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怎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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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以五年为单位来截取我们的生活，现在多少会觉得有点讽刺。但满足感还是有的，因为作为孩子，我们已经完全把自己变得面目全非了。
<br>    1999年春天的时候，我正上大一，那是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我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如何堂而皇之的从学校生活中消失的全部技巧。于是，我开始放肆的听摇滚乐。在我的印像中，那一年，很多杂志上都不止一次的提到了“春天来了”这几个字，跟着，我的心也开始躁动了。
<br>    其实这样的“春天”我以前也赶上过两次。第一次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在传着听黑豹的第一张专集，后来，还有唐朝、常宽、瘦人什么的。现在还印像特别深刻的是1989乐队的《说说》（“我不是好人说的那种坏人，因为我没能学习那种学问；我更不是坏人说的那种好人，因为我玩不了那种假深沉”），那时侯完全没有料到，说唱在中国是可以如此流行的。第二次是1994年，窦张何横空出世，让许多和我一样的小孩都觉得自己已然聆听了如此严肃的精神食粮，以至于纷纷开始傻呵呵的，像模像样的“思考问题”了。听说，早在1986年，还有过一次更重要的“春天”，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听过的最早的摇滚乐应该是电影《顽主》里的插曲（“二十七八我曾想要娶个老婆”），那歌是真有意思！
<br>    但是，这一次，“换了人间”了。
<br>    我们正当年，体力异常好，精力异常丰富，时间异常充裕，生活异常空虚。再结合“祖国山河一片朋”的大好时机，你说说，不上前线等什么？就这样，我应邀加入了一个水平高深莫测，风格异常复杂的学生乐队，成了一个吉他手。其原因有二：一是我能从头到尾的弹奏像〈〈同桌的你〉〉〈〈来自我心〉〉这样的歌曲；二是我以前每次看见阿迪（本乐队的贝司手，乐队成立的召集人）都给他上烟抽。
<br>    讲到这里，我想先说说一个普通的大学在校生的文艺趋向问题。一般是这样的：以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为圆心，以自己手臂能够到的最大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圆内所有点，越靠近圆心的越有意义，越是经典，越应当被尊敬和关注；圆外的点不存在（即“我不知道的东西全都没用”）。举例说明，一人自幼熟读唐诗，那么，只有唐诗才是全世界的文化重心和精髓；其次，我中国古代文化在全世界优秀文化中占有曲高和寡式的重要地位，无出其右；再次，在全世界范围内，但凡是以前的东西必比现在的东西强，苏格拉底和孟子是整个历史进程中仅存的伟人，现代思想均为庸人自扰。我就是这种人。我的圆心是让人堵得慌的电影，比如《离开拉斯维加斯》，比如《黑暗中的舞者》，我的半径是准艺术电影和摇滚乐。作为一个二，我使用着嘲笑三的权利，也行使被三攻击的义务。
<br>    伴随着激动人心的幻想，我们的乐队成立了！大家租了一处有里外两间的农民房，买了两把吉他、一把贝司和一套大明的鼓，我们的钱在买音箱的时候开始不够用了，只买了一个六十瓦的多用音箱接一把吉他和贝司及人声，另一个三十瓦的音箱接另一把吉他。乐队唯一的效果器是一块KORG AX-1G，它多少让人有些失望，但后来我们听说SLAYER的吉他手就是用它，所以平衡了一些。这些已经够了，虽然还不太满足我们的想象力，但已经足够用了。于是，开始排练。
<br>    我们把四个人的所有磁带、CD凑在了一块。大家一起听过IGGY POP，听过BEATLES；听石玫瑰听RADIOHEAD；听RAGE 听KORN听PRIMUS；听TOM WAITS听卡朋特听恩雅。我们看见认识的乐队就买来听，看见不认识的乐队也买来听；听人说什么乐队特狠就买来听，听人说什么乐队特傻也买来听。那会儿逛起音像店来像3.15的一样逐行扫描，像打假办的一样东挑西拣，像大学教授一样一丝不苟，像考古学家一样爱不释手，感觉那叫一个无比良好。我们如同所有幼稚园级别乐队一样扒歌，扒涅磐、扒碎瓜、扒BLUR；扒地下婴儿、扒《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分组排练，鼓跟贝司，贝司跟吉他，鼓跟唱，吉他跟唱。调效果器吧，我们会踩着飘忽唱国歌，或者踩着特大的混响录忽高忽底的嘀嘀咕咕的声音；串节奏？一首歌里动不动玩十几个骤停；我们像摸像样地编旋律， 写和声，不识谱嘛，不影响我们充专业。我们写的歌指向广泛无所不包，关键是小伙子们的态度，都像古代冲锋的士兵一样勇敢，像士兵手上的长矛一样执着，像长矛顶端的红缨一样鲜艳，像红缨头顶的矛尖一样锋利——是的，我们是锋利的，锋利得无所畏惧，锋利得接近空洞。
<br>    我们在排练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因为在技术上很差，四个人几乎都是从头学起。鼓手毛毛进步最快，他找了一个老师，是个跑场子的人，一个女鼓手，人特宽容，从来不嘲笑任何人的那种。毛毛特卖力，鼓耕不缀，经常与邻居发生冲突，一个多月下来鼓打的已经能唬人了。我和主唱皎皎也还算勤奋，我们找一切机会结识技术好的琴友交流，我们天天练下拨，天天听和弦，他还不顾我嘲笑坚持“练声”，常常跟着录音机“啊~~~~”，跟小公鸡似的。贝司手阿迪不是很努力，但是他对行为艺术的见解倒是日见深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地下的，是深刻的，但在实际的配器过程中，显然是胡来。我们会毫无用意的在一段曲子中加减七和弦，加九和弦，会因为好玩而拿落地筒鼓代替军鼓，会强迫皎皎先出去跑几圈再回来排练，以追求声音的独特效果。
<br>    闲下来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坐在一起聊天，谈教育制度，谈爱情观，谈韩东朱文，谈《美国派》。我们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去爬一下山。对了，皎皎还养过一只杂种狼狗，取名老K。老K外表英猛其实巨弱无比，看见比它小一半的狗跑过来都会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看见主人就摇屁股，其实它是想摇尾巴，但可能是太投入了，每次都是一通猛摇它的大屁股。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皎皎和阿迪不在，我和毛毛各拿一把椅子坐在屋外。那天应该是一个节日，因为村里一直有人放花放炮。我对毛毛说我现在已经不太喜欢极端的东西了，我觉得他们有点干炫的意思。毛毛对我说他想把杨波的东西收齐，再读一遍，他有点乱。我跟他说我不喜欢阿迪的链子，他跟我说“你看我这耳环怎么样？”后来，我们谈到了逃避的问题。我们谈有那些东西是我们正在逃避的，有那些东西是我们逃避不了的，有那些东西是可以再多逃避一些的，有那些东西是在逃避以后就永远不用再考虑（或是永远没机会再考虑）的，我们谈怎么逃避更保险，怎么逃避会失败，怎么逃避更进退两难，怎么逃避更攻守平衡，怎么逃避要死不瞑目，怎么逃避更具有破坏性。最后，我们相视一笑。这种相视一笑我们已经形成习惯了，有些天真无邪，有些无可奈何，总之，深了去了。在这之后我们谁也没再理谁，都愣神儿去了。我记得，那天夜很深，相当安静，也没什么风，高处的树叶隔好一会才落下来一片，随着不知道有没有的与树枝断开的声音，在空中转几个圈，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
<br>    后来我们排了一首挺让人满意的歌，叫《林冲》，挺冲的。有几句是这么写的：“林冲，你冲你冲你冲，去把他们打垮，去烧毁皇宫；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别的，你不能停不能停不能停。”
<br>    我现在回忆起这些事情来，脑子里总是同时出现《春光乍泄》里的那个大瀑布，水从极高的地方扑下来，拍在石头上。溅起来的水花不断的打在梁朝伟脸上，但他在微笑。
<br>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一个熟人开的酒吧，我们的熟人就是酒吧的老板。他知道我们组了乐队，就常常允许我们免费到他的酒吧里去看演出，偶尔还请我们喝点啤酒。我们也在他那演过，不过反应不好……不提也罢，但有那么一件事，却是我没法子绕过去的。
<br>    一天晚上，我和一帮人在酒吧喝酒，记得那天挺烦的，就跟他们胡聊猛喝。其实这帮人里头我也就认识一两个，但听说是这其中有一个叫老白的人今天晚上请客，于是我就什么都不顾了。快喝到五瓶的时候，我的呼机突然响了，于是我出去回电话。在公用电话前，我看了一眼呼机，是一个没见过的电话。我打过去，没人接。我挂断电话往回走，走到酒吧门口，呼机又响了，还是那个电话。我也没想什么就又回去拨电话。这回，电话通了，可是没人说话。我刚一说“喂”，就听一个女声带着哭腔说了一句“你怎么走了？”然后电话就断了。我一下楞了，觉得这声音挺熟，但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我挂上电话要走，老板叫住我，“还没给钱呢。”我摔出五毛钱转身往回走，一路走一路琢磨。迎面正碰上老白。老白冲我一呲牙，说，“朋友，你怎么走了？”当时我脑子嗡的一声，胃里的东西顿时全都吐到了地上，难道——我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