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问题缺失”——兼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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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巍
文章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9期

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些全面而系统的阶段性总结，通常能够帮助我们梳理学术演进的知识谱系，找过去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并厘清未来前进的方向，从而对推动学术发展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王逸舟主编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一书（以下简称《研究》）对中国过去十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线索、脉络和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总结，对中外学者深人了解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演进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一书所展现的中国同际关系研究的成就固然振奋人心，但是该书所体现的很多问题更加发人深省。仔细盘点中国过去十年所存在的问题恐怕比总结成就更具有建设性。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创造和发展能够用于解释社会现实的理论，理论就犹如一个简化的“路线图”，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纷繁的世界。所以，有没有理论、有没有好的理论、有多少好的理论，是衡量一个学科在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纵观《研究》一书，我们会发现过去十年几乎所有的“理论进步”都只是“理论引进的进步”，缺乏自己独立的理论创造。如果以一种相对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中国过去十年的国际关系研究，它只是正式学术研究的准备阶段。以《研究》为线索，回顾过去十年的研究状况，就会发现我们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它们彼此联系，直接造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缺乏理论创造。

第一，缺乏研究问题。理论的创立源于对问题的发现，特别是对反常问题的发现。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开始。目前，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大行其道的仍是描述性思维传统，这种描述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西方理论的描述，另一种是对经验事实的描述。曲于不是以具体的问题为研究的导向，从而带来了无论是在理论介绍还是经验陈述方面，低水平重复性建设始终是中国学界－个难以克服的顽疾。闲此，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因果思维的传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匮乏的根源。

所有的理论都是为现实中的问题而存在，不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引进很容易使我们丧失对理论的判断力，从而走人为“引进”而“引进”的陷阱。真正有意义的理论引进应该以问题为核心，围绕问题去进行文献回顾和梳理，寻找既有理论的解释空白，并尝试给出白己的回答。只有围绕具体研究问题所进行的文献回顾，才是最有意义的理论引进。

相反，正是由于不是以研究问题为导向，我们的理论引进很容易形成西方什么理论“火”，就引进什么的“跟风走”的学术风气。而这种漫无目的的理论引进成果也多为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很多所谓的“理论成果”也只是为了非学术目的的需要而产生的“伪理论”。

唯有围绕问题特别是中国学者亟须回答的问题，对已有的理论成果进行回顾和分析，才能产生有价值的理论批判性成果，进而实现超越。所以，加强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是改变当下理论引进的“疲乏症”的根本性出路。而如何培养研究生的提问能力，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则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教育的当务之急。

第二，摒弃经验事实。与缺乏问题意识紧密相关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理论研究脱离经验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西方理论是长期被笼罩在意识形态迷雾之中的中国学者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所以，与西方理论家相比，中国的理论研究者在抛弃经验事实方面走得更远，加剧了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在中国“两张皮”的形成。

科学的理论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试验或准试验等手段获取数据或证据，依靠这些手段来对已有知识进行证实或证伪。经验证据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新一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多为学外语出身，相对缺乏历史功底，与此同时，由于体制原因，他们还缺乏接近国际关系现实实践的渠道。因此，他们很容易在“缺乏对事实本身的系统了解”之前，便在“匆忙中进行‘理论’化”，这造成了很多理论性文章完全没有充分的经验事实的支撑。由于不熟悉经验事实，所以，一方面不能对西方理论进行有价值的批判（证实、证伪或者补足），从而实现超越；另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运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现实，最终造成了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从而只能对西方理论进行“隔靴搔痒”式的简单评述。

第三，研究方法的淡薄。没有问题意识便没有使用研究方法的自觉性。回到经验事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因果规律的探索，是以科学方法为前提的，需要方法论的介入。没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事实和经验研究，就很可能退回到历史学研究中去。《研究》一书中专辟一章由周方银细致梳理过去十年方法论在中国的研究状况。也正是由于缺乏基本的研究方法的积累，导致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入门门槛极低，形成不了有效的遴选和淘汰机制，大量并没有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人也能挤进国际关系的研究队伍中来，从而大大妨碍了高水准的专业共同体和统一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形成。

实证研究强调从经验事实出发，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揭示变量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关系。科学实证主义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真正实现知识上的积累，防止重复性建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内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出现了三种研究方法：一是案例研究法，二是大样本数量统计法，三是形式演绎法（formal method）。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还仅仅停留在案例研究法阶段，能使用相对比较复杂的数量统计法和难度更高的形式演绎法的 文章寥寥无几。即便是案例研究法，很多中国学者以为，举几个例子来支持文章的观点就是案例研究，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案例研究与历史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它适用于对理论假说的推导或者对变量关系的检验。中国学者在典型案例的选择、外部性变量的控制以及与变量相关的事实本身的挖掘上）都还存在颇多不足。因此，研究方法的薄弱是制约中国学者产生实证性研究成果的主要障碍。

第四，理论考据之风兴盛。正是由于研究问题的缺乏、远离经验事实、缺乏方法论基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趋向是，不是试图将西方理论运用于具体案例的检验，以寻求对既有理论的突破和超越，也不愿意去发掘新的经验事实，以总结规律。

相反，对诠释、考据西方理论乐此不疲，热衷于对西方理论进行细致的考据，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考据学派”。近两年来，这支“考据学派”的成果越来越出现重复性建设和琐碎性、细节化两大特点，而忽略了西方理论建构的实质内涵，从而出现了一种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

“国内对西方理论著作所进行的更多是评介而不是批判”，批判是发现西方理论的逻辑漏洞，进而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解答，而评介只是一种介绍和整理。引进西方有价值的理论和思想，为我所用，非但可行而且必须，但是如果陷人了一个“考据”的怪圈，不是因为“问题”而引进，而是因“理论”而引进，就是大可不必。一味追随西方理论、对西方理论（主要是美国理论）进行细致和琐碎的“考据”，耗费了我们的学术资源，钳制了我们的理论想象力和创造力，背后的根源是我们的学术自卑情结和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崇拜。如此这般，只能让中国学者永远停留在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理论家做注解的层次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学术打工”。

以建构主义为例，从1998年中国最早开始引进建构主义以来，仍然主要是对西方建构主义进行评介，缺少有价值的实证研究，自然也很难谈得上对西方的突破和超越。而且中国的建构主义研究在一个引进和评介的高潮过去之后，已经陷入了一个阶段性的“瓶颈”。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在西方的理论框架被基本引进之后，在经验实证方面却无法拓展新的研究议题。对于能源、人民币汇率、中国的地区主义战略等极具理论建构意义和现实政策价值的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

中国学者要创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仅仅通过对西方理论进行细致的评介和考据还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在理论引进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上都缺乏清晰的认识，中国一些年轻学者，包括一部分博士研究生陷人了对西方理论流派进行细致考据的陷阱，从而形成了一种“跟读越多，越受其累，而且仍然跟读不完，成为其奴隶”的现象。

总之，归结起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两大突出问题就是“问题缺失”与“理论崇拜”，其直接表现就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具有浓厚的“我注六经”的热情，而缺乏“六经注我”的独立探索勇气，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

（原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兼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胡荣荣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