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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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同中美之间的其他主要争执问题相比，如台湾问题、经贸问题和武器扩散问题，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植根于中美两国之间不同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
<br>    人权从何时起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争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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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30周年了，它标志着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在这30年中的前17年中，人权并没有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争执问题之一，因为美国政府把人权考虑纳入外交政策始于1977年上台的卡特总统，而在1989以前，中国并不是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冷战结束以前，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在冷战中的主要对手苏联及其盟友。正是由于中美之间自70年代初起建立起的共同DIZHI苏联扩张主义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一直没有把人权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这一情况被美国的研究者看作是这一时期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中的另一种意义的“双重标准”的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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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然而，众所周知，冷战的结束和八九政治风波改变了这一情况。正如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所说，“Tiananmen危机把人权问题带到中美关系的中心，并把它变为冲突的主题。 ”1989年6月在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使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舆论瓦解了，美国媒体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夸大其词的报道，以及观点一边倒的各种文章和报刊社论，煽动起了美国公众的情绪。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中国有好感的公众从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7月的31％，而认为中国是美国敌人的公众从19％上升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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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美国如何执行其对华人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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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1989年12月美苏两国在马耳他举行的首脑会谈在国际上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恰巧与中国的八九政治风波发生在同一年。这样，冷战结束之后，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成了美国人权外交政策议事日程上的重点。普通中国人对美国“人权外交”耳熟能详也始于此。八九政治风波之后，虽然老布什总统、大多数国会领导人和中国问题专家反对正式同中国断交，主张美国应当在政治和道义上劝说中国政府促进民主和尊重人权，布什也试图把中美关系引向建设性的方向，他一方面试图劝诱中国政府在此之后采取一些改善形象的措施，另一方面尽量避免在他看来是对中国的公开惩罚和反中国的措施，但是，在公众舆论、媒体和国会的压力下，布什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制裁中国的措施，并于1990年4月11日颁布了总统行政令，规定****期间已经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受驱逐。而美国的批评者断言，布什总统过分强调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改革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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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美国对中国人权政策的核心争论问题。在布什任职最后的两年中，政府与国会中政府政策的支持者和跨党派的批评者之间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止，而争论的焦点是，是否把最惠国待遇同人权状况和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布什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努力，是因为它把建立在中国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的中美贸易关系看作是维持中美关系的关键。虽然布什确实成功地维持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是他的声誉却最终大受影响。他对中国采取的一些较强硬的措施也常常被国会和媒体看作过于软弱和迟缓，不足以平息来自国会和媒体的批评和它们对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布什的对华政策也成为克林顿攻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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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克林顿上台之后，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经历了同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和脱钩的过程。1994年5月26日改变了在中国最惠国问题上的做法，宣布他决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将不再把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联系在一起。虽然他认为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但他表示，切断最惠国待遇和人权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符合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因为中国有核武库，在安理会有否决权，这是亚洲和全球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中美经贸关系对于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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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在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之后，克林顿立即宣布要用“新的途径”来实现美国的“一贯目标”，其中之一是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列入国际论坛的议事日程，使它多边化、国际化。执行这一措施的一个贯穿始终的方法就是，继续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这样，在从1990年到2001年的12年中，美国曾联合其他西方国家10次在人权委员会中提出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但均被挫败。2001年美国在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国选举中落选，从而阻止了它在2002年旧戏重演。其实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对于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的成效颇有保留，但他们不得不继续做给国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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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美国政府中形成了一个主流看法：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融入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而不是孤立政策，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但是2000年初当克林顿政府准备推动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问题时，在众议院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了在分歧严重的众议院中获得必要的支持，5月3日，政府官员宣布了一个严格的贸易监督计划，并宣布支持建立一个国会－行政联合委员会来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众议院很快就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样，在“美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的第二部分“中美关系”（亦即“2000年美中关系法”）包含了一项设立监督中国人权状况的国会－行政联合委员会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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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在美国的对华人权政策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西藏问题越来越占据显著的位置。美国政府对西藏的兴趣于80年代被重新点燃。在此之前，随着1971年中美之间关系的解冻，美国对****的财政支持停止了，但是到80年代，西藏成为美国人权关注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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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小布什政府同他的民主党前任一样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强调人权。目前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批评最多的是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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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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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一般而言，在推行人权外交政策方面，美国国会比行政部门要积极，民主党比共和党要坚决，例如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曾把人权列为与经济和安全相并列的三大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人权是自卡特起五任总统、共和与民主两党共同追求的目标，它不因政府的更迭、甚至冷战的结束而有所改变。这是因为正如我们经常说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主要产生于美国国内政治，从长远的原因讲，产生于美国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从切近的原因讲，产生于70年代中期前美国国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民权运动、水门事件、国会立法，国际上美国深陷其中的越南战争和由此造成的美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应。从这些原因来看，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更多地是由国内因素引起的，那些事件把美国的外交推向同一个方向－－更加重视人权。6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的民权运动使公民基本权利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水门事件使公众了解到当权者可能如何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因而应当受到制约；越南战争则一方面使美国人惊异地看到自己号称民主的国家如何侵犯一个万里之外的小国，残酷地杀戮那里的无辜百姓，把自己的士兵派到战场上去送死，另一方面，它引发了关于美国对外行动目的的讨论，并导致了大量有关人权的立法的产生。迄今影响美国对外援助的三个基本法案都是在越南战争结束后通过的，这些法案禁止和限制美国政府对‘严重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要求在美国国务院内设立分管人权事务的部门（卡特政府据此建立了国务院人权局）。因此，1976年卡特打着人权的旗号进行竞选，并在当选后大张旗鼓地推行人权外交政策便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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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此外，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受到公众广泛支持的基本原因，是因为民主和人权是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由于这一基本价值，再加上对自身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感，多数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应当效法他们的制度，对于与自己文化和制度不同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就总是横竖看不顺眼，总会感到奇怪它们为什么不能变得像自己国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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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由于存在着广泛的国内舆论基础，美国政府从来不打算放弃或软化它在对中国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在人权在国际上日益受到普遍重视的今天。我们应当留意到，虽然那些谙熟中国历史和政治的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比普通美国人和政府官员更加了解在中国***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权状况得到了迅速和全面的改善，因此他们在各种场合以某种含蓄的方式为中国作辩护，但即使是这些人也并不对美国的对华人权政策持批评态度，而只是希望中国人能理解美国的立场和方法。例如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政治系教授奥克森伯格1996年9月2日美中教育交流中心回答中国听众的提问时说，“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和多民族组成的社会，它需要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把不同的人凝聚在一起，这就是统一的价值，人权就是这样一种价值，它是美国立国之本，因此美国绝不可能在对外政策中放弃它。”哈里·哈丁在其论文中说：“美国不可能放弃它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兴趣，因为理想主义的强旋律贯穿于美国国家事务的思想，而且美国人越来越相信尊重人权同负责任的国际行为和有吸引力的对外投资环境是相互密切关联的。”曾经主持过江**主席在哈佛大学的讲演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仪也曾在中国这样解释说：冷战结束后“我们对中国讲人权，不是因为我们恨中国，而是因为这正是我们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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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因此，后冷战时代美国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便不足为奇。即使是在9·11之后恐怖主义者被布什政府宣布为美国当今的主要敌人之时，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它改变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处理具体的争执问题，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主权和声誉的同时，努力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同时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和人权状况不断改善的事实，来增强我们观点的说服力，还击美国右翼势力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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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周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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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鲜明

<p>美国没有资格对我国人权指手画脚</p><p>我们的问题自己解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