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平常而多元的主题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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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题的宽泛性，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扩张态势，而这种态势反映着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于深度的国际资讯和创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需求，同时也反映着国际关系学科“自增长”的冲动。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相比那些对人类命运和国际政治基本秩序走向、基本格局奠定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超级年份”，如1789、1945和1989年，甚至相比新世纪里发生了“9·11”事件的2001年和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2008年，2011年尽管有革命、有战争、有核泄漏、有社会运动，但仍然显得有点平常。2011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状况，与这一年的外在世界面貌竟有很大的相似性：较为平常的一年，但也有许多“看点”，主题宽泛却缺乏明显的重心，可称之为“平常而多元的主题变奏”。

　　研究主题宽泛 反映国际关系学科“自增长”的冲动

　　探讨对象和研究主题在自主选择下的多元化，是当前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基本特点之一，2011年也不例外。对这一情况最直观的说明，便是2011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所涉主题从中东、北非局势到中国周边战略，从反恐到能源，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到当今中国公共外交，从文化与社会主义到联合国与全球治理，从国家形象认知与建构到非传统安全与环境政治学，从国际关系理论到研究方法，可谓丰富多彩。当然，这一年里学者们实际上的探讨对象和研究主题比这还要更加多元，比如，新媒体与网络外交、北极战略等一些新显现的问题也被提上日程。研究主题的宽泛性，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扩张态势，而这种态势反映着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于深度的国际资讯和创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需求，同时也反映着国际关系学科“自增长”的冲动。

　　对新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的探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道不变的景观。2011年接连不断的国际大事，如中东北非的动荡、日本“3·11”大地震及核泄漏、利比亚战争、伦敦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重返亚洲”的新情况和南海问题的新态势等，都有不少的相关研究。但由于缺乏时间的沉淀，这些研究往往容易陷入新闻媒体式的写作思路之中，因此大部分相关研究在编辑们的“择优”中被淘汰了。而从主流刊物所能发表出来的文章的作者来看，绝大多数还是那些对相关“新”主题有着长期研究经验或资料准备的学者。

　　2011年国关理论、方法论

　　虽然在时间的概念上2011年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但就像国际事件的发生不会理会人类“构建”的纪年而是遵循着自身的因果逻辑一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也没有因为进入2011年而在理论和方法上就发生转型或有更多的创新，基本上只是对前些年的延续。当然，希望每一年的学术研究都比上一年有“创新”，既不是正确的心态，也不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

　　这并不是说2011年的学界没有处于“发展”之中。前些年流行的“三大主义式”的文章在2011年基本上消失了，这应算是一个进步。在理论探讨上，前些年的热点“中国学派”问题在2011年的热度从表面上看下降了，但“中国学派”所强调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核心问题意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和运用，原来的“科学普适主义”学者也在应用中国文化的特殊内涵来分析国际政治方面有抢眼的表现。理论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从文化心理、身份认同和个人情感方面探讨国际关系的文章在增多，尽管这些理论的原创者仍都是西方学者，但这种在国际关系中试图还原“人”的地位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中强调“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重视人际关系的处事原则其实是相一致的。对于国际关系学科而言，这些探讨的学术价值到底是“解构”还是“建构”，则需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在方法论方面，一个以倡导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为基本特征的、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或可称为“清华学派”的特色学术流派似已呼之欲出，除了其教员在继续推进科学方法论的探讨和应用之外，其许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已内化了这一特征。当然，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应该是作为一种学术规范来理解还是作为一种科学哲学来理解，在“科学”拥有的话语霸权与“法无定法”的中国思维方式相碰撞的今天，无需急于定论。

　　2011年国关学界三大看点

　　研究主题的多元化本是正常的学术生态，但过于宽泛而多元的学术研究无疑也包含着多重隐忧：一是看不出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学术研究的重点有普遍共识，无共识则如散沙；二是突破了学科的“有限性”底线，变成了一个凡沾点“国际”边儿都可以往里装的大箩筐；三是有无数的学者忽视了国际关系的“政治”本质，从而也忽视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学本质，使学科变成了“去政治化”的“国际事务”大杂烩。这不是始于2011，也不会至2011终，但在2011年指出这一点或许是个有益的提醒。

　　如果非要在多元和宽泛的主题中寻找相对明显的学术研究的轴线，那么“如何应对当前中国崛起中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不错的选项。2011年的学界有三大“看点”都与这一轴线密切相关：一是关于中国周边战略与安全环境的探讨，二是对美国是否衰落的继续关注，三是公共外交研究上出现小小的飞跃。

　　周边战略与安全问题本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近年又随着美国“重返亚洲”而愈益凸显，所以也成为2011年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虽然是个老话题，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深化、美国债务问题突出、国内改革乏力而中国保持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关注美国是否衰落自然再次成为2011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话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文章和访谈中坚持他多年以来的看法，认为美国还没有衰落，而仍然处于权力的“平顶山”上；一位年轻学者在《国际论坛》2011年第3期的文章中则从美国对于国际贸易公共产品提供之意愿和能力下降的角度，试图实证美国霸权衰落的事实；而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南方都市报》的《许倬云说历史》中，认为美国已经因其对帝国资源的过度和过快消耗而走向“穷途末路”了。不同的观点相映成趣，相关的思考则在不断深入。

　　继去年之后，公共外交话题仍是2011年的“热点”。察哈尔学会推出了国内第一本公共外交教材《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大学主办的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论坛2011年度会议以公共外交为主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启动了“公共外交与中国走出去”的系列主题研究，而最能体现公共外交研究在一定意义出现飞跃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招标中列入了公共外交课题。

　　总体而言，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也淡出的学科背景下，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平常之年，也许暂时还不能期望太高。学者们的努力如能在学科发展的历程中“留下脚印两对半”，也算是一种欣慰。

2011年12月29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51期 作者：张志洲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