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评论：六诺贝尔经济学家向新总统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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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评论：六诺贝尔经济学家向新总统建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同样因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几乎肯定要进入深度衰退，“大萧条”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当前的关注点便是如何防止形势恶化。失业率不可避免地会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将发现自己在重新就业之前享受的福利过期，数周后可能会有大约70万人处于这一境地。向银行注资非常关键，但杯水车薪的做法难以奏效，而且单靠这一项措施远远不够。各州面临着财政收入的巨大缺口，不援助的话它们将不得不开始精简人员。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房价持续下跌，止赎现象有可能继续扩大。


要想让经济复苏，我们需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科技的投入。对替代能源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投资可以帮助美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但复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防止旧病复发。我们需要新的监管措施和管理框架，使它不但能保护我们远离过度借贷的危险，还能够防止总统不知道如何管理现代经济的风险。


解决这些难题需要资源，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提高税收，至少是对高收入的美国人，同时妥当地利用我们所有的资源。美国经济有两大资源浪费，一是大肆扩张的军事支出，包括针对一些假想敌研制出来的无用武器。降低军费开支也许我们能够获得更多安全。第二是医疗。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年了，但一些既得利益者DIZHI作出改变。最近八年形势更加恶化，出现未获保险人数和医疗支出同时上升的怪事。改革医疗保险体系对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至关重要，对美国经济的健康也很关键。


我承认，这是一个激进的方案。但如果我们希望保留并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的话，我们没有选择。这样的方案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产出并在长期内刺激增长。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资深货币政策顾问，2004年因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论谁赢得总统大选，尽快地改变尽可能多的规则将是诱惑所在。总统新上任之后通常会有“烧三把火”的倾向，然而在当前金融动荡和亟需“行动起来”的观念下，这一点尤其正确。不过，我想提醒下一任总统，过于激进地改变游戏规则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通常是不良后果。的确，仅仅是暗示规则将被改变就可以改变预期并转变人们的行为。


在税收问题上尤其如此。征税问题是一位总统影响经济最重要的手段。最近的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中税率是决定经济健康度的关键因素。创造性、承受风险和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所有这些都依赖于适当的激励机制。高税率是压制这些激励、让引擎熄火的头号杀手。


下任总统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医疗改革。我再次提醒下一任总统，改革措施必须有助于释放美国人的创造力并让体系更有效率。我们已经发展出了成本更低的随到随看(walk-in)诊所，市场也正在为老年人提供更便宜更周到的家庭护理。这些成绩都不是在政府指示下取得的。过多的规章、价格管制和政府过多的审查只会导致效率的下降。


第三，我建议下一任总统不要将当前的金融动荡同另一个“大萧条”相等同。没错，信贷市场很重要：企业需要资金，银行需要相互信任，投资者需要信心，这种信心也是所有资本市场的根基。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有央行，为什么联储联手财政部和全球各国央行采取了重大举措。这正是作为最后贷款人所应该做的。让它们去尽自己的职责好了，实体经济将会挺过这一难关。

最后一点：在经济方面，我们都对总统期望过高，而且他们常常也乐于承受这种期望。美国人不需要一位总统来管理他们的生意，总统只需要管理规则就行了。这样我们所期待的便是一只稳定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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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2000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2007年因“机制设计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想建议下一任总统学会区分什么样的市场需要政府干预、什么样的不需要。许多市场在很少或完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运作得最好。但另一些市场，尤其是具有巨大“外在性”的市场，需要援助之手。信贷市场就属于第二类。


当一家银行催收一笔贷款，它显然伤害了贷款的这位客户。但它从另一方面也同时伤害了贷款给这位借款人的其他银行。现在它们获得还款的可能性降低了，从而也无法轻易地将钱借给它们自己的客户。于是我们说第一家银行对其他银行产生了一种外在性，一种未被考虑在内的次生效应。只要所有人都继续贷款，一切都正常。但一旦一些银行停止放贷，有可能是因为一些客户出现违约，它们可能就迫使其他银行也催收贷款。这样产生的连锁反应可能导致整个信贷市场集体瘫痪。听起来很耳熟吧？


是的，政府可以扭转败局。通过向一些银行注资，可以让它们重新开始放贷。如果注资量足够大，连锁反应就会被逆转，并最终让市场恢复健康，在这时候政府大概就可以将自己的投资收回。


然而这样的干预会有一种伴随风险。如果银行预计在信贷市场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政府会赶来救援，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肆意放贷，比如偿还可能性很低的次级贷款。因此救援政策，不论含蓄的还是清晰的，都必须跟对银行的监管措施搭配使用。比如，禁止银行向那些信用度低的客户提供贷款也许意义重大。


我们的新总统不应该忘记，不受限制的市场在提供我们所需的大量产品和服务方面非常成功。但他也应该懂得外在性的逻辑，以及为什么在外在性很显著的信贷市场，政府妥当规划的积极角色可能变得至关重要。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因其对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一些繁荣是好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互联网繁荣是一段快乐时光并留下了持久的财富。但最近的房地产繁荣有所不同。它提高了就业，但最终被证明是巨大的投资不当，带来的是濒临破产的银行、信贷危机和经济滑坡的前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银行和金融系统中严重的缺陷，这正是下一任总统首先必须面对的。


对大型银行管理层缺乏所有者控制代价巨大。银行高管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每个人为了让利润和股价不输给竞争对手而“追求高回报”，而不论风险有多大。股东根本就没有办法“叫停”。为了防止这一现象发生，需要进行更有力的公司治理。我建议下一任总统向国会施压，立法规定首席执行官的基本报酬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投票通过，奖金则需同长期业绩挂钩。


另一个缺陷是银行管理缺乏远见。银行家们似乎不愿考虑利率回升到更熟悉水平的可能性，也无视房价高出历史标准40%的现实。这种不情愿创造了次贷危机，让整个行业伤亡惨重。的确，下一任总统不可能通过“战略远见”立法，但是金融从业者可以被要求同时考虑两三种可能性，包括最佳的和最糟糕的情况，而非仅仅一种。


最后，大型投资银行不再作为向企业投资和创新提供融资的资本主义工具，而变成“财富管理”的代理机构。当然，是经济政策将银行引向了抵押贷款。美国人梦想变成“房屋所有人”，而非获得成功的事业。为了扭转这种失衡，下一任总统应该要求国会向企业提供额外补贴、帮助它们投资，就像当初它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向购房者提供补贴一样。


美国要想继续成为普通人可以在这里找到激励、挑战、创新和成就的土地，我们的企业便需要获得更多的推动力和包容性。这就需要对金融板块进行重构，来支持企业创新。一小撮“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不可能包揽一切。同时，下一任政府必须刺激底层人群的就业，他们当中很多现在都在监狱里。我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政府对聘用低报酬工人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报酬、让更多人获得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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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选择等于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