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大分化的战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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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大分化的战略影响


作者：董漫远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群体加速大分化态势。这既对世界力量对比、南北关系和利益格局，也对它们自身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深入探究这一态势，对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战略动向，找准中国的国际身份和定位，与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出现深刻变化
    “发展中国家”的称谓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国内外学术界最终认同，但在界定范围上存有争议，持续至今。[1]就国内学术动态而言，国际问题学界曾先后以“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新兴独立国家”、“中间地带国家”、“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南方国家”等术语，来泛指除发达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最后统合到“发展中国家”的称谓之下。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被冠以“工业化国家”、“富国”、“西方国家”、“北方国家”等称谓。目前看，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术语被基本认同外，其它概念或术语仍有较大争议。例如，“工业化国家”和“富国”两个概念，就有争议，因为已经有一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另外，还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富国”，诸如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文莱等。
    中国国际问题学界认为，发展中国家群体是二战后形成的，主要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民族独立，进而跻身世界民族国家之林。[2]当然，这一看法有待国际认同。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界定，全球发展中国家目前有153个，基本包括了除欧盟27个成员国、非欧盟成员的“老欧洲国家”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的联合国成员（以色列被界定为“发达国家”）。[3]总体看，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然而，毕竟有某些趋同的方法论和视角，主要依据经济、社会、人文发展标准和历史经历，并认为这些因素构成发展中国家政治行为和对外关系特征的基础。[4]如上方法论和视角，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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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等因素推动下，除“历史经历大体相同”和“多数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两大因素外，发展中国家某些重要的“群体性共同特征”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可概括如下：
    （一）发展中国家群体已经由“坚决反帝、反殖、反霸”，转变为根据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益，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些发达国家中，既包括原来的宗主国，也包括其它在历史上劣迹斑斑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既包括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包括其它主要西方国家。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希望美国“从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把美国当成打交道的首要对象，甚至寻求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在一些有争议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面前，某些发展中国家追随美国和其它西方大国。发展中国家群体政治特征方面的这一关键性变化，造成世界反帝和反霸的统一战线不复存在，靠人为力量也很难再构建这样的统一战线。这从一个侧面印证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战略动向。
    （二）从要求并谋求“推翻旧的世界体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转变为不挑战当今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一方面利用体系和秩序中的积极因素与条件，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一方面致力于通过南北对话与合作，逐步祛除体系和秩序中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因素”，使其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发展中国家群体的这一特征转变，实际上标志着接受了当今世界的现实，包括无奈接受了当今世界的生产分工体系、资源分配体系、贸易秩序、金融秩序、政治秩序和国际法体系，也包括被动接受了美国的一超地位和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的主导。
    （三）从坚定主张并致力于南南合作及联合自强，转变为更加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技术、援助，更加依赖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机构，更加依赖从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组合中“搭便车”。虽然像非盟、77国集团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仍在呼吁南南合作及联合自强，但越来越虚多实少。根据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10年来发表的若干统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额、资金彼此流动额、单向援助额、经济合作规模等，逐年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如上经济交往。另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反对或不抗拒经济全球化，转而选择“接受”或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大潮下，与发达经济体结为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比与不发达经济体为伍，更能确保本国的生存与发展利益。
    （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坚持基于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确立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排斥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同时排斥其它制度和价值观，转变为接受甚至引进西方政治模式、法律体系、“民主与人权”价值观。它们一方面出于稳定政局等考虑，尚未放弃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但选择世俗政治和社会生活，主张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赞成文明对话和相互借鉴，特别是承认西方文明在推动世界走向进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推动人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走向进步，认为东西方文明和南北文明可以彼此促进，相信文明之间的交流及融合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看，它们不再选择对抗，而是选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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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展中国家呈现全面分化态势
    发展中国家曾经以较为完整的群体规模和相对统一的力量，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发挥重要作用，对一些重要问题和热点事件形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如呼吁并推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中的合法席位，推动召开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的第六次特别联大，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动用石油武器，制裁西方国家，造成持续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等等。
    冷战结束前，发展中国家群体主要依托跨区域和区域组织发挥作用，尤其是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非加太集团（ACP Group）、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OIC）、阿盟、非统（非盟前身）等，都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在重大问题上可以用“一个声音”说话。它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反对美苏争霸损害自身利益，主张非殖民化和消除种族隔离，以及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
    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日新月异，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巨变，全球利益结构多元化，格局复杂化，国际规制呈现新的演化，多种力量角逐秩序重塑。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群体呈现大分化、大改组，主要表现在：
    （一）以宗教、种族、地缘因素或相近政治和经济诉求而结成的大型发展中国家集团，活力日渐消逝，既难以影响全球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亦无力引导世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趋势。它们的首脑会或外长会仍定期举行，仍发表大量的宣言、声明或公报，泛泛空谈，缺少实质性的合作行动，更谈不上统一的战略构想，言不信，行不果。例如，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非加太集团、伊斯兰会议组织、非盟分别有116、134、79、57和53个成员国，对待全球化、反恐、伊拉克战争、伊朗核计划、阿以争端、达尔富尔、科索沃、多哈回合、气候、环境、联合国改革、油价暴涨等问题，以难形成统一立场，陷入争吵。
    （二）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利益诉求不一，甚至彼此冲突。以穆斯林国家群体为例，在伊斯兰会议组织（OIC）57个成员国中，沙特、土耳其、印尼、马来西亚、伊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阿联酋、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国2007年的GDP总额约20，442亿美元，占伊斯兰世界的72%。在另外47国中，除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文莱系富国外，其它42国总财力比不上沙特一国，它们欠长期外债7300亿美元，占它们年GDP总额的87%，无力偿还。海合会六国加文莱的人均收入，已超过某些发达国家，其中卡塔尔人均年收入达66，063美元，属世界最富有国家之一。与此同时，联合国划定的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占了22个，另有7个伊斯兰国家因经济倒退已接近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指标。如上情况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据世贸组织2007年评估，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仍然很高，全球50%的反倾销调查案例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三）内部矛盾和冲突进入多发期，各类力量组合不断变化。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分别或同时被边界争端、资源纠纷、部族摩擦、教派矛盾、战乱、瘟疫、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所困扰，出现数千万难民。小、弱、穷国不得不依据生存需要，围绕大、强、富国划线站队，或频繁“反水”，变更“阵营归属”。相当数量的民众对本国前途失去信心，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移居或滞留发达国家。
    （四）一些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急欲改变自身国家定位，甩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除已经成为欧盟新成员的12个“原”发展中国家外，韩国、新加坡、土耳其、乌克兰、马其顿、克罗地亚等一批国家，已经很不愿意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它们“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法律体系，在“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民族自决”等问题上的价值评判，日渐与西方趋同。
三、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造成世界力量对比趋于复杂
    冷战时期，世界力量对比与格局清晰简明。冷战结束直至21世纪初叶，世界格局进入过渡期，力量对比趋于复杂。不同社会制度的对峙淡化，弱势意识形态对强势意识形态的反抗愈显模糊，新的“中间力量层”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大。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变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已不存在对抗和搏斗关系。一超、“中间力量层”、若干“反秩序国家”等三个力量板块，逐渐汇聚成国际格局的新轮廓。在这三个力量板块中，“中间力量层”的构成最复杂，宏观上由除“反秩序国家”外的发展中国家和除一超外的发达国家组成，它们主张捍卫世界和平、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互利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该力量层内，利益组合和硬软实力消长，决定着大国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的基本内涵和走向，也决定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慢。“中间力量层”这种突出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分化改组所催生。
    造成发展中国家分化改组的主要原因有：
    （一）经济全球化彰显“丛林法则”，推动世界生存与发展资源重新配置，并形成不平等的资源交换。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等，抓住机遇，扬长避短，顺势而上，成为受益者，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提升，分享到更多生存与发展资源，开始拥有对国际规则更改和重新制定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被经济全球化“边缘化”，不但与发达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愈拉愈大，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一批“新兴经济体”拉开了鲜明的发展差距，导致利益取向和对待全球化态度的较大差异。
    （二）由于捍卫和巩固政治独立的历史任务早已完成，发展中国家群体将利益关注焦点从政治领域移向经济领域，各国将经济发展和民生视为首务，内外政策愈加务实，自顾自保倾向和实用主义原则，引导它们去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在利益驱动和实惠诱惑面前，各国往往自行其是，有些国家甚至见利忘义。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必然衍生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内部矛盾。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和相互竞争，使发展中国家群体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诉求和强有力的集体性努力。
    （三）美国为了维持一超霸主地位，欧盟中的“老欧洲国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以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分化打压，包括政治瓦解、经济诱惑、文化和价值观渗透、挑拨发展中国家彼此间关系等，推促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为此，美国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其它西方国家予以配合。例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对发展中国家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先后对索马里、苏丹等发展中国家采取过军事打击行动。为了剥夺发展中国家群体对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反抗能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多管齐下，包括对一些发展中大国进行诱拉，而对另一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施压和妖魔化。美将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分类”，有“新兴市场国家”，有“民主国家”，有“温和国家”，有“转型国家”，有“失败国家”，有“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并据此决定对它们的政策。今年，美国继续推展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改造”，鼓吹“构建中东大市场”，对埃及等发展中大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细化“大中亚战略”，拉拢哈萨克斯坦等国，在非洲抢占“道德高地”，拉拢南非等关键国家，拼凑亚太“价值观联盟”，拉拢印度等国，同时对伊朗、叙利亚、苏丹、缅甸、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保持高压。法、德等国则积极推动“地中海联盟”最终成形。西方国家的如上举措，目的在于加速催酵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
四、   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深刻影响南北关系
    长期以来，南北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南方国家尽可能形成广泛联合，通过要求与北方国家开展对话和谈判，逐步争取改变不合理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资源分配体系，实现平等和共同发展；北方国家则凭借历史形成的经济、科技、市场开拓优势，加之对全球资源的强大攫取力和游戏规则“话语权”，竭力迟滞南方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不肯让出修改国际规制的主导权。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领域内的长期斗争，曾经取得一些成果，如1962年推动联大通过《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1974年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行动纳领》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又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受理的发展中国家诉发达国家贸易纠纷案明显增多，一些仲裁结果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如上斗争成果，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群体相对团结、集体斗争立场坚决的情况下取得的。
    然而，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利益失衡和发展失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群体呈现新的分化组合，南北关系发生与上世纪不同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南方国家群体力量组合出现大调整，引发北方国家群体产生利益分歧。2007年，在如何应对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问题上，南方国家围绕农产品补贴、产业政策透明化、低端产品关税率等利益关切，呈现龃龉，分化为“20国协调组”、“33国协调组”、“非加太集团”和“最不发达集团”四个利益群体，彼此间的利益诉求相互抵触。一些南方国家与一部分北方国家找到相近的利益切合点，形成阶段性利益组合，包括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由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北方经济体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格外关注，故加大了对某些南方国家的借重力度，在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指标和时间表上，与美国产生矛盾，联合“规劝”美接受“大多数国家的意愿”。美国则联合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形成“南北国家混合利益组合”，要求延长“排放达标”的截止年限。
    （二）一部分南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向北方国家靠拢，并与一部分北方国家联合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与另一些南方国家产生利益冲撞。2007年，印度与美、日、澳组成“价值观同盟”。新加坡、土耳其等国家亦表现出愿加入“价值观同盟”的浓厚兴趣。印度、南非继续与日本、德国密切协调，共同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些南方国家附和北方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在经贸领域围堵“中国制造”，同时与北方国家一道对“无赖国家”进行妖魔化，并在“民主”、“人权”、“舆论自由”等问题上与北方国家形成“大合唱”。另外，一些南方国家继续向联大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接纳台湾”的议案，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三）原本在南方国家主要政治和经济组织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一些发展中大国，为了在战略层面上得到北方国家的重视，捞取更多经济和军事援助，争取南方国家共同利益的热情消退，造成南方国家主要政治和经济组织凝聚力削弱，作用和影响下降。2007年，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南方国家群体组合中的带队国家，普遍面临“信任危机”，对多数成员国的号召力下降。但另一方面，这些南方大国与北方国家的关系日益深化。
    （四）绝大多数南方国家和绝大多数北方国家，共同构成主张世界和平、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互利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不同问题上和不同领域内，这股“中坚力量”既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也不赞成南方营垒中的少数激进国家挑战当今世界秩序。
五、       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全球利益格局今非昔比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既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也改变了全球利益格局。2008年，这一态势继续发展。“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超过5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美国。紧随“金砖四国”，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又出现了VISTA五国和一批“第二梯队国家”。它们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趋利避害，发挥自身不同优势，彰显出较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潜力。2007年，在世界经济20强中，新兴经济体占了7个，分别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墨西哥、土耳其，而在世界经济50强中，发展中经济体占了25个，形成“半壁江山”。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造成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出现发展不平衡局面，因为两者间的利益依存关系和发展联系愈加紧密。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就发展中国家内部而言，国与国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2007年，新加坡人均GDP是布隆迪的108倍，卡塔尔人均收入是布隆迪的660倍，韩国人均GDP是朝鲜的15·8倍，人均收入是朝鲜的49倍。从发达国家内部情况看，欧盟扩员后，新成员被视为“发达国家”。但是，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这样的“欧盟国家”，GDP总量在2007年居然倒退至世界第93和91位。与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情况相同，在发达国家群体中，同样出现较大贫富差距。挪威和卢森堡2007年的人均收入分别是欧盟新成员保加利亚的20倍和19·7倍。而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7年9月发表的报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差距，在1980年是23倍，2006年缩小为18倍。2007年，人均GDP超过澳大利亚的发展中经济体（香港、台湾除外）有12个，分别是新加坡、韩国、沙特、克罗地亚、墨西哥、俄罗斯、委内瑞拉、南非、马来西亚、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世界经济失衡和南北发展同时失衡，造成全球利益格局生变：
    （一）生存利益格局变化。就国家和民族生存而言，发达国家群体早已确立生存优势，主要依靠科技不断创新、雄厚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对国际贸易的主导、对世界主要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集团组合、以及由它们制定的人类生存规则等。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一直占有人类生存利益“大蛋糕”的最大部分，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存环境、生存资源和生存能力的总体呈恶化态势。然而，随着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发达国家群体不得不与其“分享”一部分生存利益领域内的“好处”。这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于此，还要获取更多“好处”，这样，便使它们的生存特征和生存行为逐渐远离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与发达国家磨合为“命运共同体”。例如，沙特、韩国、土耳其、墨西哥、新加坡等国，或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与安全上，与发达国家组成“命运共同体”。
    （二）发展利益格局大调整。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具有最强劲的发展能力和实力。它们的发展建筑在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的基础上，并形成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世界发展利益格局。但是，21世纪初叶，南北发展“双失衡”局面，造成全球发展利益格局大调整。发达国家为了确保自己的发展利益，迟滞新兴力量“夺走”更多的发展利益，开始抛出各种诱饵，拉拢一部分新兴力量与西方为伍，联手阻遏另一部分新兴力量的繁荣强大。其结果是，被拉拢的新兴力量在全球发展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明显改善，而“被阻遏”的新兴力量不断冲破阻遏，也在全球发展利益格局中通过竞争提升了话语权和利益分享权。
    （三）政治利益格局内涵大改变。以往，维持旧秩序还是建立新秩序，是世界政治利益格局之争的主线，冷战时期被集团对抗以及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峙所主导，发展中国家成为被博弈双方所争取的“中间地带”。冷战结束后，多种力量共生共存，谁也吃不掉谁。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人类生存资源、生存环境、生存空间挑战，各国对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关注，明显让位于对利益依存关系的关注。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成为最大的世界政治，基本取代一种制度企图战胜另一种制度的传统世界政治内涵。除少数“反秩序国家”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主张对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进行改革，出发点虽不同，但都不拒绝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赞同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来推进世界政治利益格局的和谐化。在这方面，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也推动着世界政治利益格局的大改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前途和命运与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科学发展，对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有利，对整个世界也有利。相反，如果中国不发展，或者外部因素不允许中国发展，竭力阻挠中国发展，其后果将十分严重。令人略感欣慰的是，越来越多愿与中国合作的“利益攸关方”，已经开始从战略高度理性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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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世界为了加快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六九等，企图加大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裂痕。目前，最用心险恶的分类是：把所谓“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从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剔除出去，打入“另类”名册，进而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失败国家”三种国家类型。近几年来，“失败国家”的名单不断扩大，2007年增至20个，它们是苏丹、伊拉克、索马里、津巴布韦、乍得、科特迪瓦、民主刚果、阿富汗、几内亚、中非、海地、巴基斯坦、朝鲜、缅甸、乌干达、孟加拉、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布隆迪、东帝汶。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Failed_states.
[2] 参见《国际经济政治概论》第200—208页，程毅、夏安凌、韩玉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3] 参见http://www.un.org/ecosoc/docs/report2008-adv.asp，
另外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eveloping_countries，此处“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是：“举国维持相对低的物质生活标准、工业基础不发达或没有工业、低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和人均收入但处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
[4] 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 ... ata/groups.htm#oem.

yi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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