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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访港的深层次原因!
来源:新华澳报
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日来抵港进行工作考察,引来许多政治遐想。尽管他是因另有外访任务,而未能赶及在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十一周年时访港,使人对他访港的性质定义撇除了“庆贺”一类,但毕竟是在香港“区庆”过后只有不到一个星期,就从朝鲜等四国之行后,马不停蹄赶到香港,仍可算是“补贺”。不过,其香港之行,其性质和意义仍不止于“补贺,应有着其“更深层次原因”和“更重大任务”。
实际上,习近平在三天来的活动中,反复强调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一是考察北京奥运香港马术比赛的筹备工作,二是勉励和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三是代表中央向香港官民踊跃支持四川灾区表示感谢。这其中的第一项任务,已超越了他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主管范围,但却完全符合他的另一个临时编组身份--中央奥运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夕,各路外国反华势力与“****”、“****”势力互相勾结,千方百计要破坏、干扰奥运,而内地也发生了若干不利于平安举办奥运的群体性事件,因而目前争取平安、顺利地举办奥运,已是当务之急。既然中央政府顺应香港特区的要求,将北京奥运的其中一个比赛项目--马术比赛,安排在香港举行,习近平当然有必要以其主管奥运和港澳工作的双重身份之便,在距北京奥运开幕还有一个月之际,亲赴香港考察指导了。
这可以说是习近平职责所在,也可以说是中央对香港的奥马筹办工作放心不下。实际上,在内地保安比较严密,外国人入境可以严加管控的情况下,都已发生了一些破坏、干扰奥运的事件了,那么,香港因制度使然,各方面的维安制度并不是那么严密,国际反华势力是很容易“乘隙而入”的。但遗憾的是,特首曾荫权至以下的一众官员,只是以西方的思维定势和价值观来看待这些严肃的问题,一派“太平山下,天下太平”的轻怠松懈心态,曾荫权本人甚至是很少过问。这与内地官员的高度重视、全力以赴表现相比,香港官员几乎已达“失职”地步。因此,就形成了“太监唔急皇帝急”的错置现象。中央有必要以习近平亲身到香港考察的形式,向港府击一猛掌。就此,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在考察奥马场地时的谈话内容,语气是颇重的,大有责令曾荫权必须亲自承担责任之意。这对那些长年习惯于英式官僚运作作风,朝九晚五按章工作却又安于高薪厚禄的公务员体制中人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
习近平此次访港,与其前任曾庆红相比,有一个很微妙的不同之处,就是曾庆红特别安排接见了香港主要财团负责人,而习近平则无此项安排,而是分别到香港中产家庭和基层家庭探访。这可能是由于两人访港时的社会氛围不同而导致中央重点关注焦点有别,也有可能是与习近平本身从小就生活在磨难之中的经历有关。但肯定的是,目前香港通货膨胀较为严重,市民生活素质受到较大的冲击。但似乎香港特区政府因受困于“副局长及政治助理风波”等其它事务,未有正视民生问题。习近平的“访贫问苦”,似是在以“无声语言”,来指导曾荫权必须关注民生,实践胡Jintao的“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四句真言。
香港、澳门先后回归后,似乎都陷入了一个“反现象怪圈”,就是并未能充分发挥当地制度的优越性,反而事事处处要依靠中央出手“打救”。实际上,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要设计出“一国两制”政策,就是基于台、港、澳所实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有其某些特殊性质优越性。但在香港、澳门回归后,这种优越性却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还需要中央透过实施“CEPA”、“个人游”等形式,予以“打救”。而且,还有被滥用的不良倾向。比如,在澳门实施的“个人游”,阴差阳错地冲击了中央原来批准澳门开放赌牌是为了吸引外国高端赌客的构想,变成了反过来吸引大批内地高官到澳门参赌,以致动机与效果不统一。但是,港澳两地政府似乎却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够,只是坐享其成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今次,习近平又透露,国家商务部不久将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有利于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尤其是广东省的有关安排文件。按照“港澳一体”的原则,这一安排可能也将延伸到澳门。在港澳两特区都未能为国家作出甚么贡献之前,却一味依靠中央“输血”,可能是已经与当初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方针的原旨,并不相符。但是,港澳特区却将之当作是“理所当然”,并乐意于“坐享其成”,这又是另一种形态的“太监唔急皇帝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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