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是如何炼成的

wangqianqer · 发表于 2006-11-7 16: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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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qianqer · 发表于 2006-11-7 17:11:29

?偶像是如何炼成的——对超女运动的社会学分析尝试殷? 晓“问题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时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只要思想可能受到他人的欺骗，其判断能力便处于他人的权利之下。”——斯宾诺莎：《政治论》“不要相信我太多。”???????????????????——Latour&Woolgar：《laboratory life》?? ?在这个学术没有良心，一味猎取经济效益和政治资本的历史语境中，我愿意以唐吉柯德为榜样，高扬马克思的批判性旗帜，向一切意识形态宣称宣战；但理性的有限性又使我无法确定我这种努力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质，所以我只能像Latour那样告诉你不要相信我太多。????????????????????????????????????? ——一个社会学者的手记一、小? 引全国报名人数达15万，超过2000万观众每周热切关注，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第一名，报道媒体超百家，Google相关网页1,130,000项搜索结果；“超级女声”所引发的全民口水战，也同样蔚为壮观。有了以上这些统计数字，我们可以断定，“超级女声”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宏大的娱乐性社会事件。而对于超女运动的最后结果，很多人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歌喉平平、基本没有多少艺术细胞的李宇春拔了头筹？本文并不试图对“超级女声”产生的各种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后果进行分析和预测，也不试图对这一现象的是非曲直进行直接的道德评判，而是试图从建构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角度对这一运动的造星过程做一简单的社会学分析，厘清造星运动中不同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变动及其直接后果。在这里首先需要厘定的是分析视角“建构论”和“意识形态论”的具体内涵。在本文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时，沿用的是马克思的“虚假的意识”的界定。但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仅仅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的做法界定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主义做法稍有不同，我则从一种努力的主观目的出发，认为通过任何的以遮蔽自己的真实意图、利益取向和行动，误导和规束他人的意图、理解力、利益取向和行动，从而维护或者扩张自身利益为目的的任何理论的、话语的、行动的努力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这样，意识形态就不是一个完全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指涉到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要说明的是，我所界定的这种“意识形态”与我国被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没有直接的关联。建构论大约是指人的意志和有目的行动对实在具有建构（construct）的作用，在结构和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建构的“双重诠释学”（double hermeneutic）关系。但是，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所有行动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性能力的情境下，任何有目的的行动都可能产生超出行动者控制范围的、非目的甚至反目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控制意外后果的关键是不仅对自己而且对他人的行动进行一种Giddens,A.所谓的“反身性监控”（self-monitoring）。笔者以为，从建构论角度看，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这一点。意识形态本身既是人的主观建构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建构着人的意图、行动并进而建构着社会情境。整个世界就处在这种相互建构的循环之中。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假设：超级女声运动的参与各方都有着自己的特定利益追求，并依据这些利益需求和对社会情境（包括其他女声的意图）的理解而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各自属意的意识形态；而支撑不同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对比以及意识形态本身的意识形态程度决定着不同行动者（agent）在相互博弈中的目的实现程度。此外，本文在进行分析尝试时，借鉴了Parsons,T.建构的“单位行动”（unit act）模型，其中包括行动者、行动目的、处境（situation）和规范性因素四个维度。我认为，这个“单位行动”模型的一个很大缺陷是没有把他人的相关性行动纳入其中。有鉴于此，我试图对这个模型做一定程度的修改，把Parsons意义上的“处境”和“规范性因素”同我所谓的“他人的相关性行动”合并成一个因素，通称“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从建构论角度看，“社会情境”既构成行动者的基本条件，又为行动者的行动所不断建构和改变，从而为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机会。本文从这一角度进入，着重处理在这个语境中行动者之间的动态的相互博弈的关系，从对这种博弈关系的分析中研究“超级女声”的塑造过程。

wangqianqer · 发表于 2006-11-7 17:11:57

二、社会情境界定“超级女声”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支撑环境。这种环境包括两方面：社会价值文化语境的特质，这是规范性和价值引导方面的，对行动者的动机、目的以及行动方式起着重要的引导和形塑作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抽象系统的高度发达使当前的时空压缩成为可能，这构成了超级女声运动的技术条件和手段，使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在短期内成为可能。对于后者，人们已经分析得比较多，此处不赘。对于前者，我打算在这里多说几句。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一种非常脆弱的悖论性文化，以一种素朴的敬畏心理为核心，这种敬畏心理压抑着韦伯所谓的中国人对金钱的贪得无厌的欲望，维续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运行路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坍塌：新文化运动，三斗理论，**，1978年，1992年。敬畏心理彻底解体，物质主义随着1978年的改革和1992年的南方讲话获得政治上的正当性，构成所有行动的核心目标。传统道德标准被摒弃，通往这一目标的任何行动只要具有工具意义上的合理性，也就有了情理上的正当性。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媒体的娱乐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传统敬畏文化的死亡进程，另一方面张扬了物质主义、娱乐主义文化，为超级女声的出炉做好了充分的铺垫。从这一点看，超级女声的特点不在于其性质的独特，而在于其规模的宏大。当然，“超级女声”并不简单地就是这种文化趋势的消极承受者，而在它以之为条件的同时也在对这些文化趋向进行一种激进化的推动，形塑出二者之间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式循环，使后者更趋极端化，辐射更加宽泛。这一点正是“超级女声”遭到普遍质疑和诟病的根本症结。

wangqianqer · 发表于 2006-11-7 17:12:21

三、力量博弈分析参与“超级女声”这一社会运动的建构的有四股基本的力量：主办方（包括湖南卫视、主办公司、主持和评委、广告赞助商）、女声即表演者、受众（包括各种粉丝群体）、其他媒体。（一）主办方在这四股力量中，主办方处于当然的绝对强势地位，从活动的根本目的到游戏规则再到具体的操作程序，都由他们掌握。虽然后三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对这一力量的内在结构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如对某些评委的更动，但由于后者总体上处于分散状态，且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比较大，而主办方内部虽然可能存在利益分歧，但这种分歧相较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则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因此，后三种力量并不能从根本上撼动前者的绝对强势地位。主办方的强势地位的最根本表现是其具有建构强大的意识形态以遮蔽自身真实目的，最终达到操控受众、女声和其他媒体舆论的强大力量。比如，主办方可以高扬女性主义的旗帜，用以遮蔽其真实的走娱乐主义道路以提升收视率最终达到商业目的的实质。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崛起，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传媒中的贬低女性地位，将女性形象恶魔化的男权主义实质批判得特别厉害。而“超级女声”就抓住这一女性主义思潮大做文章，似乎要推翻那种传统的男女不等的社会关系。有评论文章指出：“超级女声”高扬“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这舞台多空旷，至少我还能勇敢地自我欣赏”的“以唱为本”的旗帜，在参赛资格上，所有喜爱唱歌的女性，不分唱法、不计年龄、不论外型、不问地域，均可免费报名参加，并通过层层淘汰选拔，征选出真正代表观众意愿的“优秀女声”，带给电视观众无尽快乐享受！在节目标识的设计上它也是别有用心，“超级女声”的字样被粗线条的红色火焰状的轮廓所包围，寓意着一种张扬的女性风采像火焰般熊熊燃烧。无论是从口号宗旨的标榜还是节目标识的设计上，“超级女声”设想营造的似乎都是这样一种理想境况：社会女性在电视荧屏中大规模地集体亮相，通过在歌唱舞台上的个性展示，唱出属于“超级女声”自己的时代音响，在电视节目当中构筑属于现代女性的一片独立空间，彰显女性对于男性的优越性。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一个电视节目能否真正承受女性主义之“重”，而是通过对主办方的真实目的以及具体操作上的反女性主义行动的分析中透视到上述宣称的意识形态色彩。首先，参赛资格上的不设门槛降低了女声的参与成本，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参与面。从表面上看，这的确为发现真正的“超级女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条件。但是，从超女后来的进程和结果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游戏规则仅仅提供了发现人才的必要的和基本的条件，而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充分条件。与上述宣称相反的是，这种没有规则的规则（1）恰恰通过拓展参与面从而提升了收视率和短信参与率，从根本上破除了阻碍商业目的实现的瓶颈；而且，（2）使整个节目从艺术性完全滑向娱乐性，同样为收视率和参与率的提高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Bourdieu,P.在他著名的艺术社会学大作《区隔》（Distinction）中分析了艺术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指出不同阶层对艺术具有不同的需求，但这种艺术区隔的产生并非欣赏者人格和素质上的原因，却在于具有一定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或学术资本的群体彰显自身地位（estate）和寻求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需要。在中国这个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教育越来越成为普通百姓的奢侈品，普通民众的文化和艺术素质还相当低下的今天，如果“超级女声”还把自己定位在高雅艺术层次，肯定不能吸引太多人的眼球，相反，将之娱乐化，小品化和相声化，则能迎合绝大多数观众和女声的心愿。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观看“超级女声”时的心态是鲁迅所说的“看客”意义上的，可以对女声进行评头品足、喝倒彩，等等，使自身的某些能力得以极大彰显；许多女性之所以前赴后继地报名参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已经参与的女性身上找到了自信。而且，观众的匿名性也为不少所谓的地位较高的阶层参与其中提供了便利。这一切都表明主办方的没有规则的规则的真实目的在于“钱”，而非其他。其次，评委的恶意评论恰恰与主办方的女性主义和艺术宣称相对立，并暴露了节目的小品化和相声化即娱乐化的真实目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小品、相声抖的重要“包袱”之一就是表演者之间的彼此揭短和奚落，以此达到娱乐观众的目的。在我看来，“超级女声”就是一个“超级小品大赛”。这一方面指不设门槛使得许多表演欲望强烈的女性主动到镜头前“献丑”，另一方面则是更重要的，即评委对女声的极尽奚落之能事。我们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许多的评委在评价一个参赛女性时往往极力地做到语不惊人誓不休，如：“我们长沙有一句话，‘今年五一看恐龙’，一大片恐龙啊。” “你的牙齿有问题吗？干吗字都咬不清楚？”“你以后穿得规矩点，好不好！你是不是该考虑减肥？”“腰长腿短，你不适合穿这种衣服。” “你唱得像幽灵一样。”“你忘了带一件东西，你忘了带调门了。”“你这声音怎么像卡碟了啊！”“谁叫你这么穿的，你这么穿：俗气！”“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什么？是美容美发的？那好，你继续去做美容美发吧。”“你年纪不大，却好像怨妇一样！”这类消极性的甚至污辱性的评论完全与张扬女性主义的积极宣称背道而驰，以致有人评论说“‘超级女声’超级摧残女生！”但是，评委的这类“不设门槛”的评论因其一针见血，直击表演者的软肋而能博得看客们的同感，并因此而具有强烈的喜剧化效果，能起到娱乐大众的功用，从而使整个节目同观众的阴暗心理互动，使节目保持较高的收视率。喻国民在分析这种现象时就指出，“评委的评语，它完全可以做得更温和一点，更规范化一点，但为什么让评委的评语要有个性呢？就是为了制造话语，制造争论空间，而这样一种制造本身就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对于造势的人来说，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只要引起波澜，引起争议，而且总的效果来说还不至于完全否定，它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且，必须指出的是，总体上看这些评委的专业素质和成就在音乐界并不突出，这就暗示着他们能走上评委席的一个重要原因已经不在于其专业能力，而在于另外的原因了，如能否适应节目的商业化要求以及能否忠实地履行主办方的要求。

wangqianqer · 发表于 2006-11-7 17:12:36

此外，主持人和评委对表演者的控制也强烈地暴露出主办方在这次运动方面的专制，虽然这种专制似乎与其商业目的并没有直接关系，但违反其宣称的运动宗旨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据一些观众反映，对那些家庭条件差或者长相难以对得起观众或者个性孤傲不肯驯服的表演者，即使歌声的确很优秀，也会被主持人或评委刷下来。比如，张靓颖的歌声获得了普遍的首肯，但因张性格中带着傲气，在评委要求唱中文歌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地唱英文歌曲，就受到评委们的故意打压。最后，虽然宣称现场直播，不作任何掩饰，但镜头本身的角度性就决定了这种宣称的意识形态色彩。摄影人作为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一方面可以扮演着真实传播表演现场的角色，另一方面却因其镜头最多是广角的，而决不能做到全角性，故掌握了一种权力，即选择画面、凸显或掩饰某些现场的权力，从而达到控制观众情绪和意向的效果。关于直播镜头所具有这种意识形态性，传播学界近几年来围绕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电视直播问题做过相当多的讨论，故此处不赘。??? 意识形态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控制他者的意识，使之失去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从而使其行动符合意识形态生产者的利益生产和再生产要求，成为后者维系和扩大再生产自身利益的不自觉的共谋者，使后者能成功地复制“自我实现的预言”（prophecy of self-fulfillment）。中国先贤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Marx,K.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我们可以对之稍作改动：理论只要遮蔽人的反思能力，就能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金融大鳄Soros,G.（2001：96）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中一面介绍“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实质，一面抱怨这种天机泄露后的损失：“不幸的是，这种辉煌的日子已经永远不会再来了：太多的人读了我的书，我失去了我的优势。”这在在说明，在“超级女声”运动的各种力量的比较中，主办方处于绝对的攻势地位，它的意识形态建构，其直接目的就是使这一社会运动的其他参与者处于无知和被动的地位，使运动的各个环节都能有效为主办方掌握，直接服务于其商业目的。当然，在中国人素质和理性能力不断提高的今天，其他三方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笨蛋（dope），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利益要求和反思能力，并可能采取一些不合作行动，从而使主办方的真实目的难以完全顺利地实现。但是，由于主办方有意识地为每一位参与者都设置了适当地获取自身利益的机会，所以，这些行动者的理性能力和行动最终无法逃脱主办方的如来佛似的手掌，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主办方获利阴谋的共谋者。

wangqianqer · 发表于 2006-11-7 17:13:01

（二）女声被这次运动折磨得最残酷的莫过于这些女声，她们中最大的赢家只有几个笑到最后的“女生”（假定她们真正张扬了自己本来的个性，或者找到了自己的个性）。绝大多数女性报名参赛的真实目的可能很简单，就是在电视屏幕前露露脸——要知道，在中国，由于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官本位），上电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并因而成为一种巨大的荣耀和资本；少部分女性的目的是在舞台上张扬一下自己的个性和能力，体验一下做明星的滋味；而只有绝少部分女性是冲着一夜成名而去的。但是，在报名参赛的过程中，既有见有机会主动参与的，也有瞧见没有门槛而一步跨入的，还有则是在所属群体以及参赛者本身的表演中找到了自我后而前行的。总之，女声的参与行动是在各种力量的互动中实现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女声而言，女声在部分地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却完全被绑上了主办方的迎合观众口味、提升商业价值的战车。如评委和主持人会有意识地以反讽、挖苦等方式放大每一个表演者的缺陷，将其丑角化，增强其表演的娱乐含量和喜剧效果，强化其在观众心目中的小丑形象。这样，每个表演者就至少一次为电视节目充当了免费的小品演员、丑角。而相比当前那些千篇一律的由少数几个乡土演员饰演的肥皂剧，显然，这样的时时刻刻变幻新花样、演员如走马灯似更替的无厘头泡沫短剧的吸引力肯定要大得多。收视率从何而来，就来源于这种所谓“原生态”、日新又新的小品表演。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到参赛的女性们是如何在不经意间沦落成主办方的摇钱树的。真正的竞争来自表演者之间。因为对于主办方来说，谁胜出似乎都不太重要，因为胜出的都是符合民意的，都具有最强的媒体效应和商业价值。因为是观众投票决定表演者的命运，谁最能满足看客的要求，谁就最能赢得短信，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迎合最多观众的需求就成了这些女性们所有行动的唯一主旨。在这里必须对“迎合”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把握和界定：（1）从人群对象上讲，并不仅仅只满足小部分群体的需求，而必须是占观众很大一部分的群体的需求。在男权主义一统天下的现代世界，许多女声的第一念头就是迎合男性的窥淫癖好，将自身异化成满足男性的所谓“审美”的欲望。“这种迎合主要体现在女性选手性感暴露的着装打扮和装模做样的港台腔上。为了性感搏出位，她们在着装打扮上煞费苦心，超短裙、露脐装、网眼装甚而透明装均成为选手参赛的重要装备。”这类将自身妓女化的淫邪装扮虽然可以暂时地满足少数男性评委和男性观众的观淫癖和窥视欲，博取他们的欢心，但从总体上看则必然引起绝大多数女性观众群体和部分男性观众以及年纪较大的观众群体的强烈反感，更得不到占观众人数大部分的中小学生的认同，因此必定丢掉大部分的选票。比如，2004年9月26日总决赛当晚，一位年仅15岁的参赛选手一改往日少女的清纯打扮，脚蹬黑色高跟鞋、身着一套薄如蝉翼的白色超短装超短裤登场献唱。其性感程度就连现场男主持也惊异地戏谑小龄选手是穿“潜水服”而至。这样的性感装束或许可以通过其与年龄的强烈反差而具有某种喜剧效果，却会让大部分观众感到反感和恶俗，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我虽然不知道这位女声的最后成绩，但可以确定她取得的名次绝对不会好。（2）从欲望类型上讲并不仅仅指对观众的显性欲望和需求的满足，而更为重要的是要能激活观众心底里那虽没有自我意识到却一直潜在的欲望，因为这种欲望具有最强的爆发力和生命力。所以，女声必须要处理好迎合和激活之间、个性和大众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必须要“通俗”，与观众的口味对接，但又不能对接得太好，否则就失去了距离，要么土得掉渣，要么变得淫邪，另一方面必须张扬“个性”，这种“个性”应该与女声自身的气质吻合，但又不能太张狂和另类，而需要与观众心底里潜藏的某种绵绵不绝的情结对接，让观众自觉不自觉地产生认同感。比如李宇春的假小子打扮不仅张扬了她本人的个性，而且唤起了不同人群的不同认可。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女扮男妆并非少见，其取得的效果也是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从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到为情化蝶的祝英台，再到辛亥志士秋谨；而且，成功的假小子形象悖论性地集女性的阴柔、纯洁与男性的飒爽、阳刚于一身，剔除了当代中国女性普遍存在的媚俗性和男性普遍存在的粗俗性，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不仅能吸引男性的目光，而且也能校正女性的视线，有女网友说，“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李宇春时，她那迷人的笑容就立马电住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另有分析指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到今天，已经造成绝大多数家庭内部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而假小子形象的出现，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无疑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的心理效应。这样，个性与观众需求就有效地衔接起来，不再显得突兀和过分的前卫。李宇春能摘取桂冠，这次的超级女声清一色地蜕变成假小子——听说纪敏佳原来扎个马尾巴，后来也李宇春化了，——我想上述因素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谁最能成功地将女性气质和男性旗帜冶于一身，谁就能笼络最多的“粉丝”（fans），就能赢得最多的手机短信，一些观众说，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李宇春的“声”实在太过平常，根本进不了前10名，但我还是忍不住给她投了票。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最为少数的女声能够成功地建构观众的兴趣和需求，并成功地操控观众的行动，以致李宇春有能力在媒体面前对她的“玉米们”呼风唤雨了：“嘿，我希望我的歌迷以后不要抢路人的手机发短信给我投票了！” 一个网友对此的评论是：那架势很有点一呼百应又颇显风度、顾全大局的“老大”味道。

wangqianqer · 发表于 2006-11-7 17:13:23

但是，我们能忽视主办方在塑造“李宇春式”形象方面的真实作用吗？不能！我相信，“李宇春式”的真正看不见的手就是主办方。<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 href="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control/blog/editDiary.b?diaryID=3229004#_ftn2" name="_ftnref2">[1]</a>作为一个历时较长，规模特大的娱乐性社会运动，必须一方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另一方面又坚持“以××为中心”，惟其如此才能持久地吊住观众的胃口。芙蓉姐姐的成功，并不在于其他，而恰恰在于她的可争议性，在于创造了话语空间，在于规制了观众和坊间的话语主题，在于笼络了一批“粉丝”，在于因此而吸引人的眼球，并因此而规制人的思维方向和方式，在短期内形塑出观众的某种思维定势。而李宇春在早期创造的假小子形象是最具有争议性的，最能满足上述要求，因此也是最可能成功的。而在湖南卫视，何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可以作为超女形象设计的model。有一个网友说：假小子形象“可能是节目需要，可能是想制造话语，制造争论空间，它成功了，因为我关注了”。这种评论可谓一语中的，也体现了这种话语建构的实际效应。主办方可能会对“李宇春式”进行因势利导，并暗地里推动所有“女声”的“李宇春化”。于是，“李宇春式”成功了，于是，本期的“超级女声”运动就有了核心的主题。在话题和收视率之间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形塑中一个不断增生的循环。不管本来的李宇春是不是“李宇春式”的，不管其他的女声是否愿意成为“李宇春式”的，不管观众是否喜欢“李宇春式”的，都不由分说地被完全卷入到这个不断增生的循环中，为这个循环所推动，又在推动着这个循环，相互调戏，相互失忆。唯有循环的终极推动者主办方望着滚滚财源哈哈大笑！一个网友说，“肯定地说，第一次吸引我的不是歌声，是造型。”一些观众说，易慧的歌声的确是最佳的，但她的体型实在太“恐龙”，这注定了她不可能得到太多的选票。再联系以上分析，我可以作出如下的断言：与其说是“超级女声”，毋宁说是“超级女生/身（body）”。对“声”的无视，恰恰表明了这次活动的娱乐化实质，也惟当无视“声”的价值而专注于“生/身”时，对“身体”进行成功监控和改造，以“身体”的监控和改造来规制人的意识和情绪，超女们的形象才能被娱乐化，才能不断贴近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气来的中国民众的口味，娱乐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绝大部分观众的需要，娱乐才能玩大，才能玩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来。这也许是对当前把“身体”无限放大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 href="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control/blog/editDiary.b?diaryID=3229004#_ftn3" name="_ftnref3">[2]</a>的又一个成功案例罢。我们还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是“超级女声”，跟其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一个表演者的家庭掌握的资源如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等的类型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表演者的舞台命运。这一点不仅指参加“超级女声”运动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甚至还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官本位意识形态对“超级女声”运动进行“强奸”的影子。据说，在2005年的前三甲中，周笔畅的家庭背景是最好的，其父亲是个官员，曾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其手下必须投其女儿的票，并发动了很多人为其女儿投票；李宇春的父亲是警察，也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甚至政治资源；惟独歌声最好的张靓颖父亲早逝，资源奇缺。由此可见，同“身体”一样，资源的分布不均严重地扭曲了这次运动的造“歌星”的主旨，淡化了最为重要的因素“声”在“超级女声”建构中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前面分析的情况中，而且也表现在主持人和评委对不同表演者的不同态度上。虽然因为资料的有限笔者目前还不能对这种提法从经验上进行证明，但联想到今天中国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空前强势地位，权力甚至超过金钱成为了市场体制中唯一硬通货的现状，笔者的这一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

wangqianqer · 发表于 2006-11-7 17:13:42

（三）受众（包括粉丝）??? 很多网评指出，观众的直接参与构成了这次运动的最大亮点，“曾几何时，有的艺术形式变得高高在上，观众变成被教育的对象，失去了对话、参与的权利和机会。曾几何时，有的演出门票高得惊人，动辄几百、几千的高价，把工薪阶层无情地排斥在艺术的门外。谁来关注普通市民的文化需求？又有谁来了解普通百姓对艺术的渴望？艺术家能否低下高贵的头，创作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艺术作品？”<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4" href="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control/blog/editDiary.b?diaryID=3229004#_ftn4" name="_ftnref4">[3]</a>；许多网友把它同中国的民主建设直接挂起勾来，《超级女声与公民社会》、《超级女声与民主制度建设》、《超级女声票选中的理想光芒》等文章纷纷登台亮相，“文化**运动”等称号也被单相思式地赋予超级女声。遥距离地对比一下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总统选举事件，我会很粗糙地承认超级女声本身所蕴涵的民主意义，但我不会天真地以为有了超女试验就可以成功地在实行真正的政治民主，个中原因不在于民主制度在中国是否可行，而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的利益在民主化进程中难以得到维续的恐惧。??? 把超女民主与所谓严肃的政治民主划等号，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超女选民团体的投票行动中各种力量的博弈而认识到民主制度背后的反民主因素的存在（当然，我决不是要反对民主制度，我只是希望民主制度能更加民主）。???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真正民主的条件作了界定：公民只能以个人的身份参与政治，而不能形成小集团；斯宾诺莎（1999：16）在《政治论》中对自由的界定：“只要能够正确运用理性，思想便完全处于自己的权利之下，或得到完全的自由。”??? 比照上述标准我们来看这次以手指投票的观众。决定观众给谁投票的力量有如下几方面：（1）观众自身的喜好；（2）电视台包括主持人、评委的暗示、诱导；（3）女声的“生/身”的作用；（4）其他媒体的引导；（5）粉丝集团的作用。而作为投票的主体，又存在两种情况：（1）个体；（2）粉丝集团。作为社会人，处在与各种抽象舆论或具体的人的不断交流中，保持自身的健全的理性能力、独立思考和选择的能力是非常艰难的。相反，接受他者特别是公共话语的诱导，用别人的脑袋来指挥自己的手指则是相当容易的，而且还可能无反思地以为是自己亲自作出的决定，这就是日常生活中对“美”的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建构。在前文中，我们论述了“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存在的两种类型的心理暗示情况：一种是电视台的镜头切换、主持人的台词以及评委的评论对观众的心理暗示作用；一种是女声通过生/身的调试而对观众的显性需求的满足和潜在欲望的激活。实际上，这种心理暗示存在于“超级女声”的整个过程并延续到今天甚至以后，并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比如除主办方的媒体之外的其他媒体的评论、介绍，比如周边交往群体或个体的推荐，比如粉丝集团的感动。正是这些交互影响的心理暗示作用，会引诱一个个体不自觉地去为强势评论和选择寻找某些合理和合法的依据，而这种寻找依据的过程，恰恰是建立起对其的认同的过程。如果按照民主的理想型来分析超级女声所彰显的民主精神，我会自觉地将之界定为 “准（quasi-）民主”。原因有二：第一，投票是没有任何标准限制的，没有一人/机一票制的规定，这就为粉丝们特别是其中的亲友团的投机创造了绝佳条件（而这恰恰是主办方和电信运营商的一个巨大的阴谋），所以有网友评论说没有标准的规则使粉丝们包括女声自己有机会强奸民意；第二，粉丝集团的积极运作代替了基本的民意，不同女声之间的竞争最后演变为玉米、笔迷、凉粉、盒饭之间的竞争（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多党竞选的雏形）。据网上消息，汪涵、李湘在主持节目时，面对“玉米”们一浪高过一浪的狂呼乱叫声中不得不几次中断主持，以安抚“玉米”们；更有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传出，“盒饭”们因不满何洁被张靓颖PK出局，赛后围殴张靓颖及其母亲。因此，有必要对粉丝集团的构成作一些分析。粉丝集团的构成主要有两部分：一种是娱乐圈所谓的亲友团，在民主制度中称为“竞选班子”，同其粉丝对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一种是与其偶像没有任何厉害关系的观众团体。前一部分的行动肯定是高度理性的，其激情是理性引导下的激情（悖论，激情服务于理性），与主办方一样对每一种行动的后果、如何控制观众和其他女声的行动等都要做精心的预测和设计，前面分析的周笔畅父亲的举动应当是非常突出的；后一部分的行动则属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集群行为”（只有激情，没有或者很少理性）。他们的共同任务就是以激情来感染和影响其他观众的观点和行动，并在此基础上扩大粉丝的规模。在网上有一篇关于另类美女的文章，以李宇春为“model”塑造了一个另类美女的“理想型”（ideal type），总结了另类美女的“四大定律”，其中把李宇春在舞台上的任何细节性动作都放大和神圣成一种“符号”（symbol），赋予之特殊的“意义”（meaning）。“玉米”们的这种偶像崇拜心理不仅让人想到从人出现以来就存在且历久弥新的图腾崇拜现象。而当作为食物的“玉米”被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成为李宇春的粉丝的认同标志和顶礼膜拜的对象时，其所焕发的魔力就更是何其了得了！！！

wangqianqer · 发表于 2006-11-7 17:14:07

四）其他媒体??? 在现代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往往不是面对面的，而必须借助于诸多的中介，如货币、电子媒介等抽象的和高技术的符号；因为中介的专门化，交往中的人本身也被抽象化和专门化了，换言之，人和人之间不是全面的交往和沟通，而只能是局部的交往。这就是“抽象社会”（abstract society）的基本特征。在抽象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宣称往往具有了更加安全的掩体，这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去人格化使价值中立的宣称具有了可信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高度专门化使任何人都无能把自己培养成百科全书式的人才，而每一种现实的存在物却必然是整全的，故没有人有能力对一个对象进行结构性的和全景式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抽象社会中非人的技术走到了前台，而目的性存在的、操纵机器和技术的人却退到了后台。这一点适应于上文对标榜完全价值中立的主办方的分析，同样也适应于这里要分析的那些参与超女运动的其他媒体特别是互动和匿名性程度高的网络媒体。作为“超女”运动中以第四者身份存在的其他媒体，似乎显得比较超脱，仅仅作为一个保持价值中立的公共舆论空间而发挥作用。但是，这个公共空间果真公正吗？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第一，网络媒体本身一般而言是按照商业模式运行的，盈利是其基本目的也是维持其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因此，与电视节目追求收视率一样，网络媒体追求的是点击率。而提供争论话题，制造话语空间，是网络媒体提升点击率的根本法宝之一。在中国，由于媒体管制严格，媒体的自主话语空间小，不同网络之间的信息雷同现象特别严重，在夹缝中求特色求生存就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新闻敏感性。具体言之，第一个发现和制造什么样的非政治的话题对于一个商业性网络媒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文博客网在这方面就相当成功，从芙蓉姐姐到超女，它都抢了头筹，点击率飙升。而出于自我保护和盈利的需要，网络媒体就必然会有选择和修饰，而有修饰和选择就必然会有遮蔽，有遮蔽就必然会制造出意识形态来。第二，操作网络媒体的是人，人有情感和偏好，保留和清除什么内容，都不可避免地受网络操作员的喜好和情感的影响。假如某网络的操作人员都是“玉米”或“盒饭”或“笔迷”呢？问题就出来了。第三，不能排除网络为主办方或某女声操纵的可能。第四，修辞手法的大量使用，一方面会制造出网络语言“公正”、“中立”的假象，另一方面事实上又可能造成网络信息对网民的心理暗示作用。这一点与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评委的台词包括身体语言的功能相同。

wangqianqer · 发表于 2006-11-7 17:14:33

四、结? 论Giddens,A.认为，任何一个有资格能力（competent）的社会人都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能动者（agent），具有自己的权力和能力（power），不仅能够进行反身性自我监控和筹划（reflexive self-monitoring/ reflexive project of self），而且能够通过对环境和其他行动者的行动进行理性监控和预测而使自身的目的得以实现。但是，如前文指出的，要达致此目的，关键是对环境和其他行动者的行动进行固化或者常规化（routinization）。而这一点的成功程度又取决于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本类型和资本总量，以及其意识形态建构的技艺。可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资本条件和技艺条件的差别是相当巨大的。“**”的成功，在这个角度看就是中国数千年的愚民教育成功的最为醒目的标志。而在“**”结束多年以后，20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一度高歌猛进，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反思能力全面提升，国民价值取向高度多元的21世纪的今天，偶像其所以还是被成功地一再建构起来，总结起来，原因有四：第一，利益的共谋为同步的行动创造了前提。当从主办方到女声到观众再到其他的边缘媒体，都发现自己能够全部地或部分地从中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利益时，超级女声就形成了。第二，这是一个社会人的反思能力不断提升，解构意识形态宣称的能力不断增强的时代，但因之同时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构事业日益昌盛、建构技术更加高明的时代。意识形态总是能够暂时成功地遮蔽人们反思和批判的目光。第三，工业化时代，借用尼采的话说，是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或者Weber,M.所谓的世界祛除巫魅（disenchantment）的时代，但是，权威情结却依然如其之间的任何时代一样都是绵绵不绝的。因此，以小鬼替代最高的神，以偶像（icon）替代上帝，必定成为工业化时代无可奈何的显著特征。可同样如Weber,M.所言，工业社会是一个诸神纷争的社会，偶像毕竟只能是即兴创作之物，因此，造星和毁星不可规避地构成同一过程的两个面相。第四，这是一个生存压力沉重得不可承受的时代，因此必定是一个不再能承受贵族式的悲剧艺术压力而需要娱乐性的喜剧来放松心身的时代。所以，一方面亲自塑造泡沫式偶像另一方面又不断凌辱和粉碎之，或许是最发泄的娱乐方式了。是故可以接着阿多尔诺的话说：工业文明时代是一个只欢迎娱乐，对艺术说“不”的时代！10.5-7初稿于卢家滩27号大板房10.12晚修改<div style="mso-element: footnote-list"> </div><div style="mso-element: footnote-list"><hr align="left" width="33%" size="1" /></div><div id="ftn1" style="mso-element: footnote" align="justify">? <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 href="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control/blog/editDiary.b?diaryID=3229004#_ftnref2" name="_ftn2">[1]</a> 据说进入决赛阶段后，“女声”们的服装和造型都由主办方统一设计和定做。这一点也证明了主办方在塑造“女声”整体形象、控制话语权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div><div style="mso-element: footnote" align="justify">??? <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 href="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control/blog/editDiary.b?diaryID=3229004#_ftnref3" name="_ftn3">[2]</a> “身体经济”的出现，是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坍塌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基督教文化内容不断被抽空和替换的重要标志之一。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观点和天主教思想，身体是父母/上帝给予的，是自然而然的存在，不应该刻意地去改变。但在自然人造化日益严重的今天，“身体”完全成了医学技术和商业活动的玩物，从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般的自残性装饰到服饰文化的不断翻新，到所谓的人体宴，到减肥技术，到变性技术，到现在遍地开花的整容（据说如果你想表扬或者戏谑某个女性变得漂亮了，可以问她：最近是不是到韩国整容去了？），“身体”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世界“身体化”的过程中，女性身体往往是其中的焦点。而这表面上看是“身体”为技术和商业所宰制，但从更深层次则还可以看到男性对女性的宰制。具体言之，我们可以从女性对自身身体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刻意改造中读到商业社会中男权主义甚嚣尘上的隐喻，读到男性通过宰制女性身体进而宰制女性的精神和思维的现实。这正是这个社会的最大悖论处：一方面是显性层面的女性地位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却是隐性层面的女性日益被男权主义社会所规制，而绝大多数的女性不仅不自知，更会从乐此不疲的积极配合中享受到所谓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社会关系层面中男女关系的这种转换非常恰当地反应在一个概念的译法在中国社会的转换上即，feminism的汉译名称从过去的“女权主义”转变到今天的“女性主义”。</div><div style="mso-element: footnote" align="justify">??? <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4" href="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control/blog/editDiary.b?diaryID=3229004#_ftnref4" name="_ftn4">[3]</a> 我想指出的是，这个网友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小把戏，以“艺术”置换“娱乐”。虽然我暂时难以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作清楚厘定，但总觉得“娱乐”属于大众文化范畴，参与不需要高深和艰涩的技术含量，而“艺术”当属于高雅文化范畴，用技术和金钱设置了进入的门槛。这也许正是Bourdieu,P.的“区隔”的本来意义所在。此外，对观众而言，在“娱乐”性节目前，无需正襟危坐，无需道貌岸然，其目的也仅仅是求自然状态下一笑而过的轻松；而在“艺术”面前，需要一身庄严肃穆的行头，需要一副绞尽脑汁细心品味的高深模样，需要一种虔诚和膜拜的神情。借用符号互动论的比喻，“娱乐”是后台的原形毕露，“艺术”是前台言不由衷的表演。“超级女声”因其是“免费的午餐”故只能沦落到“娱乐”的行列，因其只能创造出“粉丝”、“玉米”、“笔迷”、“凉粉”、“盒饭”等让人捧腹的市井俚语故只能低“艺术”一等。</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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