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与事实——驳建国后的头29年所谓“经济崩溃”的谎言

chenfeiyang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他们肆意贬损共和国前29年的历史，否定毛**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他们对前29年的历史前后扣上4个“经济崩溃”的帽子。一是说1953－1957年的“三大改造”搞早了、搞错了、搞糟了，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二是说1958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是说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四是笼统地说，毛**执政时期或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29年，使“生产力受到破坏和阻碍”，出现了所谓“经济凋弊，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无耻的攻击。下边用铁的历史史实批驳这些无耻的谎言。

一、建国后的头29年“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

（一）什么是“经济崩溃”？经济学讲的“经济崩溃”，是有特定含义的，并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引用的“形容词”。所谓“经济崩溃”，是指经济完全破坏，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陷于一片混乱和瘫痪状态。讲一国经济崩溃至少有5个标志：①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二位数的负增长；②成千上万家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千百万职工下岗失业，陷于绝对贫困状态；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一般在15%以上；④财政崩溃，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借新债还老债还不足以弥补，靠增发巨额钞票或废弃旧钞发新钞来渡过难关；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借外债达到还不起的地步。⑤金融崩溃，银行坏账超过国际警戒线，造成银行支付危机，出现银行大批破产倒闭、储户叫苦连天。上述五大问题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生产、销售、分配、消费诸环节一片混乱，各项经济活动陷于瘫痪状态。这种经济崩溃，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战后时期、国民党政权在逃离大陆前的时期及苏东某些国家在演变后一段极其混乱的时期。

（二）建国后的头29年我国“经济崩溃”了吗？

用上述五条标志来衡量我国“三大改造”时期（1953-1957年）、“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或延长为1958-1962年（“二五”时期）、**时期（1966-1976年或1966-1978年）和前29年（1950-1978年）。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看，1953-1957年（“一五”）五年增长了55.54%，年递增9.25%，1958-1960年3年增长31.67%，年增长9.6%，1958-1962年增长指数为90.28%，年递减－2%（按水平法），如按累计法测算年递减0.62%；1966-1976年**十一年增长了83.1%，年递增5.65%；1966－1978年（**开始到**结束共13年），增长1.2倍，就是说13年翻了一番多，年增长6.25%；1950-1978年建国头2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3倍，即翻了3番，长达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5%。

除了1958-1962年（1960-1962年是负增长，分别为－0.3%、－27.3%和－5.6%）而前两年则分别增长21.3%和8.8%）即除“二五”时期外，都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29年比较，仅比日本低），如何能扣上“经济崩溃”的帽子呢？而且“二五”时期后三年的经济下降，是当时zhengfu调整政策所要求的。至于其他几项指标几乎都与“经济崩溃”不搭界。

事实证明，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增速比较快，新的工厂大批建成投产，职工人数百万、千万增加，物价稳定，投资和货币流通增速比较适宜，保持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且平衡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快或略有增长，说这两个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

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以1966-1978年为例，列出以下指标可以批驳“崩溃论”：工业企业（社区企业以上不含个体、家庭工业）新增19万多家，职工人数新增4534万人，全民单位投资年增9.05%；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时还有一个世界上所有zhengfu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货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虽然增长不多，但并没有下降。

有人用货币平均工资下降说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时期新增职工4534万人，都进工资最低档，把平均工资拉下来了。相反凡是家庭有新参加工作的，他们的家庭收入就增加了，生活水平肯定提高。那种把三线投资的1000多亿元全部算成损失和按“一五”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套算出**期间损失5000亿元，这是主观主义的和不科学的。

（三）“二五”和“大跃进” 时期“经济崩溃”了吗？

下边着重谈谈“大跃进”及“二五”时期的经济状况：

（1）关于1958年经济情况。按单一生产力标准衡量，1958年确实实现了工业大跃进，1958-1960年也基本上达到了重工业“大跃进”的要求，但整个“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列建国12个计划时期倒数第1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后核实的数据，1958年列建国56年来增速第一位的有：GDP年增21.3%，第二产业年增52.9%、工业增加值年增53.4%，运输邮电业年增46.7%和人均GDP年增18.3%。列第1位的还有社会总产值年增32.6%，工农业总产值年增32.2%，工业总产值年增54.8%，重工业总产值年增78.8%和能源总量年增101.2%，原煤年增106.1%、机床年增185.7%等重工业产品，以及化纤（增14倍）、纱（49.5%）、丝织品（40%）、手表（40.3倍）、收音机（261.9%）、照相机（209倍）等轻工产品。列第2位的有轻工业总产值（33.7%）、发电量（42.5%）、呢绒（47.2%）、缝纫机（130.2%）、生铁（130.5%）、焦炭（161.9%）和发电设备（455.6%）等。国民收入列第3位（增22%）、总投资列第4位（84.5%）、基建投资年增87.8%，列第3位。

财政收支分别增长25%和34.6%，分列第8位和第5位，有财政赤字21.8亿元。但是，这比起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几百亿、几千亿元财政赤字，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银行贷款增长69.7%，列1953年以来最高增长率，货币增发率为28.4%，列第9位。进出口增长24.8%，列第10位。零售物价和消费物价分别增长0.2%和-1.1%，处于最低物价水平。

职工平均工资和国有职工实际工资分别为-14.1%和-12.1%，说明1958年工业实现大跃进，并不是靠物质刺激和物价上涨带来的。主要是大量增加新工人和全民大炼钢铁而带来的平均工资的减少。但既是这样，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提高，主要表现在工资总额增长10.5%，居民消费水平增长1.4%；居民储蓄存款增长56.8%，列建国56年来第1位。

主要农产品产量，除黄红麻、水产品、大牲畜头数等负增长外，农业增加值增长0.4%（列47位），农业总产值增长2.4%（列45位），粮食增长2.5%（列第31位），棉花增长20.1%（列第15位），油料增长13.7%（列第13位），糖料增长31.4%（列第6位），猪牛羊肉增长11.5%（列18位），烤烟增长51.2%（列第5位），水果增长20.1%（列第8位），蚕茧增长5.4%（列34位），茶叶增长21.5%（列第3位）等。

以上说明，1958年不仅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而且按周恩来提出的量化指标①，中国经济确实实现了“大跃进”。

（2）关于1958-1960年经济情况。

1958-1960年也实现了工业大跃进。这三年工业增加值年递增28.1%，工业总产值年增32.8%，仅低于三年恢复时期的36.75%和33.85%，列中国12个计划时期②的第2位高速度。列12个时期增长率第1位的有能源总量（44.1%）、煤炭（50.1%）、天然气（145.85%）、化纤（255%）、缝纫机（46.85%）和手表（465%）；列第2位的有粗钢（51.65%）、钢材（38.85%）、原油（52.7%）、机床（76.3%）、汽车（41.95%）、原盐（15.85%）、纸张（25.55%）、收音机等，水泥、化肥、自行车等列第3位。

重工业产值增速（49.35%）列第1位，轻工业（13.75%）列第6位。而且这时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几乎都列建国56年前3名。如固定资产利润率分别为36.9%、40.9%和39.5%，资金利润率分别为34.2%、35.2%和32.6%，资产利税率分别为46.5%、48.7%和43.6%，产值利润率分别为20.6%、21.8%和23.0%(分列56年的第6、3、1位)等。而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分别为l7.8元、20.3元和24.5元，分列建国56年来倒数第2、6、10位，是比较低的。

三年仅基建投资新增固定资产就达到702亿元，每年递增25.1%，是国有经济大发展时期，而且已开始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及原子弹爆炸装置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和工业产品。总的评价，“三年大跃进”，实现了工业高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对苏东国家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大部分在这个时期建成，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业经济效益也是最佳时期。

但这个时期农业却是下降的，出现了粮荒和农业短缺危机。这时城市企业仍是增加的，职工人数也是增多??行存贷差虽有所扩大，但银行自有资金却增加了315.9亿元，增长5.81倍；三年财政赤字累计虽达169.4亿元，通过增发钞票43.1亿元和向银行透支弥补，透支额并未超过银行自有资金额，因此这时银行和财政并未“崩溃”。而整个经济仍有较快增长，GDP年增9.6%，国民收入年增9.2%，超过“一五”时期的水平，无论如何都扣不上“崩溃”的帽子。

（3）关于1958-1962年(二五时期)经济情况。农业从1959年开始就很不景气，而且一连延续到1962年。鉴于到1960年中国出现粮荒和农业危机，**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在“二五”后两年对非农经济采取严厉的经济调整方针。这是陈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张的，毛**也同意了的。

中国进入了1960—1962年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出现了一场生产下降、食品供应短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短缺型的经济危机。按水平法测算，“二五”时期GDP年递减2%，农业增加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递减5.65%和4.3%。主要农产品产量中，除羊存栏数年增长6.4%（约列前5名）外，其他如粮棉油等都大幅度下降。由于保农业、压工业等调整措施，使工业生产在1961-1962年大幅度下降。由此使整个“二五”时期各项经济指标几乎都列12个时期的最末位。人均GDP五年平均－2.9%，农民消费水平－3.3%，市民消费水平－5.2%，使人民生活下降，非正常死亡增多。

由于1958、 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万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问题出在1960-1961年，这两年总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1000万和348万人（顺便说一下，改革开放27年来，每年人口死亡总数在800-1000万左右），表现在这两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和14.24‰。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691—2158万人，那种估算在3000-4000万人以上则是高估。

本人按国家统计局在后来核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测算，1959年出生人口1667万人，死亡人口964万；1960年出生1384万人，死亡1707万人；1961年出生1185万人，死亡940万；2005年出生1621.4万人，死亡846.2万人。将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其中1960年比1959年少生283万人，多死亡743万；1961年比1959年少生482万，少死亡24万人；1960年与2005年相比较，少生237.4万人，多死亡860.8万；1961年与2005年相比较，少生436.4万人，多死亡93.8万人。这样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少出生765万、多死亡719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484万人；与2005年相比较，少出生673.8万人，多死亡954.6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628.4万人。由此说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比1959年多死亡719万人，比2005年多死亡954.6万人；加上少出生人口，分别为1484-1628.4万人，但绝不会超过2000万人。上述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也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我认为，“二五”后三年中国出现了经济短缺危机，但仍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理由有:

(1)工业企业数、职工人数减少，但工业生产力却都保留下来了。1962年社以上工业企业数虽比最高的1959年减少12.1万个(其中，国有工业减少4.58万个，城乡集体减少7.52万个;工业劳动者减少1176万人（其中，国有工人减少815万人，但城镇集体却增加l44万人），但是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从1957年的274亿元增到1962年的786亿元，纯增51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02.4亿元。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崩溃、企业破产倒闭、机器设备被毁、生产力受到破坏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通过有领导、有计划实行“关停并转”的调整措施，虽然企业个数、人数减少了，但生产力却全部保护下来了，反而通过合并重组增强了，有用人才也保留下来了，富余职工也给以妥善安排，未造成社会动荡。

(2)未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大跃进”的前3年，各类物价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如消费物价－0.05%）。只是从1960年以后逐步放开三类农副产品价格，搞“高价商品”(陈云提议的，目的是“回笼货币”)，允许个体商贩存在并自产自销，使物价上涨。1961年零售物价上涨16.2%，消费物价上涨16.1%，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28%，达到建国29年来最高水平(1950年以来)，列建国56年的第4、5和第2位的高水平。整个“二五”时期，分别年递增4.7%、4.15%和6.5%，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只有1961年才能称为恶性通货膨胀。

(3)“二五”时期，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也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都是正增长，分别年递增0.2%和0.1%（水平法），累计有财政赤字129.54亿元，列12个计划时期第6位，其中1960年有赤字81.8亿元，列建国29年的最高额，但仅列建国56年的第21位，而且1961就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到1962年有财政节余18.67亿元，列56年财政有节余的19年中第4位。对外贸易－3.1%，但有贸易顺差累计5亿美元，其中1962年有现汇结余0.81亿美元。市场货币流通年递增15.05%，列12时期的第6位;五年平均发钞票53.7亿元，列12个时期的第8位，主要是1960-61年分别增发20.8亿元和29.8亿元，列前26年的第3－1位，但大大低于改革开放27年的平均水平（27年平均增发882.21亿元钞票），而1962年不仅未增发钞票，反而回笼货币l9.2亿元，是建国以来回笼货币6年中最多的一年。

银行存贷款分别年增20.05%和19.7%，分列11个时期(无恢复时期数据)的第4、5位;1962年贷款规模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有存贷差238.6亿元。这五年中只有1958年发公债7.98亿元，未向国外借款，而且偿还国内外债务50.49亿元，其中还外债34.07亿元，占外债总额的59.3%(总外债51.63亿元)。即财政与银行都没有破产和倒闭，虽然问题在头29年内较为严重，但在照常运转，而且1962年出现好转的趋势。

(4)经济总体也没有到了“崩溃”边缘。由于1959-1961年农业生产主要受旱灾等影响(受灾面积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2.7%、62.4%和59.8%，分列建国56年来的第17、1、2位。那种说这几年是什么“风调雨顺”的年景是不顾事实的捏造。农业生产全面减产，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迫使**中央和国务院对非农业(主要是工业)采取调整措施，这样才使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贸业出现了比农业更大幅度下降，才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GDP在前2年分别增长21.3%、8.8%的基础上，1960年只比上年下降0.3%，仍然维持在高产出水平。到后两年由于调整措施才使整个“二五”时期按水平法计算－2%，按累计法只下降0.62%。

除农业外，其他行业仍有一定的正增长。第二产业年增0.95%（按累计法计算为6.3%），工业增加值年增2.15%（7.3%），运输邮电增加值年增2.25%（6.8%），工农业总产值年增0.06%（3.2%），工业总产值年增3.8%（9.5%）。其中轻工业年增l.1%（3.2%）。重工业年增6.6%（16.7%）。说明“二五”时期工业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创造了比改革开放27年来还要好的成绩：如能源总量五年平均年递增11.75%、煤炭年增10.9%、原油年增31.5%、发电量年增18.9%、化肥年增25.2%、化纤年增132.6%、缝纫机年增22.9%、手表年增268.5%、天然气年增71.8%、农药年增6.25%等，有那一项增速达到上述水平。

“二五”时期，基建投资1206.09亿元，比“一五”增长1.05倍，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也比“一五”增长75.1%。苏联从1950-1959年援建项目共计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只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1960年7月16日，苏联zhengfu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和资料，停止供应设备和零部件，使250多个企业和建设项目处于停顿状态。中国硬是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把这些项目一个一个建成了。

“二五”时期新增产品生产能力比“一五”有成倍增长，其中炼钢增长3.52倍、煤炭开采增1.34倍、发电能力增2.5倍，石油开采增5.22倍、化肥增6.24倍、水泥增3.49倍、糖增76.9%、纸张增3.53倍、新建铁路增加1958公里，港口吞吐增加764万吨等。先后建成铁路有宝成、包兰、黔桂、北承铁路;建成黄河三门峡、汉水丹江口、刘家峡、青铜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成重庆长江大桥和郑州黄河大桥。

这个时期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如试制成功半导体收音机、电视发送设备、巨型变压器、内燃电动机床、2500吨水压机、2.5万千瓦高温高压汽轮机、二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5千～1万吨远洋现代货轮、拖拉机、“东风”牌轿车、“红旗”牌高级轿车、每秒运算1万次计算机、数控铣床、25型直升机、液体探空火箭、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在当时国际上都是比较先进的产品。

特别是1960年4月21日在河北怀来县进行了一次小型原子弹爆炸试验并获得成功，同年12月5日仿制“P－2”导弹首次试验也发射成功。在首都北京还建成了Tiananmen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电视台(现为中央电视台)及北京十大建筑。

仅列上述成就，也不能说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那种把“二五”时期发展速度一定要达到“一五”水平，推算出“大跃进”损失1000亿元的数据既是不科学的，而且也高估了损失。

二、建国后的头29年与改革开放后的27年和同期国外及旧中国最高年经济比较

主要指标对比:

（1）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408亿元增到1978年3645.2亿元和2005年18308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指数为801.3%，即翻了3番多，增长了7倍多，年增长7.45%，后27年增长近11.0倍，年增长9.65%。后27年比前29年高出2.2个百分点。新中国56年GDP共计增加95倍（而不是某权威人士发表的，说新中国50多年来GDP只增长了十几倍），56年平均每年增长8.5%。半个多世纪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确实在人类经济史上是少见的或独一无二的。

按当年的汇率测算（1949年按年底1美元兑2.1元，1978年按1.6836元，2005年按8.1917元人民币），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到1978年2165.1亿美元（不是一些高官所说的是1400亿美元或1600亿美元）和2005年22350.0亿美元。按汇率法测算，前29年增长了10.14倍，年增长8.65%；后27年增长9.32倍，年增9.05%，按这个办法，前29年比后27年仅低0.4个百分点。

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及各国大多采用汇率法，采用按可比价格计算与购买力平价计算办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改革开放后GDP年增速比改革开放前要高出2.2个百分点，但需说明的是，外资经济现已占GDP近1/3，其中2004年占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30.2%。在主要产业中已占75%的股权；私人、个体经济已占GDP1/3以上，国企单位数，2004年经济普查，只剩下19.2万户，比1996年减少196.8万户，集体企业单位数减少455.4万户；2005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比1995年减少4773万人，城镇集体就业人数比1991年减少2818万人。公有经济单位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8年占99.86%下降到2005年仅占16.2%。这与头29年完全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国有职工创造的是不同的。而且这种较高增速是靠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率取得的。

按建国头29年GDP年增7.45%与同时期外国主要国家比较，比美国年增3.4%、德国年增5.85%、英国年增2.45%、FaGuo年增5.05%、意大利年增5.1%、加拿大年增4.85%、澳大利亚年增4.55%、印度年增4.8%，要高出1.6（德国）－5.0（英国）个百分点；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长3%高出4.4个百分点，仅比同期日本8.7%和苏联7.75%略低。如果按汇率法测算中国29年达8.65%，完全可以和日本、苏联相比美。

GDP 56年比较：中国为8.5%，比美国3.15%，日本5.85%，德国3.35%，英国2.2%，FaGuo3.5%，意大利3.5%，加拿大3.80%，澳大利亚3.95%，印度5.15%，苏俄4.25%和我国台湾省（1953－2005）的7.9%都要快。要快2.65（日本）－6.3（英国）个百分点。

（2）一产增加值从1949年279亿元增到1978年1018.4亿元和2005年22718.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1.353倍，年增长3%，后27年增2.359倍，年增长4.6%。按美元折算，从132.9亿美元增到606.2亿美元和2005年2773.3亿美元，前29年增长3.56倍，年增长5.35%，后27年增3.57倍，年增5.8%。

中国农业生产增速大大落后于工业，但比同时期（1950-1978年）美国2.1%，日本2.35%，德国1.8%，英国1.9%、FaGuo2.2%、意大利1.9%，加拿大1.4%，印度2.9%要高出0.1（印度）-1.6（加）个百分点。仅比澳大利亚的3.05%低了0.05个百分点。

如果说中国农业如此低的速度就算崩溃了，那么国际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早就破产了。1956年来农业增长6.91倍，年增长3.75%，比上述各国都快，比美1.65%，日0.95%、德1.35%、英1.15%、法1.4%、意1.3%、加1.65%、澳1.55%、印度2.3%，和苏俄0.95%要高出1-3个百分点，比台湾（1953-2005）2.55%也快了1.2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虽然改革后比改革前农业增速快了0.45-1.6个百分点，但分田到户后小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的衰退是无可挽回的趋势。

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占27.9%下降到2005年的12.6%，下降15.3个百分点。务农劳力占全社会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44.8%，降低25.7个百分点；由于占用耕地大搞开发区使5千万农民失地失业无以为生；现约有1.5亿农民工进城谋生；粮产只年增1.75%，比前29年低了1.75个百分点，2005年粮产低于1998年，27年累计纯进口粮食17298.6万吨，平均每年纯进口640.7万吨。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2.5亿人增到2005年近4.5亿人（为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有人发出“农民真穷，农业真苦”的呼唤！

（3）工业增加值从1949年50.5亿元增到1978年1607亿元和2005年76189.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42.48倍，年增长13.9%，后27年仅增长17.71倍，年增11.45%。前29年比后27年高出2.45个百分点，说明前29年工业化进程比后27年更快。比同时期（1950-1978年）的美国4.45%，日本12.05%，德国6.65%，英国2.5%、FaGuo5.1%，意大利7%，加拿大5.4%，澳大利亚5.35%和苏联9.5%，都要快，快了1.85（日本）－11.4（英国）个百分点。

按汇率法测算，由1949年24.05亿美元增到1978年956.5亿美元和2005年9300.9亿美元，前29年平均增长13.55%，比后27年年增8.8%，要高出4.75个百分点。包括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年增速也高出后27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年增14.05%，后27年年增11.3%，高出2.75个百分点；按美元测算，二者的速度比为13.75：8.95%，高出4.8个百分点。

56年中国工业增长了812.5倍，年增12.7%，比同时期美国3.55%、日本7.5%，德国3.75%，英国1.7%，FaGuo3.35%，意大利4.0%，加拿大3.65%，澳大利亚2.65%，印度5.9%和我国台湾省（1953-2005）9.15%，要高出5.2（日本）－11个百分点（英国）。

改革前后比较，不仅工业增速比前期低，而且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力发展“五小工业”，既有耗能大、成本高、假冒伪劣严重，而且造成土地、河流、空气等严重污染。国企工业改革，造成大批国企被兼并破产，职工上千万下岗失业，资金效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2005年国有工业户数比1995年减少90523户，下降76.7%；职工人数比1992年减少3480.6万人，下降77%。国有企业在这里真正发生了一场衰退危机。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投资最多、占国民经济主体、主导作用的工业领域，在40个主要工业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占67.5%）的比重超过50%，即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从总体上已私有化了。

（4）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了？

按现价现汇测算，中国GDP折合成美元数，从1949年194.3亿元增到1978年2165.1亿美元，约列世界位次从13位上升到第10位。再到2000年第6位和2004年列第6位，2005年GDP按国家统计局核实数为193085亿元，按1美元＝8.1917元汇率测算，折合为22350亿美元，超过法、英两国GDP在2.1万亿美元左右（2004年法、英两国GDP分别为20026亿美元和21400亿美元），仅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

按汇率法测算，中国与美国差距，从1949中美（194.3：2847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6.82%，或美国为中国的14.65倍；到1978年中美两国GDP为2165.1：22192亿美元，中国为美国9.76%，或美国为中国的10.25倍，即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2.94个百分点和美国为中国的倍数缩小4.4倍，即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30%。缩小不多，但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差距。但按不变价格计算，即中国以年增7.45%，而美国仅为3.4%，中美发展速度相差4.05个百分点，是美国增速1倍多。按1950年各国按当年汇率测算的GDP合美元数为基数，按各国不变价格计算GDP，抛除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的影响。中美1978年GDP为1556.9：8902.6（亿美元），中美差距由1949年1：14.65缩小到1978年1：5.72，缩小8.93倍，缩小60.95%。那种说中国在头29年扩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不顾客观事实的胡说。

（5）头29年与旧中国经济比较：有人说，毛**弄得中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比旧中国还糟”。

这里将1978年与旧中国最高年产值、产量比较。1978年GDP3645.2亿元，按当年汇率测算折合为2165.1亿美元，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年份1936年的GNP75.8亿美元，增长了27.2倍；比1949年增长了10.1倍；工农业总产值1978年达到5634亿元，比1936年688.1亿元，都按1957年价格计算，增长了7.37倍，比1949年增长12.83倍；农业总产达到1397亿元，分别比旧中国最高年和1949年增长了1.11倍和1.96倍；工业总产值达到4237亿元，分别增长17.6倍和39.66倍。轻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2.5倍和20.6倍；重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22.8倍和94倍。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工业产品产量有成倍的增长。如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30477万吨，比1936年的15000万吨和1949年11318万吨增长了1.03倍和1.69倍；棉花增长了1.55倍和3.88倍；糖料增长了2.98倍和7.41倍；茶叶增长了19.1%和5.54倍；烤烟增长4.88倍和23.47倍；水果增长了9.51倍和4.48倍；水产品增长了2.1倍和9.34倍；大牲畜头数增长了31%和56%；羊存栏数增长了1.72倍和3.01倍；肉猪存栏数增长了2.84倍和4.22倍。工业产品产量增长更多。如原煤1978年达到6.18亿吨，比1942年0.62亿吨和1949年0.32亿吨，分别增长8.97倍和18.3倍；原油达到10415万吨，比1943年32万吨和1949年12万吨，分别增长324.5倍和866.9倍；发电量达到4277亿千瓦时，比1941年60亿千瓦时和1949年43亿千瓦时，增长41.8倍和58.7倍；粗钢增长33.4倍和200.倍；水泥增长27.5倍和97.9倍；生铁增长18.3倍和138.2倍；机床达到18.32万台，分别比1941年和1949年增长32.9倍和113.5倍；硫酸增长25.9倍和120.2倍；纯碱增长11.9倍和14.1倍；烧碱增长135.7倍和108.3倍；平板玻璃增长12.8倍和15.5倍；棉纱增长3.9倍和5.7倍；棉布增长2.95倍和4.84倍；食糖增长4.54倍和10.35倍；卷烟增长4.01倍和6.39倍；原盐增长3.98倍和5.53倍等。

这些成就决不是资改派闭着眼睛就能否定了的。从人均产值产量对比来看，虽然1978年总人口达到96259万人，比1936年增加51259万人，比1949年增加42092万人，但人均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如人均GDP从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3.48倍，年增长5.3%，延长到1980年年增长5.35%，比同时期美国年增1.85%，德国年增3.15%、英国年增1.65%、FaGuo年增3.15%、意大利年增3.2%、加拿大年增2.25%、澳大利亚年增2.6%、苏联年增3.65%、印度年增1.45%、和台湾省（1953-1980年）年增4.6%，都要高，仅比同期日本年增5.7%略低。在这29年中，居民储蓄存款年递增20%，人均储蓄年增16.8%、职工工资总额年增9.55%、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增2.2%，其中国企职工和集体职工分别年增2.35%和1.8%；居民消费水平年实际增长2.9%，其中农民和市民分别增长2.2%和4.9%；市民可支配收入年增4.80%，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3.9%。市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6.7和8.1㎡。

上述数据说明，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增长不快，但生活水平却是提高了，基本保证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需要。那种说头29年是什么“民不聊生”，是无耻的攻击。人均GOP按美元测算，从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比1936年的16.8美元增长12.47倍。人均粗钢增长15.6倍和109.7倍；人均原煤增长3.6倍和9.8倍；人均原油增长154.4倍和543倍；人均发电量增长19.2倍和33倍、人均水泥增长12.7倍和568.2倍、人均生铁增长20.4倍和78.1倍、人均棉纱增长2.05倍和37倍、人均棉布增长85%和2.3倍、人均食糖增长1.7倍和11倍。人均农产品中，除了粮油茶外，其他都有23.4%（棉花）－3.96倍（水果）的增长。

上述事实说明，新中国比旧中国不知要强大几十倍，仅GDP1978年一年产值就比国民党统治的最好年份要高出27.2倍。那种攻击新中国不如旧中国，是昧着良心说谎话。

银河巨星

新中国建立的前30年，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提高得不是太快，但这对于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这正像一个穷家为了奋发图强摆脱困境需要勒紧腰带过一段苦日子一样。尽管如此，那时的生活不仅比旧社会好得多，而且在总体上是稳步提高的。让我们看一看一位农民是怎么说的：
  我是1954年10月在山东农村出生的，兄妹两人，父母都是农民。首先我想说说农产品的价格，以小麦为例。1970年?1980年小麦的市场价格：从“0.35元／市斤”上涨到“0.38元／市斤”，物价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非常稳定。我想说的问题是农民在市场上卖掉一市斤小麦的钱，可以用来做什么？
  妹妹在1970年读小学一年级报名时，只须向学校交三毛钱（0.3元），当时只需交纳书籍费，没有学杂费，是真正的“一费制”。待到开学发书时，两门教材《语文》、《算术》的定价相加也只有两毛八分钱（0.28元），当初报名时多交的贰分钱还是被老师退给了每一个同学。0.28元就是当时整个一学期的费用，当时小麦的市场价是：0.35元／市斤。也就是说，农民只需要卖掉八两（0.8市斤）小麦就足够了。
  让我们再看看当时其他内容的一些消费情况：柴油机灌溉或拖拉机耕地所需的柴油价格，每市斤是八分钱（0.08元），也就是说“1市斤小麦”就可以换来“4.38市斤柴油”；当时的公共汽车每次收费是伍分钱，也就是说卖掉“壹市斤小麦”的钱可以乘坐“柒次公共汽车”；当时的公园很多都免费，收费公园的门票也不会超过伍分钱；当时在电影院看电影，一张电影票只需“壹角钱”，也就是说农民卖掉“壹市斤小麦”就可以去电影院“看3.8次电影”。
  当时一个鸡蛋的市场价是肆分钱，有人曾粗略地估计说：家里养上一只老母鸡，老母鸡所下的鸡蛋足够供两个学生上学的费用。这话不无道理，我兄妹两人从小学到中学的费用，基本上就是靠我母亲所养的几只老母鸡下蛋，这些鸡蛋所换的钱，除了供我们兄妹上学外，还要供应家里的油盐酱醋茶之需。
  再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农产品的价格，同上，看看卖掉一市斤小麦的钱都可以用来做什么？再看看养一只老母鸡可以供应几个学生上学？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本帐，无须我再一一列举。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究竟是谁在压低农产品的价格？！究竟是谁在牺牲农民的利益？！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当时的农民虽然还须向国家交纳爱国粮，虽然还没有免交农业税，但是农民当时的生活负担要远比现在轻松得多！虽然当时的物质财富没有现在丰富，但是他们却是真正的国家主人翁！
  从网上看，从周围人看，多数老百姓特别怀念毛**时代，认为毛**时代虽然“穷”，但感觉幸福、踏实，过得有奔头。这其中原因很多，有理想，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少，不受当官和有钱人的气，人人相对平等，但毛**时代的老百姓真的很“穷”吗？
  4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那时的人们享受着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这些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以现在为参照，一个家庭的这三项福利是整个家庭除吃喝以外的总收入的2.8倍！
  在毛**时代，城市的人们享受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其中义务教育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不但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生活费，那么，这些无形的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我大概算了一下，可能不太准确，只供参考。
  公费医疗：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人年均医疗消费支出为1434元，按平均每户4人计算（毛**时代一个孩子的很少），每户年均4302元，1964年人均寿命75.85岁，每户一生平均支出相当于今天的为75.85×4320＝435046元。
  义务教育：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户年均消费教育支出5510元，每户一生平均支出相当于今天的5510×75.85＝417934元。
  福利住房：80年代，中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6平方米，均价按3000元／平方米（还不算维修等费用），每户一生按1.3套房子，户均1.3×3.6×4×3000＝56160元。
  三项共折：435046＋4179345＋56160＝909140元！
  也就是说，每户家庭一生所享受的这三项福利91万元！
  家庭收入：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一就业者收入为10009元，剔除就业者生活费后，其年均节余5800元左右，每户家庭按1.6个就业者，每个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为35年算，每户一生平均节余5800×1.6×35＝324800元。
  每户家庭一生的三项福利是一生所攒钱的909140÷324800＝2.8倍，也就是说攒一辈子的钱还不够毛**时代的这三项福利！
  毛**时代真得像有些人说得很穷吗？这么穷还让老百姓享受这么高的福利？
  毛主席去世时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以上数据仅仅是家庭内的福利，还不算国家工业由一穷二白至第六工业强国，包括两弹一星等等！（《搜狐网论坛》，2007年1月10日）
  还要看到，中国的贫穷有历史积淀的原因，有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屡次入侵掠夺、破坏的原因，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还比较短的原因，等等。而资本主义现时的物质发达，则是其文化、历史、经济制度、通过战争掠夺毁灭别人壮大自己等等的综合结果。然而，在“中国戈派”那里，中国不但是贫穷的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西方不但是富有的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唯一因素导致的。这简直是最大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此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其用心实在是太歹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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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不要制造事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