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遭遇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严峻的外部冲击

白鹤

中国正遭遇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严峻的外部冲不能因过去30年好环境而低估全球经济周期调整

开放，是中国近30年最为核心的关键词。
击开放，即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如何展开的？当下的互动最为关键之处在哪里？展望未来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与世界互动？


近日，就以上话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


1、30年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互动在逐步深化


《第一财经日报》：先请你概述一下，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开放过程。


李向阳：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开放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这个阶段主要是打开国门，发展对外贸易调节国内市场余缺，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不足。


从南方讲话到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二阶段，这是对外开放的升级。这个时期，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逐步建立。


第三个阶段，是加入WTO至今，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阶段。由于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在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开始加大。


《第一财经日报》：三个阶段是渐进的，也就是说这种互动在逐步深化？


李向阳：是的。对外开放是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主要是指国际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第二个层面是规则与体制方面，中国的体制在不断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宏观体制和微观机制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2001年进入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之后，中国对全球规则的影响力也在加大。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说，以上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层面。


新阶段：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


《第一财经日报》：毫无疑问，开放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动力，你能否就此作简单总结？


李向阳：过去30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对外贸易从最初调节国内市场余缺发展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外资在给我们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同时，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示范功能功不可没。同时，市场开放打破了阻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开放促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


《第一财经日报》：从展望的角度来看，新阶段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现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以QDII、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和中国投资公司（CIC）等为代表的中国资本也在走向世界市场。你认为这方面中国会带给世界怎样的影响？


李向阳：如果说“引进来”是前30年对外开放的突出特点，那么“走出去”将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发展进出口贸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市场的供求格局，并对过去10年全球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鉴于我国巨额的净储蓄和外汇储备规模，未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将会改变全球产业的布局和资本市场的供求格局。当然，这一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近年来，发达国家兴起的投资保护主义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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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全球经济周期的认识不足


开放不是没有风险的


《第一财经日报》：世界经济是波动的。在这30年之中，我们尤其经历了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的IT泡沫危机以及去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现在应该怎么来看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曾经产生的影响？


李向阳：暂且不谈当下的次贷危机。在此之前，我们经历的主要冲击是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美国IT泡沫破灭。但总体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大。东南亚金融危机基本上属于新兴市场的危机，没有全面波及到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我国当时的资本开放程度低，资本管制比较严格，不存在热钱问题。因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香港地区的联系汇率机制的直接冲击，二是对国内出口贸易的冲击。当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以及对外出口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但我国总体上实现了成功应对。至于2001年美国的IT泡沫危机，在美联储的扩张政策下，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冲击时间较短，规模较小。


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开放，没有影响到中国更积极地融入世界，但是这两次危机的意义从观念上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开放不是没有风险的。


对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认识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到这30年之中全球经济都没有怎么经历过大的、长周期的调整，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国际环境。


李向阳：这恰恰是当下我们认识世界经济形势，以及认识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可能产生冲击的大背景。可以说，整个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经济本身没有经历大的周期，而国际经济周期因我们的开放程度低被成功地化解了。这导致我们对经济周期的冲击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中国对全球市场经济引发的经济周期性调整，一直是认识不足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发生了变化，不会再出现上世纪70年代或者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大危机。这种看法多年来甚至占据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导地位。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新经济的高潮一度引发了“经济周期变形论”。国内经济学界、企业界都认为，传统的经济周期已经发生了变形，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将不复存在，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将会熨平周期的波动。这种新古典主义的理念弱化了人们的经济周期意识，自然也弱化了防范经济周期的意识。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国内投资者面对次贷危机惊慌失措、资本市场作出过度反应的一个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意思是，当下的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调整是进入了一个大的经济周期。


李向阳：目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正面临这样一个深刻的调整周期。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外部冲击。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世界经济滞胀、8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期间，当时的中国经济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离状态，并没有受到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通过财政、内需等政策的启动，成功地躲过了东亚地区的经济调整。但是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格局下，面对世界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再也难以 “脱钩”。


次贷危机远未结束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当前的次贷危机还远未结束？


李向阳：应该说目前次贷危机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




次贷危机第一阶段的特征表现为：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出现短缺；房地产市场持续恶化；政府干预的重点是防止金融危机，而不是通货膨胀；次贷危机通过投资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目前，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共存的风险，美联储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管理当局正处于观望阶段。


第二阶段的特征将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遏制通货膨胀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房地产市场触底；次贷危机通过私人消费渠道影响实体经济。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放慢，不排除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至于第三阶段，重点将是检讨和改革导致次贷危机的制度安排。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从2007年8月开始计算，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国内学术界对次贷危机、关于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的认识也经历过几个变化，比如刚开始时认为，次贷市场本身规模不大，因此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中国在次贷上的投资比较少，所以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也不会太大。但随着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深化，这种乐观态度正在改变。


李向阳：我们对次贷危机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尤其是要对其形成的机制和长期影响作出客观的判断。由于次贷危机是在过去十多年间自由放任和放松管制的大环境下自然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从经济发展理念和制度上探讨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乃至全球发展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美国“负债消费”经济模式的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繁荣被归为一种“资产型负债消费”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会不会面临调整？


李向阳：这种发展模式有可能因次贷危机而受到冲击。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对多年来美国负债消费的一次“纠正”，标志着“寅吃卯粮”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不过，这种“纠正”成本正在为全世界所分摊。对美国经济而言，因政府干预，“寅吃卯粮”的私人债务被社会化了：节俭者为挥霍者埋单；同时，因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美国的债务又被全球化了：全球的储蓄者为美国的消费者埋单。这是世界货币拥有者的特殊收益。


美国负债消费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融资成本或负债成本多年来一直处于低位。而较低的融资成本又是和放松管制、金融创新、风险低估（underpriced）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意识到，未来必须加强金融监管。这将会导致风险定价回归到正常水平，融资成本上升将不可避免。


次贷危机的恢复过程将会伴随美国家庭、金融机构和整个国家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过程不仅需要家庭，而且需要整个国家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


当然，这并不等于今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会彻底放弃负债消费模式，而是有可能改变以往过度的负债消费模式。即便如此，发达国家适度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对外消费需求放慢，也将对全球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冲击更为明显。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到的这种风险回归、融资成本上升会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什么影响？


李向阳：从长期来看，次贷危机有可能改变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


长期以来，抵押贷款证券化被认为是金融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被认为降低了金融风险（风险分散化），而且客观上也降低了市场融资成本。然而，次贷危机的事实证明，只要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金融创新掩盖的金融风险就会完全凸显出来。金融市场对证券化风险的低估是次贷危机带给人们的重要教训之一。在危机发生以后，美欧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开始着手检讨包括市场评级机制在内的金融市场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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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理解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


避免陷入“分工陷阱”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谈到的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全球化风险，这是在经济周期层面上的。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这个问题？


李向阳：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风险不只是来自经济周期的冲击。对于经济全球化，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就是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的贸易、投资、人员、技术流动是在特定规则下进行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加强。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规则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总体上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


客观上，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来者，我们要获得全球化的收益，就首先要遵守现行规则。但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种规则的不合理性。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核心是保证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秩序不受挑战，保证发达国家在分工体系的顶端位置。如果我们安于目前的分工体系，有可能陷入“分工陷阱”，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分工链条上。


这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面临的一个更大更持久的风险。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犯战略性错误。


如何理解经济安全


《第一财经日报》：在对外开放领域，另外一个广为讨论的问题，是随之而来的经济安全问题，这也被认为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面临的另一个层面的风险。


李向阳：经济安全涉及广泛的领域。目前，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金融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


以产业安全为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就是从过去以“绿地投资”为主开始转向并购投资。通过“绿地投资”方式到中国设立工厂，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不太明显。但并购投资方式下，外资在中国市场展开了很多大规模的并购，尤其是在一些关键产业里对龙头公司的并购，引起了国内很多关于产业安全的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产业安全本身就存在难以处理的矛盾。在完全不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产业安全可以通过由中资控制的完整产业链条来实现。


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资完全控制一个产业的产业链条是难以做到的，必然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当前国际分工趋于深化，产业链条会配置在全球很多国家。多数控股本身已经无法保证产业的安全。因此，各国已经不再注重产业链条的完整性和所有权控股这类静态指标，而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控制产业的顶端环节，控制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型动态产业安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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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经济开放的东亚区域融合


融入与整合东亚经济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30年对外开放历程中，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更深入地加强了与东亚经济体的联系。




在日本“雁型模式”引领东亚经济之后，中国正被广泛地认为在东亚经济中充当最为重要的角色。


李向阳：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的整合程度非常高。近年来，中国已经开始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者。另一方面，中国贸易收支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又来源于东亚经济。换句话说，中国正在承担着东亚地区对整个世界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恶名”。


这种特殊的联系需要从中国在整个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产业链条上来观察。目前全世界有三个代表性的国际生产网络：第一个是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的国际生产网络；第二个在中东欧地区形成的国际生产网络；第三就是东亚地区的国际生产网络。


和其他两个网络相比，东亚国际生产网络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东亚生产网络的区域配置是跨国公司依照比较优势自然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缺少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在北美地区的国际生产网络中，最终消费市场是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生产网络的最终消费可以求助于欧盟市场。而在东亚，这个生产网络本身没有最终消费市场，其最终生产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必须依赖于区域外国家的市场。而在东亚生产网络之中，中国又处于一个特殊位置，就是很多产业处在一个分工的最末端。这个生产网络的上游国家，从事研发、生产高附加值的中间品，之后进入到中国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再以中国的名义出口到欧美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这是你理解的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就是说中国承担了东亚地区与最终消费区的连接。


李向阳：看一下中国内地对外贸易收支差额的地区分布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中国主要贸易顺差的十大来源地中，主要对应的贸易顺差来源于欧美地区，美国、荷兰、英国、意大利、比利时、FaGuo等地。而我们的逆差主要来自于周边地区。对照贸易收支顺差跟逆差的格局就会看到，中国对区域内的地区一直是逆差，而对欧美市场一直是顺差，这就验证了前面的说法，即中国正在承担着东亚地区对整个世界的贸易收支的不平衡。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自身的调整能不能解决中国的贸易收支失衡？我们说这个难度非常大。也就是说中国自身的调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调整，无法解决中国内外失衡问题。因为中国是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是东亚地区对全球的失衡问题。


扩大区域最终消费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在你看来，东亚区域经济体系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李向阳：东亚地区缺乏最终消费市场，其根源是东亚地区的储蓄过剩问题。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呈现为储蓄大于投资，由此所派生出的结果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出口来带动。


因此，未来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区域内创造新的需求。东亚经济体必须联合起来，开展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这是扩大区域内的最终消费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观察来看，东亚区域的经济金融合作进展似乎并不顺利。


李向阳：的确，过去几年，虽然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迄今为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突出表现为中日韩之间的自贸区到现在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全球发展来看，过去15年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欧盟第一轮东扩、第二轮东扩以及未来第三轮东扩，在迅速发展之中；在美洲地区，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扩展，即将形成涵盖美洲大陆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因此，现在人们担心，这种格局一旦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重新回到所谓的大西洋时代，因为大西洋两岸正在逐渐成为两大统一的市场，而东亚仍然是一个分散的、以民族国家为特征的区域国家分散的市场。迄今为止，东亚的合作更多的是单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与区域外国家的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区域经济合作中轮轴效应收益。每个国家都想充当轮轴，分别与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没有形成统一的、类似欧美的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市场。这种战略虽然对单个国家有利，最终的结果却是损害整个东亚区域的共同利益。


要解决目前东亚国际生产网络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必须推进东亚区域内合作发展，尤其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自贸区的发展。这种发展既是应对目前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受阻和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的一个必要措施，同时也是应对全球区域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徐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