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玮：他们的名字叫老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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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五六岁从马来亚回来，回来整十一二岁，晚上发梦还梦到吃榴梿。”从小在海南兴隆华侨农场长大的“老华侨”邓天来说。

　　45岁的邓天来40年前随家人离开马来西亚之后，就没有再回去。他甚至忘了自己原本是哪个地方的人，只记得老家前面有两三棵榴梿树，小时候在金马仑高原里面住过两个月，所以一直惦记着榴梿香和金马仑包菜。

　　49岁教师符福胜，两岁大就从马来西亚被抱来中国，时隔20多年回马来西亚探亲一趟，他对山竹和肉骨茶的味道至今念念不忘。

　　饮食是连接游子与故乡的最佳文化桥梁，虽然受访的“老华侨”不算是真正的游子，在身份认同上，他们早已把中国当祖国，把原在国当“第二故乡”，即便那是一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地方。

　　抵达海南万宁，走进兴隆镇，事先约好见面的69岁“老华侨”卓忠明热情地邀请几位老朋友到咖啡厅和农家乐餐馆聚会，让记者一次过听听多位“老华侨”的故事。

　　“老华侨”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身份产物，他们身上有着复杂坎坷的政治、文化与历史烙印。最早一批入住兴隆华侨农场的难侨来自马来亚（马来西亚旧称），他们的父辈好些原本与英军联合抗日，后来因加入马共或参加革命运动而被英殖民地政府监禁逮捕、驱逐出境。60年代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事件，再有一批华侨入住兴隆，再来就是越南归侨。

　　兴隆华侨农场创办于1951年，是中国最大的华侨农场，至今已先后安置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归难侨一万多人。眼前的几位“老华侨”从小在兴隆华侨农场认识，他们见证了华侨农场的变迁，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为安置归难侨设立的国有农业企业，发展至今天的旅游度假景区，到处都是酒店和咖啡厅。

　　“老华侨”们几乎都能以多种语言沟通，海南话、客家话、粤语、马来话、印尼话、越南话等等都难不倒他们。如卓忠明所说，各种口音交汇而成的“兴隆普通话”很特别，只有兴隆人能听出来。

　　那些熟悉的“meh”、“wor”尾音，都是南洋一带的人最能产生共鸣的乡音。虽然离开原在国多年，他们仍记得好些马来话和印尼话单字，我们喝的咖啡在兴隆就叫“kopi”，“minum”（喝）、“makan”（吃）。

　　年龄相仿的卓忠明和吴宝莲都在上世纪50年代随家人从马来亚坐船到海南，“当时这里都是原始森林，我们来垦荒的”。他们告诉记者，刚到华侨农场时，大家只能睡茅房，“我们的墙是用茅草和泥铺上的”，到了60年代终于有瓦房和供电，但又遇上粮食紧张。

　　晚上睡觉有青竹蛇从被子底下滑过、赤着脚过河被蚂蝗咬至得疟疾、凌晨两三点多独自一人头顶电瓶灯到山头割胶、十来岁就半工半读捧牛粪赚学费。 我询问“老华侨”们是否曾后悔回到中国，他们说不后悔，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生活翻天覆地地好起来，有车有房有事业，“哪里都不想去，只想留在这里”。不过，上世纪60年代**十年动乱，那一关确实非常难熬。

　　因为“海外关系”的缘故，华侨在**时期难逃被批斗的厄运，好些人不敢与海外的亲戚联系，但也从此断了联系。苦日子不堪回首，却也仿佛历历在目，“老华侨”们在叙述往事时，脸上不见负面情绪，更多是内敛的回忆，似乎想在共同的苦难回忆中，找寻另一种共鸣。

　　令他们自豪的是，橡胶、椰子、咖啡、四角豆都是华侨引进栽种。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百废待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更加凸显了橡胶作为战略物资的地位，归侨当时在海南栽种橡胶为中国做出贡献。

　　据说，在兴隆的“华侨”现在以越南归侨占多数，其他归侨有的早已过世，有的则搬到海口或其他大城市去。一代代的“华侨”走了之后，他们的传奇故事是否能一代一代转述下去？

　　越南归侨莫锦安说，他有和孩子说过自己的经历，但孩子们的感受不深。卓先生说，“那就habis（马来语，指结束）。我们走了，大概就这样了。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个清明节？”吴宝莲则坚持，兴隆的“华侨”两字不能丢，那是兴隆的一大特色，不管兴隆华侨农场怎么改制、怎么改变，都不能丢掉“华侨”。

　　因为人多，我每称呼一位“老华侨”时，都必须先瞄一眼笔记本子的速写记录，但后来发现还是把部分人的姓氏搞混了。时代在他们身上烙下很鲜明的印记，他们聚在一起又有着很鲜明的共同性，我的脑袋一下记不住七八个名字，但一直牢牢记住，他们的名字就叫“老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