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中产阶级 似是而非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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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总容易虏获人心。他们谈论它、为它争吵、表示由衷的喜悦或厌恶，不是因为它准确，而是因为它时髦、它把问题简化成速食品——人人可以尝一口，然后发表见解。在过去一年中，我耳边充斥着“世界是平的”，谈论者对全球暴力冲突、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刻不信任视而不见，一心相信信息技术这座推土机，能够铲平所有的障碍。

　　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争论也属于这个范畴吗？这个名词在中国社会的流行，是1990年代最后几年的事。那一时刻，一部分中国人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市场改革已打破了长达40年凝固的社会结构，金钱与信息的流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中产阶级”在10年前开始在中文媒体上的流行，既是一部分中国人对现状的某种自我满足，也是对于未来的某种期待。在近代世界兴起过程中，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与全球市场的缔造者，是新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也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他们还是新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伏尔泰、狄德罗、亚当·斯密不正是为他们而写作吗？

　　或许中国社会早就不再信奉“阶级斗争”、“工人阶级”这样的说法，但是卡尔·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却仍保留着：1，经济决定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发展；2，阶级是理解一个社会的钥匙。

　　所以，对于乐观的分析者来说，他们很轻易地就将中国社会从未出现的私人企业家、公司白领、会计师、技术知识分子，替换成18世纪末欧洲的“新人”——经济自由将导致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要求，他们也将塑造出一套新的伦理价值。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政府将由一个半心半意的市场改革者，被迫变为一个民主政体，而个人主义也将取代集体主义。

　　西方新闻媒体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热衷是双重的。商业领导人不断谈论着“全球中产阶级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消费热情令所有欧美公司激动难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对他们来说是纯粹经济意义的。而对于政治人物或政治评论家，二十世纪的主要社会理论都告诉他们，中产阶级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他们渴望看到中国汇入“历史的终结”的洪流。

　　而在中国***心目中，阶级仍是个敏感的词汇。在社会科学院2001年底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阶级”被小心翼翼的替代为“阶层”，似乎担心真的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幽灵从梦中惊醒。但显然，担心是多余的，阶级过去不是、现在也仍不是理解中国的恰当角度。被归入“中间阶层”的人群，不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在经济成就上水平相当。在这份报告出版前的4个月，中国***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但这与其说它是中国***的自我进化，不如说它是政治与金钱结合的新的例证，私营企业家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比我们预期的要小得多。他们更愿意选择与权力结盟，而不是成为新力量的代表。

　　世界变化得比我们想象得更快。在我们欢呼信息革命和全球化，造就了年轻一代的专业人士，一个视野更开阔、更富足的中产阶级时，他们却又立刻陷入了消费主义与网络带来的“自我沉溺” ，他们对于公共事物缺乏兴趣，追逐的是即时的个人快感。他们愿意享受个人主义的放纵一面，却对于要承担的责任没有兴趣，他们的精力放在了个人仪表、短期的渡假、设计精美的家具上。他们也是的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愿意保持现状，而非改变现状。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一种更可能的现状是，他们在成熟之前，就已经腐败。他们或许身穿Hugo Boss，购买LV包，却阅读着八卦小报，夜晚时间则在卡拉OK与桑拿房中渡过。

　　很有可能，中产阶级根本不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有效角度。对于权力极度迷恋的强大传统，和今日消费主义导致的人的精神麻木，这两种力量将造就怎样一个新的中国社会，我们仍不清楚。被称作中产阶级的人群在这股潮流中，他们面目不同，其心各异，甚至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场争论就像是现代世界的“刻舟求剑”，当中国已进入21世纪，我们却仍在用18世纪欧洲的分析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