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准确认识日本的社会特征，全面评价他者经验

入主中原

编者按：本文系刘柠老师在3月15日共识网举办的青年学者沙龙第四期上的发言，全文经刘老师审订。

　　刘柠（作家，艺术评论家）：非常感谢共识网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与在座很多我久仰的学者、作家朋友、前辈们一起来探讨日本以及中日关系方面的问题。

　　我的题目是《正确认识日本社会特征，全面评价他者的经验教训》，接下来会有比如两国军事对抗等等高大上的课题，所以我只谈一些低端的文化方面的问题。

　　由于历史积怨以及政治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差异，我觉得两国媒体以及两国国民、知识分子在相互凝视的过程中会发生某种程度的焦点的模糊、失真乃至错位，这种状况还会带来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它会妨碍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因为媒体会把一个放大、扭曲了的一个邻国相或者中国相或者日本相强加给读者，从而影响读者的日本观或者中国观。其次，在相互理解缺失或者不同的情况下出台的这样一种外交政策又很容易受制于民意，所以往往带有很强的反制、报复色彩，于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两国的隔绝。再次，中日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状况反过来损害了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双方的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源自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对全球化的依存已经不可逆的今天，这一点我觉得无需诠释。要想理解一个国家，本质上是理解一种异文化，免不了的夹杂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必须是建基于对其主要社会把握基础之上的合理想象，否则的话，对异邦的想象就成为想象的异邦，对它的谈论就成为基本上的一种虚构的文学创作，这是我个人对于两国媒体在相互凝视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的一种直感。

　　相对于日本社会，恐怕没有人否认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及混杂性的一个社会，既有现代性的一面，也许部分的后现代特征，甚至不排出尚停留在前现代的部分。一个北京城，从东往西，或者从北往南横切，不出五环便能看到几种完全不同的子社会，既有像CBD、奥运村那样橱窗般光鲜艳丽、完全西化的现代社会，也有小胡同里的大杂院那样的传统市井社会和垃圾场旁边的贱民部落。与之相比，日本则是一个单纯得多的一个均质化社会，日本这样一个社会在当下它的最主要的特征在我看来不是别的，就是“后现代性”。

　　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说明日本这样一种后现代性，在此之前，我简单说一下我对后现代的理解。后现代主义，顾名思义是现代主义之后，是指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出现并且日益做大的一种迥异于此前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文化。正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说的，表面化、缺乏内涵与无深度可以说是一切后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高德里亚说，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仿真世界，时代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息了，电视就是世界。

　　我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对于日本来说，这种后现代景观，虽然不是最早在日本出现的，但是却是日本表现了最彻底的一种后现代景观的一种风景，而且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长期经济萧条等等原因，这种东西在日本获得了长期的发展，以所谓的“御宅族”（中国叫“宅男”或“宅女”，台湾则统称是“阿宅、”“宅人”等等）Otaku文化为代表的以动漫、漫画、电玩、影像等平面形式的视觉消费为中心的亚文化趣味共同体开始形成。9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群体开始凭借其特别氛围的“萌”文化开始向全社会辐射其价值观，影响之深远甚至远远溢出国界，蔚为大观。接下来就涉及到对它的评价问题，我觉得中国媒体在谈论日本社会的时候，对于日本社会目前作为后现代社会这种最主要的文化特征，我觉得很多媒体和学者并不理解这种文化特征，并不理解邻国社会这样一种潮流新动，往往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想当然的往日本身上生掰硬套，我觉得这无异于是借别人的酒来浇自己的味蕾，或者说用别人的钥匙来开自己的锁。

　　接下来我谈一下对所谓的“宅”现象的评价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仅简单谈一下结论。中国看到了很多日本的比如随着近十五年来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的变动，大量的企业的正式员工越来越少，然后开始用很多临时的相当于临时工似的工作人员等等，在日本造成了大量的所谓飞特族（系由英文“free”（自由）和德文“Arbeiter”（劳工）合成，意为自由打工族）、尼特族（ 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的十五到三十四岁年轻人 ）等等这样一种现象。这个确实是一种事实。但是在日本，对于飞特族以及尼特族这样一个临时工的现象，在日本是有非常明确的社会学上的统计，基本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但是“宅”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对宅的研究，虽然日本对“宅”文化本身的研究很深，但是对于它的社会学统计等等包括在日本国内其实也是非常少的。因此中国媒体一提到日本的社会贫困现象，便动辄把这种现象用宅男、宅女的现象相提并论，并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想当然的把东洋的御宅族想象成中国的啃老族那样的寄生人群，错认为是国家负担甚至是社会之庸，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读。

　　我认为与多数的飞特族、尼特族不同的是御宅族实际上恰恰是日本当下这种活色生香、魅力四射的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创造者以及文化使命的承担者。由他们开创的一种不同于既往的、立足于后现代社会的新型消费文化以及对这种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方兴未艾，说不定代表了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比如说在东京西郊中央线的沿线分布着大批的青年艺术家，我自己就与这些艺术家有些交往，那里有很多青年艺术家以及漫画家的工作室，如果我们把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等等作为日本动漫产业的机关车的话，那么这种机关车的后面还挂着一大长串的车厢，像一条繁忙的生产线似的昼夜运转，那些宅男、宅女们及其他们的工作室基本上就相当于挂在后面的车厢或者是这些车厢的一部分，不仅是动漫产业，而且日本社会整个庞大的文化艺术产业乃至广义的内容产业中相当大的份额实际上都是靠这种宅男、宅女们支撑的。我订了很多日本趣味文化的刊物，有些新型的面向御宅族们或者是青年亚文化消费群发行的一些小众刊物，有的甚至版权页上都没有法定地址，但是它完全由一群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年轻人自由的组稿、采访、发行，发行的出版物也进入主流书店。我觉得中国媒体在观察日本的时候，只是看到了日本的正式的雇员越来越少，临时的雇员越来越多，把这样一种社会贫困现象跟日本所谓宅男现象挂钩，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足。

　　接下来我谈第二个问题，就是医疗崩溃问题。医疗崩溃也是近年来中国在关注日本的时候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日本的医疗崩溃依然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它跟中国截然不同在于，中国的医疗制度，医改到现在肯定是失败的，需要面临方向的调整。中国的问题实际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它是总体医疗资源不足以及对公共医疗领域里的财政投入不足造成的，是一个现代的问题，但是日本的问题则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在社会达到普遍富裕之后，日本的医师不足，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包括富人子弟现在不愿意去学医，比如日本的东京医科齿科大学，那是一个重点的国立大学，招不满学生，它的学生不但毕业就业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年收入保障3500万（日元）以上，但是近年来招不满学生。很多日本的富二代、富三代已经不谋求在所谓的白色巨塔里的成功了，开始学习一些我们看来是非常务虚的一些东西，比如去学艺术、语言学等等，这是日本主要的所谓医疗崩溃的实质。所以我觉得它跟中国是完全不同时代、不同本质的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谈一下我们对日本的“他者”借鉴的问题。

　　这些年来国内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对日“借鉴热”。借鉴什么呢？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惟日本曾经历过从战后废墟上，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奇迹般的发展崛起，其在六七十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期所遭遇的种种矛盾、困惑与挫折，才成为国人和本土媒体所格外看重的“他者”镜像，笔者自己也屡屡接到过这类稿约。一个总的感觉是，谈成功经验的少，谈失败教训者多。我一般不大愿意谈这些，岂止是不愿谈，简直是反感谈，千方百计回避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对所谓“他者”经验教训的泛泛而谈，非但没好处，反而是有害的！但同时，我也发觉，有些媒体特别喜欢谈这个，有的简直像吸毒一样，上了“借鉴瘾”。随便在网上检索一下新闻，便不难发现这一点。尤其是当发生某些社会性事件的时候，人民系、《环球时报》等媒体一准会在第一时间推出一篇甚至一组借鉴“他者”的文章。而被借鉴的“他者”，十有八九是日本：如毒饺子事件发生后，借鉴了和歌山毒咖喱事件；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借鉴了森永牛奶投毒案和雪印毒牛奶事件；动车事故后，被借鉴的是兵库县尼崎列车出轨事故；华北地区连续大雾霾发生后，又借鉴了四日市化工厂毒气污染，造成大量市民罹患哮喘病的事件，等等，不一而足。

　　可是，如果细读这些“他者”借鉴的文字，你会发现：他们只热衷于向你传达异域也发生过这么一件类似的案例，但却很少告知解决的结果，对解决的过程更是语焉不详。这问题就出来了：你的“他者”借鉴的目的何在？诉求是什么呢？更吊诡的是，那些借鉴文章的写手，很多是做日本问题研究的学者，或者旅日华人作家，他们明明对问题解决的过程和结果一清二楚，但是--却缄口不言。

　　去年，我曾在一个出版会上说，所有以中日两国媒体为平台发表意见的公共写作者，在涉及日本的“他者”经验、教训时，都有义务与责任向中国读者传达准确、全面、完整的信息，包括那些历史事件、社会问题解决的方案、路径与结果。否则的话，对那些日复一日在雾霾中艰难呼吸、且不知还要呼吸到何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对所谓“他者”经验的片面借鉴的实效很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甚至是邪恶的：因为你的“借鉴”，无非是为中国当下发生的众多民生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注脚而已。而这些问题本身，不仅解决遥遥无期，而且会因你的关注及以所谓“他者”名义的“高大上”注脚，得以“国际化”，反而成了拖延解决的“理由”。这么多年下来，你见过一例因借鉴异域的“他者”经验，而获得圆满解决的本土民生案例吗？

　　2005年，国内曾引进出版了一本书《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北大出版社，2005年4月版），作者是长年跑司法口的日本著名社会记者、《每日新闻》社会部部长山本祐介。在书中，山本复原了日最高法院从1947年成立，至1997年的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追踪了从战后初期的几桩著名政治黑幕疑案，到经济高度增长期发生的一系列公害、民生大案的司法审判轨迹。其中有些案例，是近年来颇受中国媒体关注的公害诉讼大案，如熊本县水俣市的水俣病案、富山县妇中町的痛痛病案和三重县四日市的哮喘病案，等等。我们应当看到，包括这些当时就震惊全国，甚至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又不断被中国媒体反复“借鉴”的大案、要案在内，日本在过去经济高度增长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错，酿成的一系列民生问题，经过其国民、舆论的长期斗争，均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解决。很多案例，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战，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在事件已然尘埃落定一代人之后的今天，经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的结果，仍被维持，在加害者的企业法人和受害者及其家族之间，天文数字的巨额赔偿仍在支付。

　　这，是我们在谈论日本的“他者”经验时，务须正视的事实。只谈问题，而不谈解决的方案、路径和结果的话，不仅是对日本的不公平，更主要的，是于事无补，不利于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你“舍近求远”，借鉴“他者”的目的何在？难道不是着眼于中国的当下吗？

　　解决的路径：“组合拳”

　　那么，日本社会解决公害、民生问题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政治反对：战后日本，从1955年直到“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3年，被称为“55年体制”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则体现为“自民党VS社会党”的所谓“保（守）革（新）对决”的构图。因此，在冷战时代，左翼在野诸党，其实有不小的政治反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