先下去，政府部门的司机二话不说打一个耳光，普通司机一点话都没的说。在马路上是六车道，三来三去，靠马路中央的车道只能是外宾和中央首长走的，一般人不能走，第二条才是一般车道，第三条是货车的车道，很严格的规定。   

    每天早上8点开车，下去的时候司机已经坐在下面等我们了，车开得飞快，象飞一样的快。走中间的道，而且不怕撞人的，也没有人敢在中间那条道走，走了，撞到也白撞。宾馆里的服务员见到我们，老远就站住。鞠躬鞠在那等你走过去，她才走动。我们在乒乓球室内打球，如果球打到服务员，他们会很恭敬的双手奉上，你拿走了，她才敢走。在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

    虽然去的时候，中国的**刚刚结束，但是，感觉上朝鲜比那时候的中国左得多，早请示晚汇报很厉害。每天去上班，我们到了。总归是检查一下昨天工作的情况。他们是没有人的，都在一个房间里关着，三四十人，把鞋脱在门外，都是那种军队草绿色胶布鞋，简直分不出哪一双是谁的：他们就在里面拿一本红皮子的书。像我们的红宝书一样，当然不给我们看，要早请示，念语录，根据语录的指示讲今天应该做什么，后去工作。

    朝鲜对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专门派人到中国学习烧中国菜，用的料也是最高级的。海鲜什么的都上，在国内都很少吃的到，每个星期都给换样，歌剧呀、杂技啊．各种各样。我中间生病了一次，其实也没什么，眼睛红了。我以为给我配点眼药水，我自己点点就算了，谁知立刻安排我住院，单间，医生晚上都来看我，和我聊天。我们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相对先进的国家的，在那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感。

    其实，说到当时两国关系，也不能说是密切不密切，有求于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增加设备。对我们专家就非常好。因为这个要求由他们提出来，会拖很长时间，他知道由我们向上级打报告就很快，于是，饭就弄得非常好。休息的时候，给水果和糖啊之类的。过一会，问题抬出来了，让我们帮帮忙。如果我们不同意增加这个设备，他第二天的菜就比较差了，变脸变的非常厉害。

    我们六个自己很活跃，搞什么乒乓球比赛象棋比赛什么的，随从就在那坐着，服务员也很工整地远远地站在那看，根本不可能做朋友，虽然他们事情做的也很周到，但是，只是工作，这种关系也很别扭。

    歌曲、吃肉、男女

    当时一般老百姓如果家里买了台收音机，就要把你各种波段全部拆掉。不准听，只有有线广播(政府频道)，家家都有有线广播，只要你从街道拉一条线到家就听得到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电视。生活非常单调。

    娱乐就是《血海》、《买花姑娘》这些，唱歌也是规定的歌。我有一本朝鲜社会**部发给下面的人的歌本，每人一册，第一页就是金日成语录，接下来是歌曲目录：一月份你唱这三个歌，二月是这两个歌，一直到十二月，你每个月唱什么歌都是规定好的，一年你只能唱这样的歌。

    当时的朝鲜老百姓，一年只能吃两次肉，物资匮乏，统一分配，发的都是肉票，时间也是规定的，一次是金日成的生日(4月15号)，一次是元旦，他们不过春节。

    和我们接触最多的是服务员，他们经常请我们帮她到外国人的商店去买一些笔记本和笔。说明她在外面买这些东西都很困难，可能质量很差。朝鲜生产的计划就是按照等级来计划的，政府或是外国人使用的东西生产的质量可能就比一般老百姓的东西质量好些。

    翻译和我的关系比较要好，那天，他在垃圾纸篓里翻来翻去的。我说你找什么呢?垃圾这么脏。他说，我老婆二件连衣裙的票子，我放在钱一起的，现在没有了。我说，票子算什么。再去买一件好了。他说有这张票子和没有，价钱差很多倍，是计划的，每人一年一件连衣裙，如果在这件之外再买一件，那就是高价，比平价的贵很多，七八倍的样子，比如平价20元，没有票子就160元，你的工资随便怎么高，想穿的好的话根本不可能。而且，衣服的样子都是一样的，颜色会有所不同，反正就这些种，走在街上，夏天穿的裙子基本上是一样的，党中央的夫人，最时髦的女人也许会不一样，其他人都一样，包括男同志。于是搞了化纤工厂，小孩子的衣服都是这个料子的，棉布很少，根本不讲纯棉，对新衣服他们也不爱惜，反正每年都发的，也不需要去珍惜。

    朝鲜的女同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过去年纪大的女的多，也可以理解，因为有战争，男的死掉了，女的嫁不出去，可是现在也是这样。有一次我们的汽车在马路上开，见到小学生上学排队的，也是女孩子比男孩子多，大概点了一下数比例是7：3。朝鲜经常发表很多照片，比如说，金日成生日的时候，会和很多家庭在一起拍一张全家福照片，要发表感谢辞赋。感谢金日成给他们带来美好生活，也是女孩子多。许多家庭，生了很多女孩，直到生了一个男孩子，就不生，包括我认识的这个团长，三个女孩—个男孩，也是这样。

    女的如果到25岁还嫁不出，就很困难了。可以找到城市里的男子，女子的户口就可以从农村进到城市，如果找了农村的，户口就只能到农村，再也进不了平壤了。朝鲜男的特别大男子主义，用我们翻译跟我的话说：在朝鲜结婚，男的什么也不用带，只要带“这个”（指男性特征）；女的要为男的做西装、买家具、准备被子衣服，所有东西都是女的准备，男的手一甩，什么都不用管。在街头。经常看见男的在前面走，女的把写字台在头上顶着，跟在后面。

    军官、压抑、回国

    我生眼病，在医院的时候，看到窗台上有一个非常精美镂花的盒子，研究了很久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后来，睡觉的时候，我就把表摘下来放在里面，等后来，我到大使馆碰到。“金日成专家组”的专家高宗文，经他指点我才知道这个盒子是专门放给金日成挂像扫灰的小鸡毛掸的，如果是朝鲜的百姓，这就是很大的事，周围的医生没有一个人提醒我，也没有人有级别可以训斥我们。但是，这肯定是非常不好，不尊敬他们的领袖了。

    朝鲜不准妇女和外国人接触，也不许通婚。如果问朝鲜人，有没有中国人住在你们那里的，他们肯定都是说没有的，但是在大使馆，中国人碰到一起了，大家说到了我们毛主席逝世的纪念日，如果有人戴黑袖章的话，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人。即使戴了黑袖章的人，他也不可能表现出悲痛来，戴了黑袖章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不管你以前是哪国人，你现在作为一个朝鲜人还怀念别的国家，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在朝鲜确实有不少中国人，我去外国人医院去看病，有个看起来和朝鲜人一模一样的医生就是中国人。他是1962年发生自然灾害逃过来的，因为鸭绿江很窄，逃过去就加入了国籍，我和大使馆汇报了这件事以后，大使馆的态度就是不要理他，大概这种情况很多吧。大家都不说这件事，但是肯定有一个中国人的群体在朝鲜存在，只是他们不能像其他异国他乡的中国人那样公开聚会和活动，连朝鲜人民自己家庭的聚会都不可能。

    老百姓也不是说非常拥护这样的做法，很多人嘴巴不能说，一说就打成反革命了。但是在行动上，比如我们去检查的时候，机器门一拉开，里面的军官在睡觉，我不会说什么，说了他就没命了。他们消极怠工，在东北地区，逃过来的朝鲜妇女嫁给中国人，遣返，再来。

    我认为是很压抑的生活，但是他们从来不讲，包括我的翻译他在中国念到高中，然后回的朝鲜。对中国很有感情，以我的观察他的能力应该在更高的官位上。但是，他好像并不被重用。他有很多话不敢讲，只有我们俩的时候，他说说。比如说朝鲜男女失衡，别人会说根本没这回事，一样多，私下里只有他是承认的。所以，一旦你暴露自己太多了，根本不可能上去，我现在在想，如果我现在去朝鲜，这个翻译做到什么位置，恐怕很难。那个陪同也许上去了，他是烈士的子女，全程陪着我们的，他的思想是完全受着这一套的，有时工作上双方有分歧的时候，陪同完全站在他们那边，翻译会上不表态，私下至少表现出理解。

    凭心而论，我们在那的生活比国内好很多，但是，回国的时候，我真是很高兴。这不到一年的生活经历，我一生难忘，我很喜爱他们的音乐，但是他们的老百姓太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