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北京正研究一种代替单双号的好办法

白鹤

专家称北京正研究一种代替单双号的好办法
奥运给了北京大气治理一个绝无仅有的实验期。最终结果证明，北京是可以实现蓝天的。因此，据奥运空气保障专家组成员透露，政府目前正在研究一种更好的代替单双号的办法


　　2008年8月8日开幕式前，电视直播给了“鸟巢”一个大画面——“鸟巢”被一片灰蒙蒙的雾气笼罩。


　　美国赛艇选手克里斯·利夫斯基在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有一个问题令我依然惊讶，那就是所有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能感受到的——笼罩在北京上空挥之不去的灰霾⋯⋯我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关停了附近地区的工厂，还采取了交通限行措施，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眼下这些灰霾更多只是有碍我的视线，而没有造成过多的生理不适。也就是说，要想知道长期在这种环境下训练会对身体造成何种影响，只能凭空去猜测了。”


　　这个美国运动员的疑问，正是奥运空气保障专家组大部分专家特别担心的问题，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教授贺克斌就是其中一员，他说过度灰霾可能会使欧美人的眼睛受不了。


　　幸运的是，随着全部临时措施的实行，北京的大气质量逐渐回转。10日开始下雨，随后北京接连下了好几场雨。


　　北京终于迎来持续的湛蓝天。


　　奥运前的急刹车


　　“奥运期间空气保障方案”自一年前就开始论证，前后论证了4次，参与的专家人数上千，参与实施的工作人员上万。


　　从2008年7月1日开始，北京市政府实行奥运期间的临时减排措施，措施主要包括机动车限行和重污染施工企业的停工以及重污染企业在确保达标排放的基础上，继续减排30%，包括一些企业的限产。


　　在北京地区，首钢涉钢系统已经率先停产，奥运场馆周边建材企业也已歇业，六环以内及顺义区、昌平区施工工地全面停工。北京热电厂和建材、冶金、石化等企业也将采取更为严格的污染控制排放措施，同时加强道路扬尘控制。


　　北京周边四地——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污染严重的冶金、建材等企业也将采取控制污染措施。其中天津、河北等地的燃煤锅炉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并使用低硫煤。


　　当这些停工减工的措施出台后，一个石家庄的网友留言：“燕赵儿女万分感谢奥运会，千万别闭幕。”


　　这位网友的家就在环境污染重灾区——石家庄，那里是全国污染严重城市之一。奥运会使得她家附近的污染企业都不能开工，火电站必须强制安装净化装置。此外街道还有人天天清洗。她感叹，“治理污染企业喊了20年，还是奥运会有威力。”


　　奥运时期的临时措施让空气质量立竿见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博士，自2007年始，就在做一项由中国科学院出资880万的“北京大气环境监测行动计划”——这个项目得到北京市环保局的认可，双方签定协议，由中科院负责对奥运时期的空气质量进行时时监测。


　　王跃思和他的同事在北京及周边省市建立23个监测点，西南最远到石家庄，东北最远到秦皇岛，东南最远到禹城。据数据显示，奥运期间，仅细粒子这一种污染物，周边下降16%，北京下降45%。


　　大气不似水可以采取分段治理，北京这么一个簸箕形地形，周围几个工业大省的大气污染对北京有着直接的影响。王跃思通过2007年8月17日到20日测试赛的单双号，监测发现北京自身长期治理是很有效的，但测试赛之后未见特别效果，可见周边必须要协同治理。所以建立五省大气治理协调保障小组联合协作，这在环保工作中尚属首次。

白鹤

7月底那些天，是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最难受的几天，因为虽然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措施，但仍持续出现灰霾天，遭到外媒的批评。


　　这种灰霾是因为阴天使得大气无法实现对流，积累的污染物无法扩散。迫于压力，北京市环保局公布了恶劣天气情况下的预案，若空气再进一步恶化，就对车尾号再进行一遍筛分，更多工厂要停产。


　　灰霾为什么难散去？


　　奥运期间的蓝天，让很多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想起了小时候的北京。


　　1998～1999年是北京大气污染的一个至高点。1998年北京市区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年平均值分别是国内空气质量标准的一倍到两倍。和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墨西哥城相比，北京的悬浮颗粒物也高出35%、二氧化硫更是高出62%。


　　污染源来自这个城市每年燃烧的2800万吨煤、140多万辆机动车的排气、5000多个建筑工地的扬尘，以及自然降尘等。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教授贺克斌说，二氧化硫与悬浮颗粒物结合变成混合型污染，这些排放搁到一起，不仅有各自排放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也会产生化学反应，诞生一些新的污染物，即过渡性污染——复合的过渡性污染往往会在能见度、生态破坏、人体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这也直接导致了一种天气的出现——灰霾，它的特点是呼吸似乎不受影响，但普遍能见度降低。灰霾是一种增长型大气污染。300多万辆机动车的数量太大，即使单双号，仍存在产生复合型污染的条件，包括北京周边城市石家庄、天津、珠三角城市，都存在复合型污染的产生条件。


　　总之，北京的“蓝天”计划从起步起就蹒跚，一开始尚属“偿还旧账”的无奈选择。


　　一期工程试图从最基础的“煤改气”做起，让北京冬天的二氧化硫得到控制。首先对燃煤进行处理,一是集中供暖,二是对燃煤锅炉进行改造,使用清洁燃料,并达到脱硫。


　　二氧化硫的控制是显著的，但西城区民康社区主任冯代莲回忆，刚改气时很多老百姓并不乐意，因为第一批集中供暖设备并不是很热，而且比煤贵，有些人关了气，在家又靠烧煤取暖。


　　至2007年底，单单是这一项，用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的总结说，“为控制煤烟型污染，就花了25亿元”。


　　1996年，北京开始在汽车排放量上下工夫，率先使用无铅汽油；3年后，北京首次实施欧I标准，后来到欧IV，现在也是全国唯一实施欧IV标准的城市，使得北京的汽车发展水平一直比全国领先1年左右的时间。


　　从1998年到2007年底，9年的时间，北京对于环境的治理先后分13个阶段，200多项措施，治理涉及污染的方方面面。


　　结果使达标的天数从100天增加到246天，主要的三项主要污染物基本稳定在国家标准。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教授贺克斌认为对这个蓝天数，应有乐观的估计，因为蓝天的代价并没有使经济倒退。在人增多，GDP继续上升的情况下，蓝天数依然上升，说明我们实现蓝天是完全有现实性的。


　　一个社区的10年抗尘路


　　北京西二环的金融街崛起速度很快，仿佛一夜之间就已经成为高楼林立的另一个CBD。只有住在此区域的居民才深切地知道，今日的辉煌背后是10年的工地建设，与无数老住户情愿与不情愿的拆迁。


　　工地建设和胡同拆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可避免的大面积扬尘——这是1998年以来北京城市生态的大趋势，到处是工地，到处在拆迁，扬尘污染直线上升。


　　金融街区域内有条大乘胡同，因为是平房区，居民靠煤取暖做饭，每逢生火只见黑烟滚滚。因为是通往二环路的单行线，最靠近拆迁建设工程，车多尘多，居民长年不敢开窗。


　　起初，大乘社区的居委会并不晓得社区本身能对这种污染环境产生什么改变，直到2001年7月，申奥成功的前一天，北京环保基金会的江晓柯老会长来到大乘社区，开展动员组织公众参与防治尘污染试点工作。


　　大乘社区的主任冯代莲当时有点纳闷，扬尘处处有，天天见，脏点算不了什么。当她听说这些扬尘大颗粒可以随着喷嚏打出来，小颗粒会融进血管，引起咳嗽、哮喘，甚至会引发肺病、癌症，她坐不住了。


　　据联合国开发署《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空气严重污染地区比空气良好地区死于肺癌的人数高达5到8倍。中国环境规划院估算：2001年、2003年、2004年、2005年：三四十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过早死亡。


　　冯代莲是个敢说敢做的妇女，轰轰烈烈地把除尘工作搞起来。居委会开始办讲座，出板报、发材料，大会小会，进院入户开展宣传。同时，每月召开驻区单位防尘工作联席会。


　　社区还成立居民防尘污染志愿者小组，制定责任制和巡查制度。参与的都是一些退休老人，他们带着监督的红箍，身穿绿马甲，风雨无阻地走街串巷，跑到工地监督检查。


　　工地施工时每天不知道要抖多少个水泥袋，每次都是一片土。这些志愿者老人就苦口婆心地劝这些民工：“这是咱们的首都，要好好爱护，同时也爱护你自己的身体”，要轻拿轻放，及时浇水降尘。


　　有些民工有些感动，就默默地改了习惯。但也有些民工不理这些，大风天依然转水泥。


　　也有更加不听的，这时冯代莲的泼辣就显露了出来。一次，冯代莲看到临街道一家平房正拆迁，土像小风一般向周围扩散。冯代莲扯开嗓子就喊，快浇水。喊半天没人理睬，她抄起一块小石头嗖地就朝房上的人扔过去。房上人急了，冬天水管冻了咋浇？冯代莲马上回家提了暖壶来解冻。


　　这样努力了半年多，社区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变化。居民家的窗户终于打开了，路面一直湿润润的，黄土不露天，空气变清新。


　　非典之后，金融街的社区开始了大拆迁和大合并，整个金融街8个居委会合并成一个民康社区街道，总人数8551人。冯代莲继续担任民康社区街道主任，她扩大了防尘的工作范围，组织全社区单位、商户和居民都参与到防治尘污染的工作中去。


　　冯代莲说，她所有的工作目标都是为了奥运会时期的空气质量。


　　黄标车彻底“黄”了


　　黄标车的取缔虽然没有成为明确的政策，但被淘汰的趋势已经无可争议，研究者们正在想办法如何加快它的报废速度，因为它是北京大气污染中一个最直接又最易控制的因素。


　　它也是中国汽车升级的一个节点，然而背后，又牵扯到层层的利益链条。


　　在1995年以前领取牌证的汽车基本上都属于黄标车。这些车排放量大、浓度高、尾气稳定性差，排放达不到欧Ⅰ标准，环保部门因此给这些车亮了“黄标”。


　　在上世纪90年代，黄标车是北京的主力运输工具，从事司机行业20多年的张师傅回忆道，“那时四环路上的车一个赛一个地放黑烟，黑乎乎地，谁也瞧不见谁，味儿难闻着呢，不捂鼻子都不行。”


　　北京最早的出租车，“黄面的”到后来的红色普桑，也属其中一等一好手，每天连轴跑，污染得比谁都多。


　　1994年，北京的汽车有了尾气检测标准，那时还不分黄标、绿标，只用合格、不合格。那时的标准也不清晰，如今的黄标车当时属于合格的有很大部分。


　　2000年后，国家开始明确排放标准，欧Ⅰ和欧Ⅱ的标准被人们所熟知，一些生产小排量的汽车生产商也获得减税鼓励。新一批买车人自然过渡到绿标车时代。而那些早期的黄标车群体却被搁置起来。


　　2005年北京开始对黄标车逐渐限行，污染大户出租车们率先被政府买单换车。黄标车群体有了分化：公车的大多掏钱改了绿标车，私车则多采取观望态度。


　　直至如今，在北京地区，黄标车占到北京市机动车总量的10%，数量达30多万辆。 这其中大多数是大中型客车，以及送货的大卡车，和一些便宜的私家车。


　　张师傅是一家大型国企的车队负责人，他手下有120辆车，负责职工上下班和公务用车。其中有10几辆属于尚未解决的黄标车，因为改绿标一辆车要花上8万〜9万，而政策又未十分明确地禁止，他们也就始终按兵不动。


　　从2008年7月1日起，北京市执行了史上最严格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除了单双号限行，还限制污染物排放高的黄标车进入北京，这让张师傅一时傻了眼，他只好到那几家国营巴士公司租借车辆用来救急。平时一天一千五的租金，如今翻倍。


　　同时，他赶紧向上面打报告，把黄标车送去指定工厂改造。从7月1日到现在，为此他就折腾出去100多万。


　　张的情况还不算什么，大量外地进京送货的大卡车，都因禁令而进不了京——仅北京市货运车辆就从原来的3万辆黄标车剧减到如今的3000多辆绿标车。这给物流配送企业带来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