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代表周海江：民企必须理直气壮地建立党组织

入主中原

周海江带头义务献血
　　“党组织是民营企业的政治核心，而非领导核心，不会干预到企业具体的经营实践！”素有中国民营企业党建第一人之称的十八大代表、红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周海江日前在京参加中国“中国企业榜样丛书”首发暨“红豆道路”研讨会后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目光诚挚，语气坚定。
　　就记者提出的，关于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起诉华为、中兴两家企业事件中国企业家如何回应的问题，周海江说：“中国民营企业必须理直气壮地建立党组织”。同时，周海江希望美国议员来红豆集团参观考察民企党建工作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探讨中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优劣。
　　事实上，时值十八大召开之际，就民营企业为什么需要建立党组织？如果民营企业有了党组织，企业发展是听党组织的，还是听老板的？这一议题引发了中外企业界的广泛争论。
　　民营企业听党组织的，还是听老板的？
　　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到，美国东部时间10月8日上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完成了为期11个月的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兴的调查。这份长达52页的调查报告指出，华为与中兴公司可能被用来针对美国民众进行间谍活动，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里罗列了12条对华为的不利指控，其中第二条是“无法解释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第三条是“承认公司内部拥有党组织”。在调查进行了一年多以来，美国议员们一直纠缠的问题是华为与中兴公司设立的党员组织。他们质问，为什么一个私人企业有党委组织？党委组织有多少成员？是否参与公司决策？
　　周海江记者就这一问题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说：“美国议员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民企的党组织是企业的政治核心，而非领导核心，不会干预到企业具体的经营实践，党组织对企业没有任何的特殊任务。我们希望美国议员到红豆集团实地考察，了解民企党建工作的特点、模式和作用，来看看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优越性，而不要不进行调查研究就轻易得出错误的判断。”
　　民企建立党组织让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相互制衡
　　中国经济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止红豆集团建立了党组织，像位于西安的中国步长集团、位于浙江台州的宝石集团等等民营企业都是在建立了党组织后企业取得了迅猛发展。不仅如此，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党组织建设也是如火如荼。美国安利公司进入中国的第二年就成立了党组织，17年来党组织不断增多。安利（中国）高层认为，党建工作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凝聚人心、促进公司发展的助推器。
　　但这一现象还是令不了解中国企业界的外国记者不断发问，早在5年前的十七大期间，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话题就引发了“美国之音”记者向周海江的尖锐提问。
　　“这个问题是很简单，是一个企业核心的问题。”有着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历的周海江长期研究中国企业制度，对于企业党建和现代企业制度，自建了扎实的理论体系，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娓娓道来。
　　“中国民营企业上了规模之后正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需要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会，再加上经理层，叫‘两会一层’，相互制衡，如果‘两会一层’不能相互制衡就不是现代企业制度了，民企的党组织建立之后，不能去打破这个平衡，所以我不主张定位民企党组织是领导核心，如果是在民营企业定位党组织是领导核心的话就破坏了这种平衡，破坏了这种平衡就不是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现代企业制度就不是市场经济，就跟市场经济相违背了。”周海江解释说。
　　周海江说，在企业经营层面上，“两会一层”相互制衡，但是在政治上不需要相互制衡，如何在政治上保证高度一致，“两会一层”的主要成员都是党委委员，这要加强对党和国家主要方针政策的理解、学习、把握，在形成共识之后，就融入了相互制衡之中，而不是去代替董事会经营决策。
　　对于民企与党建是否会冲突？周海江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理念，这与企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求是完全一致的，企业建立党组织是对企业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和促进。
　　红豆集团多年来持续健康高速发展的实践表明，通过建立党组织，就能够很好地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决策优势、人才优势、和谐优势，克服民营企业往往存在的决策不准、人才缺乏、人心不齐等先天不足。所以，在企业建立党组织是民营企业的内在需要，是深受民营企业欢迎的。
　　企业制度+党建+社会责任 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周海江告诉中国经济网记者说：“美国议员对于私人企业建立党委组织的指责是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缺乏了解，事实上，中国民企建立党委组织已经非常普遍，上升为制度行为，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一环。”
　　十八大召开之际，周海江向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权威性和正确性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挑战”——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存在天花板，必须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党建+社会责任，克服现代企业制度的缺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周海江提出：“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重大缺陷，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党建+社会责任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解决传统企业制度的重大不足，推进企业、国家和社会共同和谐发展，才能真正超越西方企业。”
　　“现代企业制度是在市场经济下先进的企业制度，正因为它的先进所以让西方的经济发达了几百年，但是今天它已经碰到天花板了。我从大学老师辞职到企业二十五年，我们一直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现在看到它碰到天花板，必须进行创新。”周海江结合自己的经历说道。
　　这个天花板在哪？在美国接受过工商管理培训的周海江抽丝剥茧般剖析西方现代企业制度。
　　“一开始，小企业的时候不需要现代企业制度， 主要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关系。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所有者很忙，要雇佣经理，成为经营者，然后有劳动者，这三者关系产生，利益开始博弈。”周海江说。
　　红豆的前身是作坊式乡镇企业。为了脱胎换骨，学习借鉴了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集团加快缩短与国际先进企业治理架构的差距，激发企业的发展动力。
　　“所有者要授权给经营者，同时不能干预经营者；但是经营者不能违规，要用好这个权利，为所有者服务，为劳动者服务，这个时候现代企业制度就较好的解决了这三者的关系，所以西方的经济发达了几百年。”
　　不过，在周海江看来，这种制度较好的解决了内部的三者利益关系，但是没有解决外部的利益关系。就是没有解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问题。美国的安然事件、华尔街金融风暴、日本核泄露，就是例证。
　　“在日本核泄露事故中，日本的电力公司为什么要瞒报和虚报，因为公司的利益可以最大化，但是国家的利益、民族利益就管不到了！造成日本民众和国家的灾难。这是西方企业制度的一个天花板，解决优化的方法，以党建为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否则，我们的企业也会像一些西方公司一样只顾公司利益，而不顾国家和社会利益。”周海江说。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把“党的建设”和“社会责任”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融合。”周海江说。在这一模式中，“现代企业制度”是基础，通过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协调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关系，规范企业行为，激发内在动力；“党的建设”是灵魂，通过党建工作，确保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高度统一；“社会责任”是使命，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发展氛围。
　　民企党代表群体与 “红顶商人”有本质区别
　　中国经济网记者综合各方信息了解到，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共有27名。民营企业家走上出党的政治舞台始于2002年的“十六大”，7人当选。2007年“十七大”，当选人数增至17人。根据统计，十八大民营企业家党代表有27人，增幅近60%，创出历史新高。据统计，此次十八大代表比十七大总额增加了50人，其中民营企业家占增加额的20%左右。
　　在十六大当选的7位党代表里，有4位来自江苏，1位来自浙江，还有2位来自重庆和广东，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苏南模式的生命力。
　　当时，作为首次亮相全国党代会的7位民营企业家代表之一，来自无锡宜兴的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蒋锡培成为当时媒体追逐的人物。在随后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上，红色少师红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周海江成为苏商红色群体的领军人物，并从民企党建标准、管理规范和理论建设取得了诸多重大突破，成为中国民企党建第一人。
　　以经济实力换取政治资本——部分外媒对于民营企业当选党代表的有另一种揣测，周海江对这一说法表示反对。
　　“民营企业家当选党代表，开展党建工作，不是搞政商关系，而是民企要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性，但经营上要规范、公开，遵循市场规律。”周海江说。
　　由于早前中国市场和法治制度的健全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很多领域对民营企业不是很开放，有些政策也未放开，在这种背景下，生存和发展成为民企的第一位任务，所以一些民营企业打政策和规则的“擦边球”，“曲线”发展壮大，这是历史环境所促成。
　　在周海江看来，现在政策也越来越开放了，而且现在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下如果大家不是按照规则来做的话，或者是打破规则，绕开这些规则来做的话，那么最终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失败掉的。他倡导，民营企业应该走大道，而不是小路。
　　如何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在周海江看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就是民营企业最大的机遇。我们更应该跟着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走，而不是跟政府的某个人或者某个官员走。
　　“举个例子，前几年，国家提出低碳经济、限制环境污染，有些污染性企业往往是考虑如何钻政策空子、钻监管空子，暗中偷排，心思不花在转型升级上。结果呢，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企业最终无法生存而关门，白白错失了寻求新发展的机遇。我们红豆坚持顺势而为，坚决贯彻国家政策，主动关掉了数家污染企业，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红豆杉产业，所以丢掉了污染包袱，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
　　随着红色民营企业家党代表群体在这次党代会上创出新高，这一红色民营企业群体会否陷入“红顶商人”桎梏，导致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扭曲，这也是外界对这一群体关注之处。
　　周海江分析，民企党代表群体与过去所谓的红顶商人的有着根本的区别：
　　首先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比较清晰、规范和透明。民营企业家当选党代表，开展党建工作，不是把政商关系庸俗化，而是民企要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性，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但经营上要规范、公开，遵循市场规律。
　　其次是制度保证。过去红顶商人的经营特点就是权力和商业的结合，形成腐败和寻租，只有少数人获益，没有实现多赢，这是不可持续的。而民企党建工作有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标准和制度保证，民企党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加上企业党建设，加上社会责任，实现了内部利益的一致性，也实现了企业外部利益的一致性，所以这种制度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是理念和使命不一样。民营企业家党代表群体怀有崇高的信念和使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实现了企业与员工、消费者、社会和政府的关系的协调平衡，而红顶商人是私人价值最大化，不可持续。
　　“我们在做房地产，在镇江也拿了一块地，拍卖的时候比起价高了百分之六十，我的同学是镇江市的市长，他在电视上看到我拍地，他觉得很惊讶，问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后来他经常向人表扬我，说我是他的同学，却没有找关系。”周海江举例说明。
　　“民企为什么要抓党建工作，就是要在政治上听党的话，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方向不能偏。我们要走的是大道，而不是小道，要规范，这点很重要。所以，在经营中，我们坚持成本高一些，也要把产品做的好一些，服务更好一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如果民企仅仅想到赚钱，不惜手段甚至违规、违法来降低成本，这是不可持续的。”周海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