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社会学转向”和“语言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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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卡尔多伊奇语），国际关系从作为学科诞生的第一天起，注意力就一直集中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是否存在一个关键因素导致战争发生和创造条件维护和平？或者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存在一个力量驱动国际政治社会运作？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几次大争论，实际上都可以视为是对这个神秘力量的探索。从各自理论视角出发，传统现实主义强调的人性，新现实主义强调的物质力量的结构分配，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国际机制，都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但是，以上这些范式要么把目光放在先验的不可检测的因素上，要么过于看重物质性力量的作用，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之所以获得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注意，关键在于引入新颖的研究视角――观念，引入身份和认同概念，强调社会实践对国际政治社会的“塑造”作用。
　　一般认为，建构主义存在两个主要分支。第一个也是最为人所熟悉的是温和的建构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温特尝试进行的是国际关系的社会学转向，他把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作为建立自己理论的基础，接受沃尔兹关于国际社会的结构性的设定，但是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的结构过于静止化，过于物质化，无法解释社会变迁，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形成过程缺乏必要关注。而温和建构主义更加注重研究那些似乎很难测试的非物质性概念，它的理论倾向大致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观念和物质的关系问题。理性主义理论更多地强调物质因素，比如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就被明确地定义为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物质实力的分布。温和建构主义坚持认识论上的科学实在论，将国际关系的世界分为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物质层面的存在是基本的条件，没有物质层面的存在，也就没有研究对象的存在。但是，温特更加强调物质层面的存在怎样产生意义、怎样形成观念，这就进入了第二个层面，也就是理念的层面。物质存在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在人赋予其意义的时候，它才产生了意义。观念是社会现象，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存在有意义的观念和观念结构。第二，社会实践的意义。既然物质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人，那么，人是通过什么路径来赋予物质存在意义的呢？温特认为是社会实践，也就是主体间的互动，作为行动者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实践活动使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因素产生了意义。这里举个例子。比如美国对朝鲜“核危机”的极端关注。同样是作为物质性力量的核武器，但是美国对英国拥有核武器并不表示担心，原因在于，在美国看来，朝鲜和英国的核武器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因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社会性互动确定了它们视对方的基本身份为相互敌对，这种相互敌对身份不仅使武器问题如此敏感，也使其他任何问题，包括双方的意图这类非物质性问题，都易于成为敏感问题。而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社会互动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不会出现这种猜疑。温和建构主义试图说明的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观念事实本身具有多种意义，哪种意义产生作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实践活动。于是，国际关系在这样一种三段体的作用下发生：社会实践产生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建构行为体身份，身份建构行为体利益，行为体在利益驱使下行动。这种行为体和结构之间相互变化、相互构成的循环过程就是温和建构主义的核心内容。
　　 不管主流的理性主义范式之间差异如何，至少他们都在竭力寻找一个“独立的变量”，即：试图找出某种跨越时间的，无论在任何历史和文化氛围中都能适用的终极因素。体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这个终极因素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假设。通过这个类似于“罗塞塔石碑”设定，国际社会纷争的内在原因似乎得到合理的解释。温特同样接受这个假设，但是，在理性主义范式看来，无政府状态是内在给定的，国家行为体的一切行为只能在这个因素的限制下进行，而温特的不同之处在于消除“无政府状态”的“独立性”地位，引入了文化或观念的作用，也就是：“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问题在于，对于温特来说，无政府状态具有表象性和主体间性的意义，除了国家所赋予的意义之外，无政府状态本身没有任何实质和意义。但是，这种建构的理念和温特所坚持的科学实在论怎么能形成一致性？按照埃里克•林马尔的评价，根据科学实在论的观点，世界的表象是由世界本身所造成的；然而，温特希望说明的是，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只能凭借我们自己所创造的“符号”来认识。那么，人们如何认识到自己是生活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中？如果坚持建构的观念，那么，人们在分辨何为“真实世界”方面多少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世界向人们展示的所有“意义”都是人们赋予世界的。换句话说，人们不能判断是否有一个“真实无政府状态”的存在。
　　在经历4次大的论战之后（也有人把批判理论与理性主义理论之间的争论看作第5次论战），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同范式之间的争论声音有所下降，而同一范式内部开始派生出众多分支，各分支间的争论有所增加，比如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第一，经过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大论战，“另类”理论通过对主流理论和范式的批评，已经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得到了认可和承认，“另类”范式不再需要通过争论来展现自己的存在，同主流范式之间的接触已经不再有动力和意义；第二，范式或理论要想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在于这些范式是否能够解释或说明愈来愈复杂的世界政治生活中的现象，而范式内部出现分支及争论将使得范式本身的研究视角得到丰富和发展，更为精细和成熟。
　　建构主义同样如此，但是同温和建构主义试图作为沟通主流理论和其他边缘理论之间“桥梁”的意图以及研究国际关系的社会学角度不同，建构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也是较为人所陌生的分支――批判的建构主义则更为激进，具有彻底的“语言学转向”的倾向。所有的建构主义者都认为，人类行为的含义以及社会现实的含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是至关重要的。这类含义并不存在于某种“客观”世界里等待人们去发现，人们是通过社会实践来理解这些意义。那么，人类行为的含义和社会现实的含义是如何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呢？批判的建构主义和温和的建构主义对此持不同的认识，它们之间区别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语言作用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范式对行为体物质行为当作研究重点（譬如关于战争或暴力的物质特征），忽视言语沟通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在理性主义的几个著名的“博弈论”行为模式里（譬如“囚徒的困境”），行为体往往“被”放置在相互隔离的环境中，对“他者”行为的预测是建立在“自我”主观判断的基础上，对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没有言语上的沟通和交流，因此这种“独白者”状态往往导致相互猜疑和不信任。而温特试图在国际关系的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他接受了理性主义的诸种假设和看法：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假设；国家应被视为理性行为体；国际政治是结构政治（当然，这种结构主要是共有文化的分配）；方法论的经验和实证主义分析，等等。这些使他从根本上更加接近他所称的“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尽管温特经常提及语言的重要性，但是没有系统地说明语言作用的问题。在温特那里，各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与环境之间的﹑建构了行为体的利益、身份、行为的社会互动主要通过物质行为的交往实现，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发出非言语信号，国际政治的社会互动仅仅是发送和诠释这类信号、并对这类信号进行回应的过程。
　　而批判的建构主义将语言放置到世界政治分析的核心位置上（这里的语言不仅表示“说”的内容，还包括作为“说”的结果记录下来的文字）。在本体论上，批判建构主义不否认一个实存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但同时认为世界政治现实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的程度上讲是语言建构的产物，并使处于这种环境中的行为体的行为具有含义。国际政治中一系列的“现实”来自于语言的建构，通过语言文本方式对国家历史经历及文化特质的反复叙述建构起国际关系中的有关要素，如国家的身份感，“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通过话语建构起国家安全外来威胁等。同温和建构主义相比，批判建构主义显得不是那么系统，而且显得更加边缘化，它没有完善的理论系统，主要通过对国际关系领域的某些概念尤其是规则的意义进行语言学上的解读来研究国际关系。在批判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尼古拉斯•奥努夫看来，社会行为包括物质的和言语的两个方面，而且它们具有相互构成的关系。那么，语言行为和实践行为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奥努夫认为，一定的言语行为经过人们不断的重复而变成为制度化的东西，并由此生成出获得分享的规则来，这种得到分享的规则反过来为人们采取未来行为提供了有意义的环境和基础。因此，奥纳夫对规则的理解是以言语行动理论作为基础的，“言语行动理论的明确主张是，语言既是再现性的，也是实施性的。人们使用语言代表行动，他们还使用语言实施行动”。因此，在批判建构主义看来，语言不仅描述和再现“现实”，而且建构着“现实”，或者说，语言创造着世界。
　　人们主要是通过语言去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关系同样如此。国际关系或者被书写、或者被口头表述出来，语言是符号系统，它对国际关系事件进行记录，当人们通过文字把国际关系事件表述出来时，这些文字不仅将这些事件作为“知识”固定下来，而且这些文字本身成为国际关系事件的一部分。在批判的建构主义看来，一个行为体往往不一定是对直接的“事实”做出反应，而是对另一个行为体所发出的语言含义进行理解并做出反应，比如发动战争的理由。战争决策者总是利用一系列话语建构起这类理由：敌对国说什么？由谁说？用什么方式说？等等。战争往往不是因为实质的威胁而发生，而是因为从语言中感觉到威胁而发生。或者说，威胁往往来自于语言的建构。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温和的建构主义更像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社会理论，倾向于从社会学转向来研究国家关系；而批判的建构主义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索国际体系的形成，因而更具有哲学上的意味。
　　建构主义尤其是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现在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之一。有学者认为，建构主义在认知国际政治现状方面有较好的解释力，但是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足，难以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确实，根据大卫•辛格的观点，外交主要是从国家层次方面理解世界，与体系理论的视角不同，而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是一种体系理论，解释的是国际体系中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其因变量是不同国际体系的性质。所以，两者研究的对象有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区别。但是，同样是体系理论，当代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安全政策在很大一部分上往往尊奉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本文认为部分原因在于，理性主义强调的是主体性，比如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福利，这些都能够从单个国家的视角进行考察。而建构主义把利益，权力等等核心概念看作是主体间产物，是理念化的产物，使得这些概念在现实国际政治生活中变得难以量化难以操作，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有可能因为泛利益化而难以认知。但是，随着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每个国家的利益，安全，福利的实现都不再是本国能够独力完成的，于是，人们对这些概念――利益，安全，福利的认知也超出单个国家的边界而具有主体间性的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身份的固定性被破除而呈现出多重性，在某个领域互为对手的两个国家，在其他领域也可以是朋友，这样就可以部分解释美日贸易战不断而政治军事紧密联合以及中美之间“政冷经热”的现象。所以，在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固定的情况下，理性主义可以很好解释和指导国家外交政策的选择，一旦国家身份和利益发生改变，那么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够对外交政策的指向起到很大作用。

（05年天涯的老帖子，作者：曾经叫魔岩）

周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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