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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对外方针的调整
张淑蓉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除一如继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还要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一
20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中国外交曾经历过一次重大调整，形成了主要针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那次调整虽然主要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但它对中国外交和内政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后，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启动了。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慎重分析，中国领导人逐步放弃了以往关于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并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同时也逐步改变了“一条线”战略。
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就提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1980年4月，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邓小平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说：看来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看远一点，采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这个阶段，国际形势还是比较动荡的，特别是1979年底发生了苏军入侵阿富汗的事件。即使如此，但邓小平这时强调的重点还是“要抢时间”搞建设。
从争取和平、延缓战争的角度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1982年8月21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讲道：“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在阐述这些政策时，邓小平说：中国最希望和平，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他强调：“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耀邦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用以指导自己同各国发展关系的一贯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着重说明中国***愿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四项原则的应用范围，以后又加以扩大，成为**同世界各国各政党发展关系的普遍原则。
二
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不仅美苏关系有所改善，中苏关系也有所松动。根据新的变化，1985年，邓小平就国际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他指出：现在世界上“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阐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上发生的“两个重要的转变”。他说：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还都不敢打。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主要针对苏联的“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当年9月14日，在会见奥地利总统时，邓小平更简洁地说：“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现在，我们对战争的判断和采取的政策比过去更妥当一些。”因为，这两个重要转变对我国内政、外交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个转变，使我们能够真正把重点转到建设上来。邓小平说：“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第二个转变，则使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点更加鲜明。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
1986年3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的对外政策第一次被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报告还阐述了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共十个方面：第一，中国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第二，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第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第四，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第五，中国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第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第七，中国反对军备竞赛；第八，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第九，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第十，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
这份报告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外交已显示出向全方位发展的新特点。
三
这一时期，我国在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1983年至1987年，中国又同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建交国总数达135个。中国政府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46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副总理级领导人、政府特使和外交部长出访了77个国家；我国接待了9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副总统、副总理级领导人和外交部长来华访问。中国和外国高级议会领导人互访达113次。中国先后参加了64个国际公约，签订了12个双边领事条约以及其他许多业务性协议，为我国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了重要改善。从1984年至1987年，我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和尼泊尔等国。我国同蒙古的贸易和友好往来有所增加，两国签订了新的领事条约。我国同老挝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谈判，两国恢复互派大使。我国同印尼经多次接触，关系有所好转，双方恢复了直接贸易。
我国运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际地位，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方面取得了成效。
在维护和平方面，中国坚定地支持阿富汗人民反对苏联武装侵略的正义斗争；坚定地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促进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所作的不懈努力；竭力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争端，应在排除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有关各方谈判，和平解决。1986年，中国在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两个决议案，获得联合国众多成员国的广泛认同。这是中国首次在联大单独提出并获得通过的有关裁军问题的重要议案。
在促进发展方面，中国致力于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1981年10月，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赴墨西哥参加坎昆会议，探索改善南北关系的途径，并提出了关于国际合作的五项原则，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反响。为探索和开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新途径，中国按照“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先后同30多个非洲国家开展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管理、承包工程、技术服务、补偿贸易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在1987年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和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呼吁，希望发达国家采取有远见的政策，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困难，稳定和提高它们的出口收入，减少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方面，我国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同时，逐步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美建交后，中国一度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不过，从1982年起就改变了这一战略，开始同美国拉开距离，但两国关系仍基本保持着稳定发展的势头。双方政治磋商有所加强，经贸、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文化交流逐年增加。但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也始终存在着一些障碍，最主要的是台湾问题；此外，还有美国某些势力试图利用西藏、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等。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对台湾关系法”，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此后，这个问题有所缓解。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这个公报是继1972年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建交公报之后，第三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公报。比较起来，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美关系发展较顺利的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有了曲折而缓慢的改善。1982年，两国恢复了边界谈判。1985年，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建设和改建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及中苏1986年至1990年换货和付款协定。两国贸易有所增长，边境贸易也得到了恢复。但是，由于苏方在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行动迟缓，两国政治关系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进展。8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终于有所改变，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条件基本成熟了。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6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随着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国***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总之，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外交方针和政策的调整明显地受到了国内因素的推动，这种推动力不仅来自政治和经济变革进程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来自对以往历史的不断反思。经过这次调整，中国外交开始向全方位外交方向发展，也正是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便随之逐步形成。
链接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在蒙古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七十年代末，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又出兵侵略阿富汗，这些行动给中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1982年至1988年，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时，中方提出，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苏方必须消除上述三大障碍，即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并从柬撤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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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12-21 22: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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