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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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云真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呈现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特点与学术传统。如同国际关系学科一样，美国学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英国学派则处于半边缘状态。笔者首先分别界定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然后从知识传统、方法论、议题设置等维度诠释二者间存在的差异，进而从历史背景、学术传统以及学术训练等方面解释英美学派间的差异，并且考察英美学派间目前的交流状态及其对话的必要。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由方法论所确定的，而是由共同的研究主题以及核心概念所界定，因而英美学派有必要进行切实的对话以构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科。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美国学派； 英国学派

一 引言

在政治科学中，社会世界的历史变革以及学科内外理论发展的趋势促成了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初期，国际经济关系的动荡促使政治科学家关注经济学家所忽视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关系中的权力政治、不对称、国际经济制度等。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分支，本杰明•科恩( Benjam in Cohen)认为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于1970年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标志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1]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学者始终坚持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国际事务。然而从学术组织上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追溯到1971年苏珊•斯特兰奇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the Royal Institute o f International A ffairs)所设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小组(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roup)，《国际组织》恰巧在此时推出了以”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为主题的专刊。自此伊始，国际政治经济学沿着不同学者所开拓的学术道路向前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的学术画面与风格迥异的学术传统，如法国学者更强调调节的问题，德国学者则关注各种制度，其他地区学者却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种因素。[2] 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大程度上被各自分立的学派与传统所主导着，如美国学派或《国际组织》学派、英国学派( the British School)、新葛兰西主义(或称之为意大利学派)、理性选择学派、阿姆斯特丹学派等。

尽管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早就探讨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学术传统，[3] 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在21世纪才开始讨论此领域中英美不同学术传统的差异。美国学者克雷格•墨菲( Craig N. Murphy)等在1991年就探讨了超越正统的新国际政治经济学(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理论基础，但是在2001年才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学派与英国学派的问题； [4] 阿曼达•迪金斯( Amanda Dickins)在2006年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国学者的理性主义类型与英国、加拿大等国学者的批判分析类型。[5]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本杰明•科恩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差异为”跨大西洋分歧”，并于2008年出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项知识史》一书。[6] 大西洋两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由此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与争论。这既源于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研究路径与方法及其议程的不同理解与认知以及学术对话的需要，更是受到当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不仅探讨英美学派在方法论、本体论等层面的差异，更试图揭示出多元的理论视角、知识生产与政治实践和行动战略的相关性，以解释与理解现实社会世界背景下全球政治经济的起源、变迁、趋势以及变革方式等实践问题。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王正毅较系统地总结了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向问题； 吉宓在2007年首先探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国学派与斯特兰奇的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于2009年先后发表了三篇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史的论文，更多地反映了本文所探讨的美国学派的发展。[7] 由于美国处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等级状态的顶端，英国处于半边缘状态，法国、德国等处于更次之的地位，[8]因而本文主要探讨具有地理学术特征的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为了更好地反映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的概貌，笔者意在探讨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地理与学术界定、差异及解释二者交流的必要性，进而为当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及中国国际行为的政治经济分析提供些许思考与启示。

二 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界定

英国学派遵循着实用主义与古典道德哲学的传统，超越了主流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也与其他学科相联系而涉及一系列伦理或规范问题。英国学派倾向于坚持批判的立场，美国学派却以一系列的概念与元理论的不断争论—— 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间的辩论—— 为特征。

(一)英国学派

英国学派以创刊于1994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与1996 年的《新政治经济学》为学术组织基础。《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以及《新政治经济学》分别在2003年、2005年创刊十周年，标志着英国学派的发展与成熟。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被视为英国学派的”守护神”，其研究路径与方法深刻地影响着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英国学派并不完全限于英国学者，也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学者。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 Robert Cox )、斯蒂芬•吉尔( Stephen Gill)、戴维•劳( David Law )等也属于英国学派知识传统的开拓者。

英国学派相对比较松散，学派内部的一致性以及独特性发展缓慢，因为斯特兰奇与考克斯都不寻求创建一个学派或被当做学派的知识领袖。斯特兰奇尤其怀疑大理论，并不寻求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完美理论而是确立思考问题的方式或框架。[9] 英国诺丁汉大学安德鲁斯•比勒( Andreas Bieler)与亚当•莫顿( Adam David Morton)等学者深受考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影响； 纽卡斯尔大学巴里•吉尔斯( Barry Gills)、伯明翰大学罗恩•帕兰(Ronen Palan)等学者则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二)美国学派

美国学派主要以《国际组织》为学术制度平台。创刊于1951年的《国际组织》曾经特别关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非洲地区等问题，到1976年时，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主要议题。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等少数主流经济学家曾经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政治科学家很快掌控了美国学派的研究议程，如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及其同事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以及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D. Krasner)等。经济学的认识论仍然主导着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学者们在方法论上逐渐模仿经济学的研究技巧而被称为”步履蹒跚的经济主义( creeping economism ) “。[10] 美国学派很快就从1985 年前的多元主义转变成1990年之后的定量- 自由主义( quantitative- liberalism )。[11] 美国学派被理性选择方法与自由主义取向所主导，当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日益成为其核心。

择方法与自由主义取向所主导，当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日益成为其核心。对于科恩等所界定的美国学派，兰德尔•杰曼( Randall D. Germain)认为这更像是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 l) ，[12]因为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是丰富多样的，特别是有些学者近来注重建构主义在政治经济分析中的作用。[13]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自由主义式的定量的理性主义方法。由于权力与权威相结合所导致的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领域的等级状态以及高度集中化，哈佛学派极大地影响了学科的自我描述以及发展轨迹。

总之，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并不是以严格的地理意义为界限的，而是一个广泛的学术概念。”这种区分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中两个分离的支流间的差异—— 其学术支持者恰好分别位于大西洋的两岸。”[14]许多英国学派学者并不是英国人或居住在英国，甚至有些美国学者更接近于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与议程。威廉•鲁宾逊(William Robinson)、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马克•鲁珀特(Mark Rupert)等美国学者接近于考克斯的学术传统，经常在英国举办的《新左派评论》 ( New Left Review )、《资本与阶级》 ( Capital •Class)、《历史唯物主义》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5] 有些英国或其他地区的学者也乐于采用美国式的学术风格，正如部分美国学者的知识偏好更接近于英国式的学术传统。不少美国学术杂志也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如《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科学与社会》 ( Science and Society)、《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 ( Rethinking Marxism )等。但是这并不掩盖两个学派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深刻差异，正是这些不同的学术特点界定了英美学派间的差别。

三 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

随着制度化学术网络的形成，具有自身学术领域与传统的独特的学术共同体也逐渐成型。英美学派在术语、概念与方法论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美国学派很大程度上在自由主义的单一理论视角、理性主义的单一本体论立场以及定性分析的单一方法上达成共识； 英国学派却表现出多种理论视角、历史和社会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及规范的批判立场。对于美国学派而言，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解释，揭示出因果关系； 而英国学派的主要目的是判断，揭示出不平等的现象。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英美学派间的差异，并且简要论述其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的一些共同特征。

(一)知识传统

大多数美国学派学者认为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即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理性选择的结合。他们认为经济学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认识论、方法论、理论和规范的模型，这些学者的任务就是把经济学家有关国际经济学的结论看成是给定的，只是增加些政治内容。美国学派并没有先探讨如何选择假设或模型的问题，而是认为这些都是给定的。他们运用经济学的工具研究政治，在同样的世界观下进行研究，侧重把经济分析运用到政治科学、国际关系、法律与社会学等领域而被批评者视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6] 尽管有些美国学派的学者关注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综合运用，但是美国学派很大程度上还是根植于某种类型的新古典经济学。那么方法论代替了理论，这种关切导致了许多掩盖了我们时代主要结构变化的盲点。

英国学派深刻地根源于那些历史社会学以及制度传统，寻求超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限制而探索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英国学派的历史与哲学取向促使他们注重探寻其知识传统，其知识谱系可以追溯到18 世纪，包括亚当•斯密( 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拉美的依附论、以第三世界为取向的世界体系论等多种流派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主导的学术传统等知识传统。英国学派经常借助于或运用社会学家、女性主义学者以及批判理论家的学术创见。[17] 作为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学派，其学术传统至少是由三种视角所构成的：一是马克思主义； 二是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波拉尼以及后凯恩斯主义传统； 三是后结构主义。[18]

(二)本体论

在本体论上，美国学派仍然坚持国家中心主义的理念，优先关注国家及国家间的互动。他们侧重把国家视为单一的理性行为体，以考察国家的对外行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致使其研究的核心对象局限于国家行为与体系治理的问题上。[19] 尽管基欧汉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侧重跨国关系的研究，但是随后他们接受了现实主义单一理性国家的假定，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相对地退出了其研究议程。虽然罗伯特•吉尔平也意识到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却仍然坚持其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观念，但是海伦•米尔纳(Helen V. Milner)等学者最近重新分析了世界政治中非国家行为体的问题。[20] 此外，美国学派在本体论上也是理性主义的，而很少涉及观念、认知或社会制度在改变国际政治经济中市场、经济政策或结果中的作用。尽管约翰•鲁杰( John G. Ruggie)等人早在20多年前就表达了对理性主义的不同看法，却并没有形成一个批判性的传统。[21]

英国学派仅仅视国家为众多行为体中的一个，考克斯更是将基本的本体论界定为世界秩序而不是国家关系。考克斯把国家- 社会的联合体( state- society complex)置于分析的中心地位，而不同于美国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22] 斯蒂芬•吉尔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侧重探讨经济变迁与结构影响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的方式等问题。[23] 由于缺乏共同的理论基础或达成共识的”本体论”，英国学派表现出更多的实用性、描述性和观察性。

(三)方法论

随着集体选择理论( collective choice theory)、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的出现，美国学派逐渐把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用在研究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国际合作、国际组织等领域。他们运用理性选择方法来假定国家为单一的理性行为体，以此来论证国家的利益、偏好与制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或全球变迁的影响。美国学派侧重运用形式模型( formal models)以及强有力的定量工具来解释国家间竞争的复杂性以及国际合作的动机。在美国学派中，科学方法被给予优先的地位—— 或许可以称之为纯科学或硬科学模式( pure or hard science model)。[24]演绎的逻辑及简约的推理被用来寻求普世的真理，形式模型的方法论被用来检验假设以推动知识的积累。美国学派推崇数学模型及经济主义的方法，其理论建构是建立在理论必须被真实事件所检验的信念基础之上的。美国学派认为最好通过以客观观察和系统验证的方式获得知识积累，而在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两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对此，斯蒂芬•克拉斯纳曾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科学的标准方法论之中，这仅仅意味着先提出假设而后以外部证据来检验之。[25]

美国学派表现出对行为进行模式化的强烈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而很少怀疑学者所选定的方法论； 他们或明或暗地利用主流经济学思想与方法。[26]美国学派很少运用定性研究、历史过程的追踪或话语分析。美国式的学术风格回避历史或社会的宏大视角，假定国际结构的特点是给定的且不变的，因而美国学派很大程度上有意识地局限于理性的经验考察。尽管美国学派学者从理论范式的争论转向具体议题的问题导向性研究，”却使得学者们更加关注对既有理论的检验以及热衷于寻找那些能够使用复杂方法的问题”。[27]

英国学派并不偏好形式模型的方法论，而是注重诠释、哲学、整体主义等研究方法，强调认识论的历史基础而具有强烈的历史特性。他们更多地关注历史，意识到观念与历史的时代变革间的相关性，寻求理解国家变革与资本主义体系变迁间的联系。英国学派学者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许是充满着矛盾、无意识的结果以及无法预期的体系动态变化。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学派也与绝对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实际上能够成为其批判视角的基础，因为科学实在观( the realist view of science)是暗含在马克思主义之中的。

(四)议题设置

美国学派学者很少关注当今时代的宏大问题，特别关注霸权在稳定国际经济以及创设统治制度的框架中的作用。吉尔平、基欧汉等学者开始思考美国霸权衰落后国际体系的变迁及国际经济合作等。[28] 美国学派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联系(包括其所理解的全球化问题) ； 持国家中心主义的美国学者更关注公共政策的原因和结果，特别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及其与美国安全政策间的关系。美国学派体现了自由主义的视角，几乎不讨论地缘政治权力或社会认同在塑造经济结果中的作用。从《国际组织》杂志来看，美国学派经历了从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合作性博弈、双层博弈以及国际规范的转变。

英国学派并不热衷于科学方法，而是更多地关注具体的研究议题或日程。”我们大多数对美国经济治国之术以及美国权力衰退的后果不太感兴趣。我们更关心那些被卷入全球政治经济而没有权力和被忽视的人们。”[29] 英国学派更具包容性而倾向于涉及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问题和正义关切。他们不仅注重全球化以及区域一体化，也关注变化的生产结构、劳动与资本间的关系、权力与知识的问题、性别、环境、国际金融、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各种公民社会运动和政治交流的全球网络等。[30] 英国学派更关注全球化的不平等发展及其消极革命、抵抗等潜在的变革方式、性别、阶级、种族以及环境问题的争议性政治(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等所有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31]

美国学派更重视国际关系研究方式的一系列争论，如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之间的辩论，认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标志着最具前途的分析取向。这些宏大理论不便于还原到经验或理论分析之中，因而系统的理论和经验框架仅能处于附属的地位。[32] “有些理论方法开始于能动性、国家或体系本质的一般化的公式，而在本质上是非经验性的，如理性选择理论或古典现实主义。很明显的是，这些理论方法是建立在理论假设而不是观察的基础之上。”[33] 相反，英国学派并不起始于一般性假设，而是观察。即使在体系转变、体系治理等宏观问题上，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都呈现出对体系转变的不同话语解释，而分别建构了它们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宏大问题的独特方法和视角。美国学派学者更多地从国际制度的角度探索，英国学派学者则从国家等一系列更广泛的权威行为体方面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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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规范与批判立场

任何理论与方法都具有规训性与知识性的特点。美国学派遵循所谓的科学规范，倡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结合，呈现出所谓的方法论的活力及其复杂性，却未能有效地捕捉到当今时代的批判性发展。美国学派的” 规范科学”根源于自由主义范式、统计技巧以及数学模型。美国学派却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在政治上缺乏必要的批判性。英国学派并不接受正统的社会科学规范，他们寻求揭示出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与变化的方式，批判美国学派所表现出的新自由主义色彩。[34] 英国学派认为政治是理解全球政治变革的关键所在，因具有批判性、规范性的特点而常被称为批判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35]

英国学派批评或质疑美国自私的国际领导，特别是其超级自由主义的观念。其批判性驱使他们探索和挑战国际经济结构，更关注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36] 对于当下的金融危机，英国学派认为全球化是不健康的，因为不受管制的金融部门主导着全球化的变化。英国学派经常把金融问题视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隐喻，其对金融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全球化的批评。然而美国学派视金融为次要的活动领域而没有提出应有的质疑。

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都强调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整合，以发展全球政治经济学或新(国际)政治经济学，[37] 然而整合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共同的分析框架以及相似的技巧方法促使美国学派整合其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学派。[38] 与此相反，英国学派倾向于借鉴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利用其在政治思想、社会理论及历史分析上的优势。[39] 英美学派都呈现出对国际层次上的经济与政治活动间复杂联系的探讨，着重于弥合经济学与政治学科间的分离状态。他们都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跨学科性，特别是国际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英国学派学者倾向于遵循斯特兰奇和考克斯的研究路径，并不寻求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附属之下

四 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间差异的解释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传统与历史背景影响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消费，英美学派的差异很大程度也是由其不同的学术传统与历史背景所造成的。当然不同的理论取向、学术训练以及审稿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研究者方法论的运用与议题的选择。国际政治经济学科、英国学派以及美国学派都是由作为行为体的学者们的能动行为所造就的，特别是历史的偶然性与人类能动性起着关键性作用。

(一)学术传统

在不同的知识文化之中，每个学派的学者建构了其内部交流的共同语言，已经习惯于按照其自身的方式塑造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场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者视数理形式主义为体系理论建构的有用工具； 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多地根源于社会学、哲学、宗教与法律。20世纪6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革命完全确立了资料收集与分析的中心地位，此种取向在20 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在《国际组织》杂志上。美国学派严重地依赖主流经济学的观念、方法和概念，接受主流政治科学与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的行为主义传统。卡赞斯坦曾经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严重地依赖于经济学，但是却习惯性地忘却了经济学中的不同派别。在批评者看来，正统的经济学不仅是理论或方法，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已成为一种有关市场的意识形态。这导致具体的研究计划只关注一系列狭隘的问题，甚至仅是《国际组织》所关注的诸多有限的问题。英国学派却利用构成政治经济学中异端的许多传统，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传统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传统。英国学派并不对各种行为体及其偏好与行为模式感兴趣，而是更关注结构的历史变迁。不同的理论取向是重要的，却并不是方法上不同的唯一根源。二者的差异不仅是地理与学科有关，更多的是反映了社会科学中关于正统与异端、理性主义与” 大陆传统”的持久争论。

(二)社会历史背景

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社会与历史背景的不同，美国学派对国际机制与霸权稳定论的偏好源于其自然生活环境的霸权特征。从深层次上而言，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差异与争论是一项政治行为而不仅仅是一项学术讨论。”美国是全球经济中的新兴主导者，英国却似乎是个筋疲力尽的国家而处于漫长的、痛苦的衰落之中。”[40] 因而美国学者把新兴的全球秩序视为自然的甚至是合意的，英国学者却对现状持有更多偏见而更倾向于探索可供选择的多种视角。英国学派学者努力揭示出霸权的内在运作方式及其不良影响，即美国的国际性霸权以及理性选择的知识霸权。美国学派寻求解决挑战现有体系的办法； 英国学派却意在改善现有体系，以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41] 英国学派明确表示它们将为那些被排除在全球经济决策之外超级自由主义为规训性的自由主义( discplinary neoliberalism )。[42]

(三)学术训练

美国学派的学术特征不可避免地与研究生培养过程以及职业社会化的变迁相关，[43] 他们在学术训练中很少涉及历史制度主义。政治科学家或社会学家所强调的观念、规范、文化没有被传授给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视角曾经被视为研究和教学的关键所在，但是最近逐渐受到美国学者的忽视。斯特兰奇与考克斯都没有接受政治科学的训练，也没有攻读博士学位，却奠定了英国学派的知识基础与学术传统。英国学派的学者则更多地接受历史、社会学等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熏陶。

此外，自1975年基欧汉担任主编以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对《国际组织》编辑事务影响也很大，如约翰•鲁杰、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等。1992~ 1996年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奥德尔( John Odell)也曾担任主编，20世纪90 年代后期一些欧洲学者及建构主义学者进入编委会，甚至担任主编。[44]尽管如此，作为代表美国学派的《国际组织》杂志的编辑大都是在1972~ 2006年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都是受到学术训练的学者(除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四年之外)。[45] 这些编辑的审稿偏好极大地影响且约束着投稿者的学术偏好，美国学派多元主义的逐渐丧失正源于此。[46]

如科恩所指出的，更多的具体因素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跨大西洋分歧，即英国大学中经常出现的潜在的反美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左派学说更加宽松的态度、相对较少的经济研究的形式方法等。潜在的反美主义促使英国学者致力于反对美国的思想趋势； 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加强了英国学派对市场及其后果的批判立场； 经济研究方法降低了遵从方法论上形式模型的压力。[47]

五 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对话与整合

批评与争论推动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变迁，但是大西洋两岸的学者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辩论和对话。《国际组织》在1979年曾经发表过英国学派代表学者考克斯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分析； 《国际研究季刊》杂志也曾于1989年发表过英国学派学者的论文，但遗憾的是此种情况在随后并未再出现过。[48] 克雷格•墨菲等学者提出了超越国际政治经济学正统观念的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与讨论； 斯特兰奇也曾经专门撰写论文提示美国学派的重要代表克拉斯纳应该关注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49]尽管基欧汉等学者提到了斯特兰奇与考克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发展中的作用，却没有广泛引用这两位英国学者来呈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学科状况；理查德•斯塔布斯( Richard Stubbs)等所建议的读物均仅涉及英国学派的学者。[50] 仅有康奈尔大学的卡赞斯坦是基欧汉与斯塔布斯都涉猎的学者，可见英美学派间的交流很少。美国学派学者并不特别赞赏英国学派的学术研究，而视其为长于论述却弱于经验论证。尽管英国学派学者近来更多地接受了《国际组织》、《世界政治》、《国际研究季刊》等杂志的学术风格，但这毕竟还是少数。

罗恩•帕兰怀疑英美学派间对话的可能性，因为对话并不能撼动经济学者与政策决策者对正统经济学的崇信，也难以改变美国学派对理论取向和方法论的强烈偏好。[51]实际上，每个学派均有其优缺点，都无力宣称其为综合性的洞见或排他性的真理。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补充的，有许多值得相互学习的地方。美国学派应该多学习英国学派的多学科性，而英国学派应该尝试着把一致性与复现性( uniformity and reproducibility)运用到理论分析之中。在迅速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与学习者需要学习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知识，以全面地认识与理解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发展趋势以及思索变革的方式和途径。不同视角与学派的辩论经常是知识增长与发展的来源，关键是学者们的交流与接触、期刊编辑在方法论上的包容性、研究生培养中学术训练的开放性、折中主义方法( the electic approach)的运用等。

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等学者指出，学者们需要更好地思考因果关系所暗含的观念以及方法论工具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构建社会科学知识，也有助于弥合科恩所指出的经验与规范间的差距。因此，有必要把建构主义的本体论与定量的方法论、理性选择的本体论与定性方法结合起来，进而改进美国学派的某些缺陷，也为英国学派提供些许启示。[52] 在此基础上，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进行更多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多元主义研究，同时诉诸社会研究目的的实用主义传统。

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必须相互做出努力，以理解对方所提供的理论、方法与观念。最近的发展表明相互理解的精神至少变得更加乐于被接受： 被迫面对规范问题的美国学派学者应该更关注批判性方法； 同时，英国学派学者应该乐于利用理性主义的分析工具，而不必担心在此过程中丧失自己的学派认同。[53] 美国学派学者逐渐关注全球治理问题，却不得不探索并不熟悉的规范领域，[54] 特别是基欧汉与米尔纳等意识到规范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经验性与规范性间的复杂关系。他们仍然在治理的经验工具性问题上深入发展，未能很好地适应并且解决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或目的等规范性问题。

六 结论

尽管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并非完全是地理层面上的概念范畴，却展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由于学术传统、历史背景及学术训练等方面的约束，英美两个学派呈现出了不同的学术特征与研究传统。美国学派强调因果性的实证主义，英国学派却是后实证主义的或规范与实证主义混合的立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由特定的方法论所界定的，而是由其研究的主题与核心概念所界定，那么英美学派应该共同探索某些(元)理论问题及经验研究。

对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55] 而言，中国学者不能够完全将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复制到中国，并且确立其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与学术训练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研究者既应该批判地接受美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范式，避免完全陷于美国学派的论证方法与思维逻辑之中，同时也要包容性地吸收英国学派的批判方法与规范视角，审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等宏观问题的历史变革。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学者有责任让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这两种学派的学术训练，兼容并蓄地吸纳其有利于理解与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法与概念。

首先，坚持以问题为研究导向的理论分析是关键所在。我们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视角和方法持开放与包容的心态，特别是加强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合，关注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传统。笔者并不否认理性选择对政治经济分析的有效性，而是建议学者们要更多地借助于历史与社会学等学术知识。研究者不应该仅仅将国际政治经济学视为国际关系学的一部分，而更应是广泛的社会科学与知识的一部分。中国学者不仅要关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运用，而且要以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如中外铁矿石谈判僵局、中美轮胎贸易摩擦等议题。

其次，中国学者不仅要关注国家层面上的对外经济政策、治国之术及国家战略等，也要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对中国跨国公司与国内公司、各社会阶层、个体投资者以及政治运作方面的影响。作为后发展型国家，中国既应借助于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自身的国家发展和战略调整，同时因国家的国际化与社会的跨国化也越来越受到全球流动性资本权力的制约。因而中国学者需要批判地分析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性质以及变革的方式，更要关注全球化对中国本土企业、消费者、农民阶层、政府的影响与挑战，以思考所应采取的战略与行动，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中低层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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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Susan Strange， “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 o.l 46， No. 2， 1970， pp. 304 - 315.

[2] Benjamin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N J： 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2008， p. 4.

[3] K. J. Holsti The Dividing Disciplin e： Hegemon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Boston， Londonand Sydney： Allen and Unwin In c. ， 1985； Steve Smith， ed. ， In ternational Relation s： 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 Oxford： Blackwel，l 1985； [丹麦]奥利• 维弗尔： 《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学： 美国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载[美]彼得• 卡赞斯坦等主编， 秦亚青等译：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第54 - 94 页； 白云真： 《试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展》，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年第8 期， 第26 - 34页； 白云真： 《论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进展》，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 年第3期， 第26 - 34 页， 等等。

[4]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 c. ， 1991， pp. 9- 76； Craig N. Murphy and Douglas R. Nelson， “ Internat 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 Vol 3， N o. 3， 2001， pp.393 - 412.

[5] Amanda Dickins， “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3，2006， pp. 479- 492.

[6] Benjamin Cohen， “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 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2， 2007， pp. 197- 219.

[7] 相关论文参见王正毅： 《超越”吉尔平式”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载《国际政治研究》， 2006 年第2 期， 第22- 39页； 吉宓：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年第2 期， 第67- 73页； 王正毅：《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 年第2期， 第6 - 12 页； [美]戴维• 莱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 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年第8 期， 第45- 59 页； 李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年第10 期， 第68- 80页。

[8] 亚、美、欧等地区和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状况参见Mark Blyth， ed. ，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a s a Global Conversation， London： Rout ledge， 2009。《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示了此最新著作， 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9] Roger Tooze and Christopher May， Authority and Markets： Susan Stranges Writing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15.

[10] Benjamin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 13.

[11] 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J. Tierney， “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PE，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 o.l 16， No. 1， 2009， pp. 6- 33.

[12] David Long， “ The Harvard School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A Case for Closure， “ Millennium， Vol24， No. 3， 1995， pp. 489 - 505.

[13] Salvatore Pittruzzello， “ Trade Global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tection： Ninteenth –Century British Laissez- Faire and Post- World War II U. S. - Embedded Liberalis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58， No. 4， 2004， pp. 705- 744； Wesley W. Widmaier，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 Impossible Trinity， ：The Intersubjective Bases of Monetary Cooperation，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 o.l 48， No. 2， 2004， p. 449.
[14] Benjamin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 5.

[15] Randall D. Germain， “ The Ameircan School of IPE? A Dissenting View，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 o.l 16， No. 1， 2009， p. 104.

[16] Robert Wade， “ Beware What You Wish for：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Transform at ion of Economics，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 o. 1， 2009， p. 106.

[17] Ash Amin and Ronen Palan， “ Towards a Non - rational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8， No. 41， 2001， pp. 559 - 577.

[18] Jason P. Abbott and Owen Worth， eds. ， Critical Perpective 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pp. 1- 6.

[19] 对于政府行为与体系管理的基本研究议程的论述， 参见Benjamin J. Cohen，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 44， No. 2， 1990， pp. 261 - 281。

[20] [美]罗伯特• 吉尔平著， 杨宇光等译： 《全球政治经济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54 - 94页， 第13 - 22 页；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eds. ，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H elen V. Milner and Andrew Moravcsik， eds. ， Power， Interdependence，and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 John Gerard Ruggie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on an Art of the State，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 40， No. 4， 1986， pp. 753 – 755.

[22] [加拿大]罗伯特• 考克斯著， 林华译：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加拿大]罗伯特• 考克斯： 《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 载[美]罗伯特• 基欧汉主编， 郭树勇译：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87- 231页。

[23] Stephen G ill and D avid Law，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Problem， Policies， New York， London and Toronto： Harvester and Wheatsheaf， 1988.

[24] Benjamin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p. 3- 4.

[25] Stephen D. Krasner， “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e， eds. ，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 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8- 127.

[26] 美国学派的学者已开始注意讨论规范问题( normative questions) ， 意识到经验性与规范性间的复杂关系，这促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批判方法， 参见Helen Milner， “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Normative and Positive Perspectives， “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 o.l 3， No. 4， 2005， pp 833- 854。在罗伯特• 基欧汉与查尔斯• 贝茨( Charles Be itz)的合作下， 米尔纳于2006 年邀请了经验主义学者以及政治哲学家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所组织的”全球治理的规范与经验评价”的跨学科研究小组。

[27] 李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 年第10期， 第80 页。

[28]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rn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bert Gilpin， “ 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9， No. ，l 1975， pp 37- 60.

[29]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 6.

[30] 代表作可参见Stephen Gill and J. H. Mittelman， eds. ，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ephen Gill ed. ，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Gordonsville：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31] Craig N. Murphy and Douglas R. Nelson，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 o. 3， 2001， p. 397.

[32] 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研究议题也因时而变， 特别是美国学派呈现出明显的议题化趋势， 参见李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年第10 期， 第71- 73页。

[33] RonenPalan， “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 IPE in Light of the Crisis of 2007 /8， “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3， 2009， p. 391.

[34] 对于英国学派很少接受正统的社会科学规范的原因分析， 参见Craig N. Murphy and Douglas R. Nels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 p. 404。

[35] Jason P. Abbott and Owen Worth， eds. ， Critical Perspective 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ingstok 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36]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可参见[英]苏珊• 斯特兰奇著， 李红梅译： 《赌场资本主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Susan Strange， Mad Money， Manchester： Manch 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W. I. Robinson，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isty Press， 2004。

[37] 罗伯特• 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 2003年版； Ronen Palan， ed. ，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Nicola Philips， ed. ，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Richard Stubbs and Geoffrey Underhil eds. ，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Ox 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8] Helen Milner， “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among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759- 786； [美]罗伯特• 基欧汉、海伦• 米尔纳主编， 姜鹏、董素华译： 《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9] Geoffrey Underhill “ State， Market，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enealogy of an ( In ter - ? ) Discipline，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 2000， pp. 805 - 824.

[40] Benjamin Cohen， “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 p. 212.
[41] Benjamin Cohen， “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 erent? “ pp. 199 -200.

[42] Stephen Gill “ Globalisation， Market Civilisation， and Disciplianry Neoliberalism， “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3， 1995， pp. 399- 423.

[43] Kathleen R. McNamara， “ Of Intellectual Monocultures and the Study of IPE， “ Review of In terna tional Political E conom y， Vol 16， No. 1， 2009， p. 104.

[44]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在审稿中对在哈佛大学接受学术训练的编辑在《国际组织》的掌舵行为表示质疑， 而提出了此观点。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45] 对此， 加拿大学者兰德尔• 杰曼表示出了两种担忧： 其一， 在哈佛大学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大多数研究霸权稳定论及国际机制， 却很少产生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其二， 他们倾向于涉足美国政府的政策， 这致使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对外经济政策， 特别是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参见Randall D. Germain， “ The Ameircan School of IPE? A Dissenting View，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95- 105。

[46] Nicola Phillips， “ The Slow Death of Pluralism，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1， 2009， pp. 85- 94. 美国学者对这两点解释做出回应与质疑， 参见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 “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62 - 63。

[47] Benjamin Cohen， “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 p. 213.

[48] Robert Cox， “ Ideologie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Reflections on Some Recent Literature， “ Interna 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3， N o. 2， 1979， pp. 257 - 302； Steph en Gill and David Law， “ Global Hegemony and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Capital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4， 1989， pp. 475 -499.

[49]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 Getting beyond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IPE Orthodoxy， “ in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Lynne Rienner，1991， pp. 11- 31； Susan Strange， “Wake Up， Krasner” The World Has Changed，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2， 1994， pp. 209- 220.

[50] 对此分别参见[美]彼得• 卡赞斯坦等： 《 < 国际组织> 杂志与世界政治研究》， 载[美]彼得• 卡赞斯坦等主编， 秦亚青等译：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第3 - 47页； Richard Stubbsand Geoffrey D. Underhil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Ontario： Oxford Univeristy Press，2000。

[51] Ronen Palan， “ The Proof o 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 IPE in Light of the Crisis of 200 7 /8， “ p.392.

[52] 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 “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pp. 58 - 71.

[53] Am anda D ick in s， “ The E volut ion of In tern at ion al Polit ical Econom y， “ In ternationa l Affa irs， Vol 82， No. 3，2006， p. 482.

[54] Helen Milner， “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s： Normative and Positive Perspectives， “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4， 2005， pp. 833- 854.

[55] 有关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状况分析， 参见王正毅： 《超越”吉尔平式”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载《国际政治研究》， 2006 年第2期， 第22-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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