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当前中日关系与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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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日关系与安全困境

发布时间：2012-08-14  作者：王珊  来源：《现代日本》2012年第2期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由此两国开启了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合作与交流的新时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既是老一代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之举，也体现两国人民追求和平、友谊的良好愿望。今天，中日关系无论在内容、交往广度、合作深度等多方面都有了巨大变化，不仅如此，两国的国际影响力、综合国力也今非昔比。这一巨大变化也许是当初为恢复中日邦交而奔波的老一代政治家、民间友好人士所始料未及的。客观地说，中日两国在各自经历巨大变化的同时，当今中日关系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很多方面不如人意，尤其在安全保障领域，中日安全关系有渐行渐远趋势。



一、当前中日关系的现状



     首先，民主党上台执政中日政治合作进展不大。40年前，在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推动下，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关系维持了相当长的“蜜月期”。当时，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无论是被中国人不计仇恨、豁达的胸怀所感动，还是出于对侵略战争的忏悔，都能以友善的姿态看待中国。以此为契机，中日又签署多个政治文件，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进入本世纪后，小泉纯一郎以日本首相身份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造成极大冲击。2006年10月，安倍晋三开启了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两国高层的积极互动逐渐使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尤其是2008年，中日签署了《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此时，尽管日本在对外政策上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旨在标榜“价值优势”，与中国构建和谐周边外交相区隔，但总体上中日关系仍能维持稳定、互动状态，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民主党在野时期，曾努力推动中日友好，对华党际交流也很频繁，在中日政府之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此，许多学者都曾断言，民主党上台执政中日关系将有大幅改善，两国合作亦将有所突破。然而，2009年9月民主党上台执政后，除了鸠山内阁时期中日关系有短时间的回暖之外，一直都在低谷中徘徊。民主党的对华政策让人大失所望。相比较自民党执政时期两国签署的第四份政治文件，民主党的对华政治合作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近来，一些右翼政客借历史、钓鱼岛、中国少数民族等问题的拙劣表演，大有抢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庆典风头之势，这不免使人担心，中日关系究竟向何处发展？

其次，经贸关系密切，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战后，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那时两国贸易联系的作用与如今不可同日而语，具有特殊意义。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LT贸易”[①]，到最近10年中日贸易额屡上新台阶，表明中日两国发展双边贸易合作具有地缘之便、历史之源、现实之需。如今的中日贸易总额不仅是恢复邦交之初的数百倍，而且中日产业结构还呈现互补格局。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1年中日贸易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14.3%，达到3449亿美元。其中，日对华进口1834亿美元，增长20%，对华出口1614亿美元，增长8.3%，三者皆创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仍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此外，受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影响，日本拟尝试性购买中国国债，双方就在东京设立人民币离岸市场进行磋商，进一步深化两国在金融领域里的合作。



2012年5月中旬，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温Jiabao总理指出，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是着眼未来的战略举措，是三国工商局的期盼。在本次会议上，中日韩三国同意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可以说，这是一个战略性决定，为未来三国自贸区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完成谈判并建立自贸区，将有利于三国发挥比较优势，共同开拓市场，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激发东北亚经济发展活力。此外，三国还签署了《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该协定共包括27条和一个附加议定书，囊括了国际投资协定通常包含的所有重要内容，包括投资定义、适用范围、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征收、转移、代位、税收、一般例外、争议解决等条款。



虽然中日贸易联系日趋紧密，但也不能过分夸大经贸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客观地说，经贸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任何国家已经不可能孤立、封闭地发展经济，加强各国之间的沟通与交联是必然选择。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自然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瞩目与追捧。中日经贸关系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球化大潮推动的结果。



第三，安全上日本对华防范意识增强。一是通过主导东亚海上安全合作，旨在形成对华牵制之势。5月初，野田首相访美，双方除了商讨驻日美军基地迁移、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等议题之外，还讨论了海上安全合作问题，旨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围堵战略。2011年9、10月间，日本接连向南海争端国家提议建立东亚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讨论海上安全保证议题，积极推进海洋穿梭外交。在东亚系列峰会上，野田大谈海上安全，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在与东盟签署的《日本与东盟巴厘岛宣言》中，双方在深化海洋安全保障等方面达成共识，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日本在东亚海洋问题上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南海问题上的域外大国，又是中日东海争端的当事国。这种角色，便于日本一方面趁南海争端升温之际，打着维护国际法、确保海上航道安全等旗号，谋求建立由其主导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以确立在东亚海洋问题上的主导权和领导地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南海问题越复杂，日本的话语权就越多，其重要性就越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南海问题对解决中日东海争端具有连动效应，通过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使中国在海洋问题上面临更加困难的外交局面。如果南海问题能朝着有利于其他争端国方向解决，那东海问题也会朝有利于日本方向发展，便于其强化在东海问题上的主张。



近来，日本通过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自卫队军舰造访菲律宾等活动直接插手南海问题，为菲在南海的做法鼓劲打气。二战期间，日本曾占领了南海大部分岛屿，战后日本与美国单方面媾和，并放弃占领的所有岛屿。冷战结束后，日本以打击海盗、海上人道主义救援为借口，向东南亚海域渗透，主张将南海纳入地区安全合作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周边海洋问题凸显，日本利用一些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试图联合东盟国家构筑对华包围圈。众所周知，日本是东亚海上安全的最大受益者，其75%的进出口货物都要经过包括南海在内的东盟各国周边海域。日本借南海问题拉帮结伙，鼓动一些国家与中国对立，不仅有加剧地区危机之虞，而且一旦南海发生冲突，无疑将损毁整个东亚合作进程，对日本的安全环境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二是加剧钓鱼岛争端，推进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2010年10月，美国曾表示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范围，加之美新军事指南多次提及中国，使日本新防卫派确信一旦钓鱼岛有事美国不会不管。基于此，2012年伊始，日本就接连在钓鱼岛问题上搞起小动作，先是有议员登岛，接着又给钓鱼岛附近的所谓“离岛”命名，随后又将钓鱼岛附属岛屿“北小岛”登记为“国有财产”。最近，老牌政客石原慎太郎又在东京搞募捐“购岛”活动，炒作意图明显。据日媒透露，日本军方已经针对中国“侵占”钓鱼岛的事态，进行战术演练，并设定了三种可能出现的态势：一是中国海上民兵乔装成渔民，在钓鱼岛登陆后，以“渔船出现破损需要修理”为由“侵占”钓鱼岛；二是中国海上执法部门为对抗日方的“登岛抓人”，派遣大型、高速舰艇前往钓鱼岛海域；三是中国海军对宫古岛和石垣岛采取“武力侵略攻击”。针对上述三种情形，日本分别采取“登岛抓人”；发布“海上警备行动令”，出动海上自卫队舰艇、飞机；发布防卫出动命令，集结海自、空自舰艇和战机，连同驻日美军，实施“夺岛作战”。为使贴近实战，防卫省还将研究具体后勤保障政策，确保宫古岛、石垣岛在发生“紧急事态”时发挥战略前沿作用。



二、日本强化对华安全防范的国内背景



今天的日本在安全理念上已经有别于过去。在当今日本社会多种安全观当中，以宣扬在强化日美同盟框架下发挥日本“主体防御战略”的新防卫主义渐成主流，并开始渗入国家决策层[②]。据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对其所处安全环境的忧虑感明显增强，有高达80%的受访者“相信日本将被卷入战争或担心来自外国的威胁”[③]。随着世代更替，新生代政治家看待国家安全利益的视角也在悄然改变，尽管日本仍强调保障国家安全手段的综合性，但对军力的追求越来越迫切。日本在安全上出现对华敌对意识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适应国家安全战略调整、转型的需要。战后初期，日本坚守和平宪法，通过国内反战思潮与对外经济援助，不仅在政治上重新赢得了亚洲国家的信任和尊重，而且在经济上日本也创造了亚洲奇迹，通过“综合安保”维护国家安全。近些年，日本受美国“反恐战争”的影响，原来被视为禁区的“和平底线”接连被突破。从小泉内阁时开始，日本以军事力量配合美军的行动越来越多，自卫队迈向海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为了平息国际舆论，日本国会还通过颁布临时性的法律为自卫队协同美军作战大开绿灯。民主党上台后，在与军事相关的具体问题上更是采取大胆的行动。2011年底，野田政府同意大幅放宽基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禁运政策。由此，日本不仅便于参与国际武器研发、采购，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日本军工企业的技术水平。近日，在野的自民党第二次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并承认集体自卫权。[④]所有这些举措都说明，日本正在不断超越本国安全利益，追求扩展型、进取型的安全战略。



二是对中国的安全认知出现偏差。民主党上台后，如何确立对华关系定位始终摇摆不定。鸠山内阁以推进东亚共同体为目标，致力于对华友好合作，主张日美对等外交；菅直人内阁则是对鸠山外交理念的修正以及对自民党外交政策的复归，坚持对华不妥协；野田内阁成立后，尽管其多次表明中国崛起是机遇，不是威胁，但在安全政策上日本却大幅向美国倾斜，中国不仅是仅次于朝鲜的安全防范重点，也成为日本制定安全政策的出发点。2012年3月，野田在日本防卫大学毕业生典礼上发表讲话，先是认为日本安全环境异常严峻、复杂，将中国军力增长及海上活动列为影响日本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接着野田话锋一转，称在此形势下，自卫队必须担任起“保卫国家、保卫国民”的责任。从野田讲话逻辑上看，日本不仅正面临“中国威胁”，且俨然大敌当前，必须随时应战。



三是在强化日美同盟名义下推动军力增长。尽管同盟本身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但为了强化同盟、增加其存在的理由，日本竭力标榜日美同盟的正当性和公益性。野田佳彦就任后在施政演说中明确提出，日美同盟不仅是日本安全保障和外交的最大资财，也是世界和平、繁荣的国际公共资财，[⑤]并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做出强化日美同盟的举措。尤其是“3·11”大地震后，日本对强化日美同盟的愿意大幅增强。为凸显日美同盟的军事功能，展示日美“肩并肩”的密切合作，野田把美军援助灾区的举动称为“朋友作战”，提出“必须深化、发展日美同盟”。对日本来说，维护日美同盟不仅能保障国家安全，还可以获得美国先进军事技术，合法地发展军力。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随时根据国内政治需要，以同盟的要求为借口，不断突破军事禁区，拓展活动空间。



四是推动驻日美军基地问题解决。近年来，驻日美军基地问题成为影响日美同盟关系的主要因素，颇令日本政府头痛，能否解决驻日美军基地问题成为检验民主党政权对美外交的一个标识。另外，由于驻日美军事基地的存在，经常发生美军士兵滋事、扰民等事件，日美围绕基地搬迁问题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近几届首相就任后，都要亲赴冲绳，向当地政府寻求协助，以化解冲绳县民对美军的不满情绪。2006年，日美就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达成“日程表”，但几年过去，实质性进展不大。不仅日美之间围绕搬迁地点、经费分担等问题争论不休，而且日本外交与防务部门之间也有矛盾。防卫省官员多次批评外务省在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越权行事。直到2011年11月奥巴马首次提出新军事战略，驻日美军基地问题才出现转机。今年2月，日美就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举行两轮磋商，并发表联合声明，日本对美国海军陆战队调整、转移可能产生的影响给予高度评价，暂时缓解了各方矛盾。                                                                                                                                                                                                                                                                                                                                                                                                                                                                           



三、积极培植互信，努力消除中日安全困境



经贸关系的不断走近，安全领域背道而行，并将成为中日关系的常态。随着中日两国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日本在安全上追随美国亦步亦趋，以往在中日友好氛围中被搁置的问题成为引发中日对抗、摩擦的焦点，也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对华发难的着力点。在经历2011年3月地震、海啸、核辐射等灾害后，日本除了经济上遭受重创，在传统安全领域也加重了危机和风险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民间，也反映在政治家的言辞当中。震后不久接替菅直人上台的野田佳彦在给自卫队训话时曾引用中国古代兵书名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不仅是日本官方对传统安全危机认识的最高表述，野田也成为二战后敢于在公开场合“言战”的日本首相。尤其是，近年来日本与周边邻国关系不睦，对所处安全环境格外戒备和敏感，客观上加剧了日本对外部安全环境变化的能动反应。日本通过推进地区安全战略、扩充军力等手段遏制中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前中日关系的本质，即无论是基于长期视野的战略互惠构想，还是从现实利益出发的相互依存理论，都难以改变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摆脱两国安全上的困境。中日唯有消除安全上的怀疑和敌视，才是确保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在处理未来中日关系时，既不能忽视领土、海洋权益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也不能无视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不断加深的趋势。



首先，密切注视日本借助美亚太军事战略调整谋求扩大海洋权益。当前，从东北亚安全形势看，除了朝核、朝导问题之外，领土及海权问题成为影响该地区安全的最大不稳定因素。这从日俄北方领土问题、日韩竹岛问题（韩称独岛）以及钓鱼岛问题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众所周知，近代以来，日本经常以海洋为平台推进军事和外交战略，无论中日黄海海战，还是日俄对马海战，乃至日美太平洋大搏杀，海上博弈在日本战争史占有突出位置。可以说，海洋造就了日本的成败与兴衰，日本对海洋战略价值的体会和认识超出一般国家。今年1月，野田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称，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和资源宝库”，“政府将全力以赴挑战整个人类的前沿领域，将汇聚产、官、学各界才智，加大相关人才培养，将这些前沿领域由梦想变成现实。”[⑥]正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日本对海洋问题格外敏感和重视。尽管日本也深知中国维护和拓展海洋权益是基于国际贸易、保障能源安全以及维护海外利益的正常需要，但却不愿正视这一现实，常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2001年12月，日本公然在东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击沉一艘不明国籍的“可疑船只”，但却对中国海军编队在公海行驶进行跟踪、侦查，并大呼小叫，俨然中国动了“日本的奶酪”。这种思维既反应日本对华心态，也体现出长期以来日本的海洋观。为此，须密切注视日本借美亚太军事战略调整推进海上军力建设，谨防其在海洋问题上谋求不正当利益。



其次，正视日本国内的政治现实。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战后民主主义的发展，这些因素决定构建和平国家仍然是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战前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受到巨大伤害。尽管近年来日本在突破军事限制方面步伐逐渐加大，海空装备不断增强。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试图通过加大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军事比重，旨在构建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战略不能等同于战前的军国主义道路。由于日本战后民主是在美军占领下构建的，这种特殊性加之日本民族的单一性，决定了日国内民族主义容易走偏、走极端，有必要予以适当的关注。



再次，深化经贸合作，以中日“经济纽带”平衡日美“安全纽带”。经贸关系上不断走近，安全领域相背而行，这不仅是中日关系中的奇特现象，也是两国今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从现实看，通过深化中日经贸合作增强相互依存度，不仅是维护中日关系的基础，也是防止两国安全战略走偏惟一有效、可行的方法。



当今东亚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这对100多年来成为亚洲唯一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习惯于在亚洲“一枝独秀”的日本来说，必须提出一个能不能从心理上适应在自己身边出现一个强大国家的现实。如今，中日关系之所以踯躅不前、挫折不断，其原因具有多重因素，其中，中日关系的“肌体”薄弱，抗“菌”能力较差，很容易受到相关因素的侵蚀。与中日恢复邦交初期不同，当今的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其中既有国际大背景，也有日本国内政治中的消极因素。如何应对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负面因素，如何面对国际社会风云多变的现实，以便为中日关系的发展确立一个新起点，将是今后中日关系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从总体上讲，中日关系的发展取决于日本国内政治走向，取决于日本如何认识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和民族统一的进程，取决于美国对东亚事物的参与。由于中日在地缘上相近，以及在经贸上互依、互补，这些因素也将凸显日本的战略困境。日本无论是选择配合美国遏制中国，还是游离于中美之间，对中国来说，都将是一个重大政治和安全课题。如果日本一味地追随美国，并加剧与中国的固有矛盾，不仅会进一步激化中日民间对立情绪，甚至可能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走进“死胡同”，难以转圜。战后发展经历足以证明，日本的国家利益在于坚定不移地走对华和平、合作之路，而不是随美国军事战略调整摇摆。中日关系的稳定不仅有利于亚洲，也符合日本自身利益，况且中日在安全领域存在的利益矛盾也没有固定化和不可逆转。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安全困境  培植互信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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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 1962年11月9日，中日之间就建立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的、采用延期付款的贸易方式达成协议，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分别在协议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贸易备忘录》。凡根据这个备忘录进行的贸易，均采用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采用英文“LT”作为编号。“L”是廖（LIAO），“T”是高碕（TAKASAKI）的头一个字母，因此《备忘录》贸易又通称“LT贸易”，这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一个特殊事例。


[②]孙成岗著：《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③] Daniel M. Kliman,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Post-9/11 World (Embracing a New Realpolitik), Westport: Praeger, 2oo6, p.55.


[④]自民、憲法改正原案で集団的自衛権行使を容認、「読売新聞」、2012年2月28日。


[⑤]野田氏の政権構想全文、「文藝春秋?2011年9月特別号」。


[⑥]野田首相施政方針演説、「毎日新聞」201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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