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中国外交要敢于“示弱”

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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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长和   

    在2020年前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还缺少成为世界性领导国家的国内国际条件。目前最重要的是办好国内事情，提高执政能力（外交能力），积累经验。中国国内诸多问题的治理经验在世界得以推广，无疑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极大贡献。
    2008年是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极不平凡的一年，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危机进而波及世界，各国未能幸免。危机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殃及实体经济，一旦危机推波助澜到第三阶段即社会领域，世界政治经济究竟走向何方让人忧虑。
    这次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可能带来三种影响：（1）主要大国以大局为重，共同合作，勉强渡过此次经济难关，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显著变化；（2）合作不力，危机扩大到社会领域，大国国内政治联盟出现重组，各自执行以邻为壑对外政策，既有国际制度全面失败，世界政治重回原始无政府状态；（3）世界政治在剧烈冲突中脱胎换骨，“强治理”理念占上风，国际制度进行革命性改造，构建世界政府的呼声再起。
    但是，有五个至今仍然有效的维持战后以来国际体系稳定的因素，可以保证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以免前车之祸：（1）政府规模普遍扩张，政府有正当的权力和能力干预经济；（2）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理念的盛行减少了社会冲突；（3）国际制度在不断调整与完善，约束国家行为的他律机制在增加；（4）不同国内制度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是可能的，彼此在意识形态上互相宽容；（5）核武器。
    在第二、三种结果不大可能出现的前提下，当前的乱象对中国来说就是机会。
    我们需要警惕国内两种思潮，一是因为危机挫伤国内经济而出现的反国际化的民族主义；二是由于中国相对实力上升而出现的浪漫民族主义。前者会怀疑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带来的成果，否定与国际体系交往；后者是对近年来中国实力上升产生的自满自大，外交上主张“示强”而非“示弱”，使中国在国际战略上犯冒进主义错误。
    在2020年前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还缺少成为世界性领导国家的国内国际条件。
    就国内来说，（1）政府与社会的内向性功能不足以使中国胜任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角色；（2）中国暂时还不可能为和谐世界建立提供所必备的制度性资源；（3）中国现有的财政资源不能保证或者维持中国持续的领导地位；（4）中国还没有储备充足的应付世界性问题的人力和知识资源；（5）中国的精英和中产阶层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所需要的国际化、多元性的包容文化。
    国际政治经济现状也没有做好接纳中国成为世界性领导国家的准备。世界政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联盟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其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仍然存有疑心；另外，任何单个大国都不足以填补美国急剧衰落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维持美国的缓慢衰落比加速美国的衰落对世界和中国更为有利。
    在国内国际限制条件下，实行“当头”外交对中国来说就是不可取的。韬光养晦，“示弱”而非“示强”，外交上争取更长久的和平国际环境，集中精力办理好国内事情，在财政许可的前提下适度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将仍是中国大战略的要义所在。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十大经验之一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结合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促进国家进步与成长。在2020年前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的战略机会来自于对外开放。经过自1980年代以来“向右转”的进程后，此次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会使世界政治和大部分国家国内政治短期出现“向左转”的可能。中国必须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强化开放立国的理念。
    中国应致力于和其他大国合力维持国际体系稳定，避免世界政治踏回原始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危及国内改革。在维护体系稳定中，做好国际制度的增量改革，抓住国际制度改革机会，稳步提升在国际组织中投票权重，通过国际制度保护、促进中国海外利益。
    最重要的是办好国内事情，提高执政能力（外交能力），积累经验。中国国内诸多问题的治理经验（例如扶贫、粮食问题解决、基层民主、社会综合治理、经济增长等），可以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新兴国家提供参考，这些成功经验在世界得以推广，无疑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极大贡献。

正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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