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富豪热衷在伦敦设家族办公室

飞雪寒冰

逾300个资产在1亿英镑以上的超级富裕家族在伦敦开设了私人办公室，以便对自家的财产进行保值增值。这是金融服务业的最新趋势。

据专业财富管理咨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估计，此外还存在着逾100个“多家族办公室”，它们由多个富有家族联合组成，以提高投资能力。

“家族办公室”通常属于私密组织，直至最近也较少受到关注。但它们正成为伦敦金融中心一支日益增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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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pio管理合伙人塞巴斯蒂安•德夫(Sebastian Dovey)表示：“家族办公室可能成为金融服务业的新标志，取代无所不在的对冲基金经理。”

虽然无法确切知道目前伦敦有多少个家族办公室，但德夫估计，在过去三年中，驻伦敦的家族办公室数目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

他的估计与会计师和招聘人员的说法相吻合。据他们表示，家族办公室的相关服务需求显著增加，尤其是在去年。

专业招聘人员表示，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家离开大型机构，为超级富裕家族管理私人办公室。与此同时，大型会计公司发现，家族办公室虽未受到监管，但它们急需审计和咨询服务。

家族办公室在美国上流阶层一直很风行，但在欧洲发展较慢，不过，在苏黎世和日内瓦，已有不少家族办公室发展得比较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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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家族办公室不仅负责投资和为后代保护家族财富，还经手诸如教育、安全、管理房产及游艇等财产、法律事务以及人员招募等事宜。

除了400多个单家族、多家族办公室，德夫估计，伦敦可能有着差不多数目的专为家族理财的机构。

Scorpio估计，目前英国身家在5000万英镑以上的超级富豪有1700多个，总资产接近4600亿英镑，远远超过FaGuo、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

上述数字证实，伦敦作为国际顶级富豪聚集地的地位正日益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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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德梅隆的成名之作是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2001年，两人荣获普利兹克(Pritzker)建筑奖——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此后，他们主要设计体育设施。他们为慕尼黑设计了2006年足球世界杯球场。其后是朴次茅斯体育场。在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改建温布里球场(Wembley)后，体育场建筑突然声望大增。

“我们的巴塞尔体育场是上述观念转变的第一个实例，”赫尔佐格表示。“体育场过去一直受到忽视。甚至连利物浦和曼联在内的体育场都只是工程师建造的。博物馆一直被用来改变城市面貌。70年代多是银行大楼。如今，体育场正起着类似作用，让城市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鸟巢是终极例子。正如中世纪城市以大教堂来展现自己，鸟巢寓意着一个崭新的北京。让赫尔佐格意外的是，比起巴塞尔，中国政府给予了其团队更大的建设自由。中国人经常让这位瑞士人感到困惑。“他们从不会跟你说，‘是的，这很完美，我同意。'他们总是让事情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但最终，他们让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尽情发挥，即使两位建筑师认为他们的鸟巢具有颠覆性。

不存在典型的赫尔佐格-德梅隆建筑。相反，他们试图让每座建筑与环境相适应。从外观看，鸟巢是由钢架组成的网状结构，让人隐约联想起巨型动物的肢体。钢架下方和周边花园是可供人们休闲的场所。赫尔佐格表示：“中国人很独特，他们喜欢利用公共空间，在街上溜弯、跳舞、打太极、打牌。这几乎是当地留给我们的最深刻印象。我从未见过世界上其他哪个民族几乎占满了公共空间。在一个专政国家，这一点让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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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规模，体育场往往具有纪念性质。但鸟巢还有更私密的空间，所以可以说，人们在这里感到很放松。它不想唬人。我们希望奥运会后，这座体育场能作为公共场所被接受。”他提到一个令人意外的榜样——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它是为世界博览会(World Exhibition)而建的，但后来成了城市的象征，可以在周末使用。家人可以在塔下散步，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享受这个空间。”

赫尔佐格喜欢这么说：在体育场，“人就变成了建筑”。在他看来，建筑师只是建造了物的部分。然后由当地人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加以使用。他表示，正如伦敦人决定到泰特现代美术馆闲逛一样，北京人已开始在鸟巢附近玩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名字是中国人自己起的。赫尔佐格耸耸肩：“人们接受一座建筑才会给它起名，否则不会。如果他们认为它看着像一堆狗屎，他们就称它为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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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团队是否应该为一个专政国家设计“纪念性建筑”呢？赫尔佐格瞪着眼睛说道：“你检查过自己的鞋是不是中国制造的吗？我肯定有些是。我们把那当作一个问题领域进行了谨慎的思考。我们相信这么说会很荒唐：‘我们现在就想要符合我们观念的民主，在此之前，我不会去你的国家，给你们盖一座楼。'再者，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所有产业每天都在与中国做生意。”

赫尔佐格知道，鸟巢是用廉价劳动力建成的，还让居民搬迁，腾出地方。但中国正在变化，他说。鸟巢本身是“逐步改变中国的一小步。因为我认为，与提供让人们将这里用作公共空间的可能性相比，再没有任何事情更具政治效力。这是最危险的政治局势，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让我们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