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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对外关系研究
[作者:谭乃彰 来源:精英网 点击数:16 更新时间:2007-8-14]
这十年的对外关系,是新中国对外关系最丰富多彩的部分。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研究这十年对外关系,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十年对外关系的国际背景
对外关系,是国际斗争中极为复杂的问题。研究这样的问题,要有科学的方法。59年前,毛**在延安写过一篇著名文章:《关于农村调查》。这篇文章第二部分是论述方法问题的。毛**在这里指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共产党人是不应当忘记毛**这个重要教导的。研究十年对外关系,也必须遵循和运用这个马克思主义方法,透过五光十色的表面现象,寻求和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
对外关系,是一个国家内部关系是国际上的延续,它本质上是由国内社会制度决定的。国内的社会制度,决定对外关系的性质及其战略策略。同时,对外关系绝不是孤立的事物,它涉及到国际上的环境和背景。这十年的对外关系,至少有两个比较大的背景:
(一)国际阶级斗争的特点
历来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实际上,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资产阶级。19世纪30年代,FaGuo里昂工人起义遭到镇压失败后,当时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里昂的叛乱揭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这是在同一个社会内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了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性质、特点、规律和前途,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不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
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不同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各自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因而阶级斗争就必然带有阶段性特点。20世纪发生了两次震动世界的大革命,一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另一次是中国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大胜利,又是资产阶级的大失败。国际资产阶级在这两次大失败后,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他们开始意识到很难用武力打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开始变换策略手段。他们在不放弃武装侵略的同时,开始重视和推行和平演变策略:企图用和平演变策略瓦解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末,美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杜勒斯就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美国这种和平演变战略刚一提出,就引起毛**的密切注意和高度警惕。因此,从50年代末开始,毛**就提山防止和平演变问题。1959年12月,毛**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沦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会前,毛**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讲话提纲。这个提纲指出:“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帜,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帜,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毛**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是用和平手段。”“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
毛**这个重要讲话已经过去40年了。在苏联东欧解体后,我们读读毛**的《讲话提纲》,应该看到毛**当年及时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多么深刻、多么英明,多么伟大。
帝国主义策略已经改变,他们实施战争与和平两种方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比较起来,战争的办法,人们容易引起注意和警惕;而和平的办法,人们往往不注意,不警惕,因而危险性更大。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和警惕,在不放松备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防止和平演变。这就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大特点,也是十年对外关系在国际环境上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
国际上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来,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不断地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样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可以说,这是一条规律。恩格斯说过,“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列宁也说过,“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一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
那么,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呢?这需要把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三次大论战加以比较,就会得出必要的结论。尽管这三次大论战的背景、形式、内容和特点不尽相同,但是,结果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
第一次大论战,是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鲁东、巴枯宁和拉萨尔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战胜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又创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他们创立了革命理论,阐明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第二次大论战,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同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托洛茨甚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和它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力图从工人运动内部来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事业。列宁把这种机会主义称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特征,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这场大论战,战胜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产生了列宁主义,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次大论战,是发生在20世纪中叶,是毛**领导我们党同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去年出版的吴冷西同志的名著《十年论战》,从实践到现论,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这场大论战的背景、性质、过程和内容及其重大意义。《十年论战》的写作和出版,是一件大事。可以相信,这本书会流传下去,成为历史上的经典著作,是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必读的教科书。
如果我们把第三次大论战同第二次大论战在背景上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第二次大论战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前;而第三次大论战却发生在中国革命之后;这次大论战,又恰恰是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赫鲁晓夫等叛徒集团挑起的。这些历史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有必要透过历史现象,寻找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那么,在这些历史现象背后隐藏些什么本质问题呢?至少有两点: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课题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大论战是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和打基础时期,当时还不具备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在20业纪初,才具备这种采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历史表明,任何意识形态的大论战都是即将来临的一场社会大革命的舆沦准备和斗争序幕。那么,第二次大论战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前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事实说明,这次大战论主要任务是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指导下,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具体战略和策略问题,也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主要课题,从这场大论战的主要内容和斗争焦点来看,也是如此。
而第三次大论战却发生在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7年以后;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又是由在列宁故乡出现的赫鲁晓夫等叛徒集团挑起这场大论战。这个历史现象,集中地说明第三次大论战,不是解决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这个问题由马克思和列宁已经解决了的;而主要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也是现阶段国标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主要课题。从第三次大论战的主要内容和斗争焦点来看,也是这样的。因此,毛**领导我们党在第三次大论战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划是马克思主义发屉史上划肘代的贡献。
第二,修正主义的特点不一样。第三次大论战是山由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等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而挑起来的,这个历史现象是很有意义的。第二次大论战中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发生的.他们没有国家政权的力量;而第三次大论战发生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现代修正主义是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因此,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和破坏,比第二国际老牌修正主义更加危险。
以上两个方面,构成了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特点;也是中国十年对外关系在国际环境上遇到的另一个主要问题。
综上所述,国际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构成了中国十年对外关系的国际背景。十年对外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客观历史环境中开展的。尖锐而复杂的国际环境,决定十年对外关系是丰富多彩的。
二、十年对外关系的思想理论
毛**是在极其复杂和异常尖锐的国际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对外关系实际结合起来。在这十年对外关系中,毛**在前些年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和概括了一些新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有如下几点:
(一)对外工作路线问题
1963年9月28日,毛**在**中央工作会上讲话中针对赫鲁晓夫的大国首脑外交路线,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无论在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1970年初,毛**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我们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卜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苏联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是路线问题。
毛**这些谈话,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本质和阶级路线。同时,也划清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对外关系的原则区别。
对外关系问题,同国内关系问题一样,必须解决依靠、团结谁、打击谁这样的根本路线问题。而依靠谁,又是首要的问题。因此,对外关系活动依靠谁,是依靠人民群众还是依靠大国首脑,这就是路线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决定对外关系活动和国内关系一样,必须是依靠人民。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活动的群众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成败的根本问题。
(二)正确处理国家关系同党派关系
1973年7月.毛**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请问,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那么中国***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
1974年,毛**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拉扎克希望中国不要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表示不能同意。拉扎克说,拉扎克说,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毛**回答,那是你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劝你们不要杀人,也不行呢!拉扎克又说,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毛**回答,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有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是高兴的。
毛**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必须区分国家关系和党派关系,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关系;然后,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对两种不同的关系,分别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来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要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政策,以维护正常的国家关系;与此不同,在共产党之间,要实行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要互相支持.而第一位的是执政的共产党要支持还没有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以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这是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如果忘记了这样丝的义务,就是从根本上背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毛**指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毛**这些论述,解决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问题。这些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和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处理得不好。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公开地支持国民党政府,派军事顾问,供应武器和物资;反之,对中国***领导的抗日战争是不支持的,也不供应物资和武器。而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也是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共产党。1956年9月,毛**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曾谈到斯大林对我们党犯的四条错误,其中第三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从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话。”
至于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反对、出卖和镇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了“和平共处是对外关系政策的总路线”的谬论。毛**在批评这个谬论时曾指出,和平共处是解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政策,“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全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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