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中国：地区政治经验与地区主义思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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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性地区主义实践形成潮流，但东亚共同体议程在美国的干涉下受到挫折，地区自主性被否定，维持着美国霸权的“政治东亚”概念即亚太化的东亚。从东亚的政治发展史和地区主义思想史来看，古代帝国权力具有一种自在的文明共同体意义，但近代以后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模式强迫性地造成东亚的战争与***，日美同盟主导的冷战体制阻碍着地区主义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形成。东亚地区政治的***在近代表现为列强的军事殖民主义战争；在二战后表现为中国、朝鲜半岛的***化和中国海洋周边的美国军事基地化；美国根据“中国威胁论”保持围堵性军事基地，从而获得压迫中国、保护台湾地区、驻扎日、韩的霸权利益，日本则作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获得了回避战争责任、扩大海洋岛屿控制的次级利益。在被美国亚太化的“东亚”政治格局下，中国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因此应该积极探讨符合中国尊严和利益的东亚地区主义议程。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地区政治；地区主义；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与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等全球化发展主义叙事相并行，地区主义思想和价值实践也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但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建立统一内部市场和政治联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唯亚洲地区经过“亚洲价值论”、“东亚经济共同体论”、“东北亚经济合作论”、“东北亚安全合作论”、“东盟共同体论”、“东北亚共同体论”、“东亚共同体论”等种种主张的反复讨论，仅大致形成了开放的、由东盟主导的、推动泛经济领域功能性合作的东亚共同体范式共识。并且，遇到的重大困难是美国的干涉。2009年9月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权高举“东亚共同体”外交旗帜，强调中、日、韩合作而释放出排除美国的信号；美国一边发动国际政治DIZHI，一边利用“天安号事件”以及利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策划了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威胁”、“中国威胁”再度被渲染的情况下，日本放弃要求普天间美军基地撤出冲绳，继而2010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也宣布同意接纳美国参加东亚峰会。这样，所谓“东亚共同体”还没有出生就被转基因化为“亚太共同体”了。也就是说，企图摹仿欧盟的东亚地区主义自主性遭到否定，日本刚有“构想”便被植入美国因素，即维持了承认美国干涉的政治“东亚”概念而非地理上的东亚概念。

　　政治“东亚”概念在近代意味着被列强军事殖民地化，在二战后则意味着朝鲜半岛的***化和中国海洋周边的美国军事基地化，意味着美国根据“中国威胁论”保持围堵性军事基地从而获得中国压迫、保护台湾地区以及驻扎日本、韩国的霸权利益，日本作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则获得了回避战争责任、扩大海洋岛屿控制的利益。很显然，在被美国亚太化的“东亚”地区政治格局下，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是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有“脱美”倾向的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反应并不积极：例如，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6月会见日本首相菅直人，提到“东亚共同体”时所强调的是“就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进行对话、协调、合作”；2010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会见鸠山由纪夫首相时表示了“携手推进本地区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亚洲一体化建设不断迈出实质步伐”程度的意愿。同样，2010年5月，温Jiabao总理出席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语境中提到“东亚共同体”，他说，三国应保持合理的政策力度，为本地区经济的稳定复苏和长远

　　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东亚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活力。温Jiabao总理于2009年10月10日主持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仅表示“支持东盟一体化和东亚一体化建设，推进多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促进东亚经济和社会发展”；同年10月25日，温Jiabao出席在泰国举行的第四届东亚峰会时则强调“长远”，即“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

　　再如，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于2009年12月访日，在会见鸠山由纪夫首相时表示“赞赏”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希望中日“加强在亚洲合作进程特别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归纳起来，中国政府的态度就是：尽量回避正面论述……东亚共同体……构想，在经济合作的意义上同意将其作为长远目标。

　　如何理解中国消极的“东亚共同体论”立场？作为东亚的大国之一，没有中国的核心驱动力，东亚共同体建设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有必要从地区政治结构演变和地区主义思想史两个维度把中国的东亚经验知识化，以利于找到讨论东亚共同体可能性的问题所在。

　　一、东亚政治史：帝国权力转移的逻辑

　　在西方知识思想传播和殖民主义扩张到达东亚之前，东亚作为一个自在的文化区域，并没有“地区”概念的地理认知。这个古老的文明以位于大陆的中华“天朝”为中心，基于自己的“天下”想象，在国际秩序意义上建立过可称之为礼治主义朝贡体制的“地区政治”。

　　东亚朝贡体制的国际关系互动模式为政治承认礼仪、通商贸易和安全保障：各国派贡使朝见居于中华的“天子”，“天子”遣使赴各国册封；中国对朝贡国“厚往薄来”给以回赐、许以通商，各国采用中国王朝的年号、历法；中国不干涉各国王位继承等内部事务，但调停、仲裁各国之间的争端，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维护和平。中国皇帝强调基于道德秩序的和平，如明太祖朱元璋曾谕群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患中国者，不可辄自兴兵。”再如，明成祖朱棣在派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要求各国：“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有韩国学者总结道：尽管古代东亚的“华夷秩序”基于中国中心的差别性文明观和世界观，但典型的朝贡体制下中国并没有直接统治周边的意图，周边国家也分享着中国价值观，因此能够形成比近代强迫性帝国主义统治更加广大、多元、宽容的秩序，具有一种“文明共同体”的性质。

　　虽然朝贡体制能建构礼治和平的“文明共同体”，但其农业文明世界观毕竟是一种地理无知、政治僵化的想象，眼界所及的“天下归一”、“万国来朝”实为周边文化落后小国对大国的藩属依附。当西方的航海活动导致地理大发现而欧洲各国竞相侵入美洲、非洲、亚洲进行殖民主义掠夺和奴隶剥削之后，获得了原始积累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政治由神权、君权而国民化转型成立了强大的民族国家，其海军力量侵入亚洲，有道德教条但无抗战能力的东亚“文明共同体”终被肢解。以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殖民化条约为标志，朝贡体制核心之“中华帝国”威信扫地；而曾属体制内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效法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道路，它吞并琉球、侵入台湾，在19世纪末以甲午海战的致命一击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地区并承认朝鲜“独立”，朝贡体制在东亚人民的血肉横飞中崩溃。

　　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与“脱亚：而列强化的日本一起摧毁古代礼治主义共同体性质的朝贡体制，带来的是列强分割化的近代殖民主义战争体制，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战国……时代的东亚，日本、中国、朝鲜的命运各有代表性：近代化改革成功的日本取得与列强平等的地位甚至跻身为东亚的主要殖民帝国，拒绝、拖延改革的中国被列强瓜分而半殖民地化，处于朝贡体制被保护地位的朝鲜半岛则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种比较表明，只要毅然进行立宪法、开国会等近代化改革而建立具有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民族共同体，东亚国家可以应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挑战。

　　但日本作为东亚近代化的先行者，虽然改革成功、取得与西方列强的主权平等地位，却完全蔑视东亚其他国家的主权，在吞并台湾地区、朝鲜和建立中国东北傀儡政权之后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军东南亚，其“大东亚新秩序建设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掩盖的大日本帝国主义既与西方列强发生殖民利益冲突，也不符合西方列强中由殖民地独立建国因而具有反殖民主义传统的美国的文明价值观。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法治“文明”的名义谴责日本的“野蛮”，美日开战后的美国舆论调查显示：认为日本“好战”、“背信”、“阴险”、“残虐”的负面看法居于主流。

　　当然，日本更遭到被其奴役、屠杀但坚持抗战、争取民族独立的东亚人民的痛恨。也就是说，日本在战争能力、政治地位和价值文明等方面的国际比较上已经失败了。

　　民族主义政治使日本率先适应近代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但民族帝国主义国际政治学便是对民族主义政治原理的背叛。而表现为对东亚弱国种族蔑视和统治欲望的这种背叛，日本比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走得更远，具有法西斯主义特征，结果被号召民主主义、反殖民主义文明价值的美国、苏联等视为****、反和平的邪恶帝国，东亚政治史上的“日本帝国”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就被反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很显然，“日本帝国”秩序在东亚既不能提供文明价值的地区认同，也不能提供相互依存的经济网络支持，而完全依靠阴谋政治和军事征服企图建立直接的殖民主义掠夺性统治，造成了帝国主义战争、民族独立战争的循环互动。因此，在地区内革命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已经进入东亚的列强中代表自由、革命价值观的美国、苏联以强大的战争力量决定性地解除日本帝国的武装，东亚政治进入了霸权主义冷战体制时代。

　　日本帝国战败并被美国占领，东亚各国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但由于降服日本帝国依赖了美、苏这两个世界性霸权的力量，再经过有美苏对峙背景故可称之为“准世界大战”的朝鲜战争，战后东亚形成了分别以美苏为核心、阵营对抗的战争边缘性地区秩序。在这种地区秩序中，美、苏以世界战争胜利者的权力、普世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提供者地位成为控制阵营卫星圈意义的东亚帝国；阵营之间以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朝鲜半岛的***等为相互遏制的战争边缘线，美国的军事基地存在决定着维持现状的冷战性和平。

　　对于东亚国家来说，霸权主义冷战体制仅创造了一种差强人意甚至是并不体面的和平秩序：美军在日本、韩国驻扎并结有歧视性地位协定；而苏联则在中国谋求被毛**称之为“殖民地”利益的特权，中苏关系在邓小平眼里是“不平等”和“受屈辱”的。

　　很快，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由于苏联不能帮助中国解决美国制造的“台湾问题”，同时因为苏联批判斯大林而失去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认同，中苏关系破裂导致苏联在东亚的帝国地位失落。更由于政治经济全面失败，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内乱、瓦解，苏联从帝国沦落为争取西方帮助的二流国家俄罗斯。相形之下，美国的帝国政策不仅由于拒绝传统的殖民主义统治而帮助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起飞而格外成功，并且随着苏联没落转而以日美同盟、台湾问题、朝核外交等多方位控制中国，使得东亚各国对美国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依赖，一种以美国为中枢的“两国关系集合”（美日、美韩、美中、美朝等）即美帝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形成了。对于这种依赖美国参与而相互间隔阂不解的东亚国家间关系状况，美国学者称之为“两国间症候群”。

　　总之，美国介入东亚所有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导致东亚国家间政治的对美依赖从而筑成美国的东亚霸权地位，这是“亚太”概念的实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日、韩对美国的积极依赖或中、朝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的消极依赖，都由于美国在东亚地区制造的国家***、领土争端或战争状态延续、历史问题纠结，东亚地区的冷战政治构造了美帝国权力行使的空间；东亚秩序过去处于世界性的美苏霸权主义冷战体制之下，苏联解体后则处于美国主导的日美韩同盟对中国“威胁”、朝鲜“威胁”的地区性冷战体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