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议题与变迁：中印关系进程的系统性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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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印关系进程变迁与启示

　　从动态意义上分析，中印关系进程又是一个不断变迁的系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一）进程变迁

　　自1949年以来，中印关系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1959年的友好阶段。在此阶段，中印双方的行为体（无论是政府、政党还是媒体与民众）在相互认知和交往过程中基本上都持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尽管国际环境仍然比较恶劣，双方也在边界、西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中印双方依然保持了一种友好往来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时的中印关系是较为脆弱的，主要依赖于双方高层的政治联系。第二个阶段，1959-1976年的敌对阶段。在此阶段，两国领导人间的信任感迅速消失，高层政治对话减少，国际环境也愈发严峻，使得中印关系进程陷入低谷，中印双方不仅在边境剑拔弩张，而且还在地区和国际场合发出不和谐甚至对立的声音。第三个阶段，1976年后的正常化阶段。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迅速调整了内外政策，发展问题不仅成为中国对内政策的首要议题，也成为审视和推动中印关系的重要议题。[24]冷战结束后，印度也在内外压力的推动下进行了政策调整，其中也包括对华政策的调整，不再将边界问题作为维系中印关系进程的前提和基础，也开始将发展问题作为自身优先考虑的议题。由此，中印双方不仅得以打破长期以来困扰双方的安全僵局，而且还能在发展议题的指引下开展广泛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中印关系渐趋正常化，中印关系进程也趋于成熟和稳定。

　　（二）进程启示

　　通过对中印关系进程结构、议题与变迁静态和动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印关系进程中，仍有许多值得中印双方深思和加强的方面：

　　1.在重视和发挥政府领导人和执政党在中印关系进程中突出作用的同时，要逐步实现关系进程中决策和交往过程的制度化，避免和减少因决策层个体认知偏见或失误对中印关系进程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在过去的中印关系进程中，两国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两国决策者的认知与情绪直接建构了具有不同内容特征的中印关系，如强调共同命运和使命的观念建构了友好的中印关系，强调个体安全和利益的观念建构了敌对的中印关系，强调共同发展的观念建构了正常的中印关系。

　　2.积极创造条件，增进中印两国民间的交往机会，扩大和深化中印关系进程的社会基础。长期以来，中印两国其它行为体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民众间的直接对话很少，媒体间面对面的对话与沟通也不多，双边关系更多时候都近乎等同于单纯的政治关系。这种状况，无疑对于中印关系进程的稳定发展是不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逸舟研究员对此就表示，“在当代条件下，经贸关系不发展，尤其民间的经贸往来不发达，国家之间或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是不稳固的、可逆转的”，“中印关系所以起伏很大，也有类似的原因。”[25]印度前外长贾什万特。辛哈2003年在第五届亚洲安全研讨上也说，“提升亚洲安全的关键在于我们共同建立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度。”[26]2004年4月6日，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所长班纳吉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演讲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和印度将来的合作中，最优先考虑的应当是中印两国人民或机构间有更多的互动交流。尽管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重大冲突，但是中印两国人民之间一直缺乏深刻的互动交流。”[27]2007年，中国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面向中国大学生的调查有力地证实了班纳吉的观点。[28]

　　3.由国际环境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国际环境的积极建构者。长期以来，中印关系进程的方向和内容，除受到两国政府和执政党的相互认知制约外，还受到国际环境及其它大国间关系的影响，中印两国也因此未能真正从符合和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角度去建构中印关系进程，中印两国许多时候都不自觉地成了它国进行国际政治博弈的棋子，而非独立自主的棋手。为此，要促进中印关系进程未来的健康稳定发展，就有必要携手从国际环境的角度去重塑中印两国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具体讲，就是要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内，主动性地战略性地去重构与中印关系进程密切相关的国家间关系，如中印巴、中印美、中印俄、中印日等国家间关系。[29]

　　四、结论

　　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印关系进程是中印双方行为体互动的结果，是一个仍在持续演变的动态过程。中印关系进程正从单一脆弱的政治关系体系向复合坚实的立体化关系体系转变。从理论层面分析，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都只能对中印关系进程的某个方面做出解读，而不能揭示和主导中印关系进程的全貌。

　　中印关系进程的美好未来，需要充分发挥两国各类行为体的作用，尤其要注重和发掘非官方行为体的作用；需要通过扩大深化两国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巩固彼此间长久和平交往的社会基础；需要不断就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时交换看法，在各种国际场合加强协商沟通；需要围绕发展这个核心议题，积极化解安全困境；需要用合作共赢的方式协同提高国际地位，避免零和博弈。（本文发表于《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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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66-68页。

　　[2]**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5页。

　　[3]9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政党制度已逐渐发展成为二党并存的局面。1996年第11届大选，印度人民党获20%的选票和161个席位，第一次超过国大党而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以最大党的资格组阁。参见陈峰君，“论印度现代化的转型”，《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4]如“从冷战时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急切希望中印两国对立争雄，两败俱伤，印度许多知识精英都变成这一意愿的俘虏。”转引自谭中：“China加India 等于Chindia ”，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1页。

　　[5]如印度民众长期以来认为，是“中国非法占领阿克赛钦、西藏的部分领地并不断向印度索取阿鲁纳恰尔邦”。参见Sudhir Chadda ，China India waror friendship ？Arunachal and Aksai Chin major issues ？India cannot forgetTibet [EB/OL].http://www.indiadaily.com/editorial/15246.asp ，2007-1-21.

　　[6]Jairam Ramesh ，“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and India ”，New Delhi，2005.

　　[7]如印度已经越来越把中国视为一个模仿和赶超的样板，特别是在消除贫困、发展城市和吸引外资方面。参见Derek J.Mitchell and Chietigj Bajpaee，"China and India"，in C.Fred Bergsten，eds.the china balance sheetin 2007and beyond，（Washington：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Studies and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pril2007.），p151-170.

　　[8]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修订第3版，第550页。

　　[9]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No.4，Autumn 1978，P.881-912.

　　[10]正如毛**同志所言，“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61页。

　　[11]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打破美国的经济禁运和军事包围，中国政府尽力避免同印度的边界纠纷以便集中量力应对‘东线’的朝鲜战争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印友好关系构成了中国反美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尼赫鲁政府则视美巴联盟为印度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发展并强化印苏、中印关系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威胁。”参见Xue-cheng Liu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 ，（Lanham，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1994），p.6.

　　[12]在边界问题上，中印两国的利益认知存在着差异，“基于国家认同方面的考量，印度需要建立起历史性边界的观念（即印度的边界主张是历史的），而中国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寻求的则是战略边界。”参见Steven A.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p.xii.

　　[13]Sujit Dutta，"China ‘s Emerging Power and Military Role：Implicationsfor South Asia"，in Janathan D.Pollack and Richard H.Yang ，eds.In China’s Shadow：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Military Development，Santa Monica ，1998，p.94.

　　[14]JohnW.Garver，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Twentieth Century ，p.5，pp.110-111.

　　[15]如“中国国家石油公司与印度石油与天然气公司以5.73亿美元的联合投标获得了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在叙利亚阿里-弗拉特（al-Furat）油气田37%的份额”，参见Indrajit Basu “India ，China Pin Down $573mSyria Deal，”Asia Times，December 25，2005.

　　[16]**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81页。

　　[17]索尼娅。甘地：《印度和中国——文明的和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8]“印度和中国在建设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参见Leading China Analyst Sujit Dutta provided very useful analysis andargument on Indo-China Relations in his article on India-China Relationsin India-Russia Future Strategic Trends ，Eds.V.D.Chopra ，pp 151-155.

　　[19]Reports from China Desk，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Delhi ，India.Rand Research Brief ，A New US strategy for a changingAsia，at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RB.

　　[20]「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21]孙士海、葛维钧著：《印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2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23]马加力著：《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4页。

　　[24]如2006年11月中印《联合宣言》中，双方就一致认为，中印全面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参见陈宗海：“冷战后中印关系的特点与态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5]王逸舟著：《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26]Inaugural Address By Mr Yashwant Sinha ‘s External Affairs，at The Fifth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For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New Delhi ，2003年2月4日。

　　[27]吴冰，马得汶：“新世纪推动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若干构想”，《社科纵横》2008年第6期，第55页。

　　[28]参见李俊勇，刘思伟：“中印关系：认知与理解——解读中国高校学生中的印度”，《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

　　[29]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体现这种思路的苗头，如中印巴三角关系内容的调整，中印美、中印俄三角关系的相对协调并进。具体情况可参阅以下几篇文章：“温Jiabao总理会见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时的谈话”，新华网北京2003年6月23日。Adam Wolfe，Yevgeny Bendersky，and Federico Bordonaro ，“New Delhi‘s New Diplomacy ，”Asia Times，July 21，2005.「印度」斯瓦兰。辛格：“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3-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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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入文库时间为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