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越写作越朴素，越写作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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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越写作越朴素，越写作越宽广



文-克里



一个男孩面对狭小的街道和荒僻的田野，时常孤独地发呆。“我小时候胆子很小，”作家余华坦承自己曾是一个胆小的人，这种胆小使他对黑夜产生了特殊的恐惧，“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来自童年的这种细腻的恐惧，在他4岁那年全家搬到医院里居住后更甚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从医科学校毕业后，青年余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走到小街上一个牙科诊所里，穿上了白大褂，开始给各种各样的人拔牙。

他做了5年牙医，拔下了若干颗别人的牙齿，后来突然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像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有职称的医生。当医生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像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读了许多世界名著之后，这个不甚称职的前牙科医生萌生了一个吓了他一跳的伟大理想（或者说野心）：那就是靠写作、发表作品混到文化馆去工作。

写什么呢？从小在医院里长大的余华已经对人的痛苦产生了敏锐的感受力。他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表现出一个从小就听着病人哭声，心怀恐惧，却依然要在太平间前安静走过的人的心灵——于是有人读完他的作品后忍不住尖叫起来：这家伙的血管里流的是冰渣子！

显然，写出一篇出色的小说并不比准确拔掉一颗坏牙轻松。在面临无数次的退稿与拒绝之后，余华披上了中国文坛先锋作家的袍子。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加入了文联组织，接着便跑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深造。上世纪90年代，随着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的出版，小说家余华在国内拥有了数量惊人的严肃读者，同时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荣誉包围：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年）、FaGuo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

一个当初指望靠写作来换一份工作的南方青年，没能料到，人到中年成了一名世界性的中文作家。这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如何超越自我？

为此，他饱经沧桑，受尽折磨，写了若干年电视剧本，写了若干年随笔，写了若干年乐评，跑了若干个国家，终于有一天突然开窍，在大把吞服安眠药的同时，写起长篇小说《兄弟》。这已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

对一个普通中文作家来说，10年时间足以毁掉读者的耐心与信心。但余华是个例外，他让他的读者等了10年，依然能创造出《兄弟》出版后“洛阳纸贵”的商业奇迹和文化奇迹——尽管随之而来的是毁誉交织。

他已经不在乎了。这个人已不再是读者手中的“风筝”了。余华说，“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20多年的写作，已经将他变成了一个江湖老手。余华已不再胆小和恐惧，恰恰是这种独特的童年经历成就了他的小说品质，似乎余华注定一辈子无论怎么写都离不开那个有着狭小街道和荒僻田野的潮乎乎的南方小镇。在文学与想像中，他找到了自己永久的故乡，他活得越来越宽广。



越写作越朴素，越写作越宽广



记者：《兄弟》的出版让读者几乎等了10年，十年磨一剑。小说《兄弟》表达的冲动来自哪里？

余华：10年前，我就有了《兄弟》的基本构思，那是一个中篇的构思，后来写出来的东西与原来的构思完全不一样。2004年3月的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画面，有一个人站在高楼上想自杀，很多群众站在高楼下面表情很冷漠，喊着：“你快跳，我还要上班呢，你还不跳？”那些小商小贩都依然在楼下做生意，差不多整整一天后，他终于从楼上跳了下来，死了。这个画面给我的冲击力并不是来自那个自杀者，而是来自观看群众的那种冷漠。《兄弟》的创作冲动，我觉得是现实给予我的。《兄弟》表达了这个时代比较突出的一些特征，我在写作时把它们集中与强化。在现实中，生活是一盘散沙，小说的叙述就是要把一盘散沙给集中起来。作为一个小说、一个故事，它永远要比生活发生的事情更突出、集中，假如说是感人、荒诞的话，肯定比现实中的事情更感人，更荒诞。

记者：你写完《兄弟》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余华：写完后我感到大脑一片空白，这时再有人来找我写文章，我说我一个字都不想写。这两年，我写了51万字，等于说我把我的激情、想像与情感全都耗尽了，疲惫不堪。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长篇有如此强烈的疲惫感，以前刚写完长篇时还会兴奋几天，但这一次完全没有。可能应该有的兴奋在《兄弟》上部出版时已经提前释放了，到了下部就完全没有了。

记者：这个10年似乎过于漫长，对一个作家来说，你是如何面对那段寂寞的？

余华：其实我一直没有寂寞。这个10年我一直在写作，只不过更多的是写一些没有受到关注的随笔散文。我从1987年发表《18岁我出门远行》后，我就开始进入一个很好的写作状态。

记者：似乎大家更喜欢读你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每一部都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余华：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某种阅读的趣味，大家都比较关注长篇小说。

记者：《兄弟》对你来说是不是某个阶段总结性的作品？

余华：它好像是一个新的写作的开始，因为它跟我以前的三个长篇完全不一样。作家分为两类作家，一类是通过几年的写作在叙述上迅速成熟后，建立了自己叙述的系统，以后他遇到所有的题材都会纳入到这样的叙述方式中来，一些无法纳入的题材他就会放弃；另一类作家，通过几年完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叙述方式，面对新的题材，他会感到已有的叙述方式是不适合的，便会去寻找新的叙述方式。他每碰到一个让他兴奋的题材时，就会努力去寻找一种新的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我属于后一类人。我的作品总是在变化。《兄弟》是一种新叙述方式的开始，它让我对写当代题材的作品有信心了。

记者：你早期的作品中绝望的、恶的东西比较多，后来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温情的一面越来越多，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余华：我早期的作品都比较极端。打个比方，那时我是站在墙角写，到了90年代，我到了屋子中央写，看到的东西更多了，所以开始去表达一些温和的东西，温和的故事里也会蕴藏着一些力量，到了写《兄弟》时，我感觉到自己走到大街或广场上写。一个原因是我的年龄在增长，另一个方面，我们这个时代在快速变化，这点只要是那些感受到的人自己就会有表达的愿望。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以前对生活是排斥多一点，而后来能容纳的东西越来越多。使我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还是写作，写作使我发现更多的东西，也使我能容纳更多的东西。很多作家都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越写作越朴素，越写作越宽广。年轻时，他每一次的写作似乎是冲锋一样，等年龄慢慢大起来以后，他的写作就不再是冲锋了，而是站在战壕里指挥冲锋的将军了，可以从容不迫。



努力发现别人，最终会发现自己



记者：每个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有他个人生活的烙印，特别是童年生活，就像约克纳帕塔法县之于福克纳，你的小说也离不开江南小镇的生活。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愫？

余华：童年的记忆在我的理解会控制人的一生，这种记忆每一次被唤醒时都会有所改变，就像约翰·韦恩所说的“童年的记忆是一种诗意的谎言”。很多作家都会对自己成长起来的地方有深厚的场景。有的作家虚构一个地名来替代它，永远用它，这样永远会保持一种亲近感。国内的作家，比如莫言的高密乡、苏童的香椿树街。有的作家他写的也是同一个背景，但是他会不停地换名字，我就属于这类作家。作家永远无法摆脱自己成长或生活过的地方对自己的影响。童年最初的经历完成了他对世界最初的印象：河流是什么样的，天空是什么样，树木、房屋、人又是什么样的。而每次回忆时，他都是带了今天生活的烙印去回想过去的经历，那么，过去的生活就无法被真实还原，对某一个场景的回忆就像音乐中的变奏一样，给人感觉仿佛越来越不一样，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它最基本的旋律还是那个。

记者：你成长为作家时的那个年代的文学环境与现在的文学环境有什么不同？

余华：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刊物的文学环境，从90年代到现在是出版市场的文学环境，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相对于出版图书似乎显得次要了。从这个角度上说，作家要对他自己的写作承担的责任更大了。一本文学杂志有很多个作家的作品，是一个群体共同承担着一个文学杂志是否受欢迎的责任。而现在，一本书的出版只有一个作者，只能是这个作者独自承担一本书是否受欢迎的责任。这个时代对作家的压力更大了。

记者：作为前辈，你给如今的文学青年有何建议？

余华：青年人除了关心自己之外，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关心别人，关心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对别人的生活越关心，就对自己的生活越清楚。当你满腔热情地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时，你会更清晰地发现自己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如果只是关心自己的话，你会连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清楚。努力发现别人，最终会发现自己。作为文学青年，如果热爱写作，就一个字：写。不写就没有未来。写作是一种需要充满勇气的工作，是一条没有退路的道路，哪怕是悬崖也要往下跳，面对悬崖，假如他都没有勇气往下跳的话他就无法往下写。



足够地尊重与重视他人，能使自己的灵魂变得更有力量



记者：文学对你自身的意义？

余华：文学已经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当我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贫乏时，虚构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文学与写作让我自己的人生完整起来。人的一生会有许多理想与情感，由于现实的限制，他无法表达，通过写作他就可以表达出来。

记者：文学在你现实生活中的位置？

余华：它是我热爱的工作，这就代表了一切，通过写作我体现我生活的价值，同时发现了我生活中无法发现的价值。

记者：凡是优秀的写作者都擅长从孤独中汲取营养，你怎么看孤独对你的作用？

余华：谁都不愿意孤独。刚开始写作时未必孤独，后来会越来越孤独。刚刚开始写作时一个写作者会很愿意同一样年轻的作家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变得越来越成熟时，就变得不爱和人交往，这是一种职业的特征。因为他的工作是一个人的，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内来完成的，长此以往，他就变得不是特别乐意出席一些活动与结交朋友，变得不太愿意交际。作家是一种很奇怪的工作状态，他可能只是在屋子里关了几个小时，屋子里很静，他的身体是不动的，但他的内心世界是汹涌澎湃的，他的思维在飞翔。越安静，他的思维越活跃。他需要大量的孤独与宁静使他投入到工作中去。

记者：作为南方人生活在北京，北方生活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余华：最早来北京时，我非常喜欢北京的暖气。在潮湿的南方，冬天非常难以度过，那种寒冷让人在晚上睡觉与早上起床时，都像面临战斗。而在北京，暖气使人吃饭、睡觉、写作都从容不迫，这使人感觉到很幸福。我很喜欢北京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似乎被它的大气与苍凉湮没了。走在城市里你会被人忽略，可以让一个人足够安静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如此，在北京生活我感到一种自然而然的孤独与自在。但是，北京的灰尘太大，使我改掉了散步的习惯。（笑）

记者：日常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余华：日常生活中我是乐观的、积极的，但一写起小说来我是悲观的、消极的。我认识的一些作家，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小说完全不一样，刚好相反。其实，作家的写作对作家来说是对他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充。作家总是对自己口袋里面没有的东西感兴趣。毕加索说过他自己心情最糟糕的时候，画出来的画非常好，充满了希望；当他心情很好时，他的画却充满了绝望。基本上，作家的写作也类似。

记者：家人与朋友对你的影响？

余华：家人是我生活的轴心，我太太和儿子都是我的作品最早的读者。与朋友们聊天能激发我的思维。

记者：你喜欢跟哪些人交往，文艺界的，还是普通人？

余华：生活中我更喜欢与非同行业的人来往。这也是因为作家的职业特征。我20多岁时经常与苏童、莫言讨论文学，但后来碰在一起就几乎不讨论了。因为大家的差异越来越大，而且都彼此尊重。在一起讨论现实生活比较多一点。作家会比一般人更有好奇心，他会对陌生领域里的东西非常有兴趣。

记者：很多读者从你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读出你对生活中苦难的承担以及一种深深的悲悯心。你有宗教信仰吗？

余华：没有。我读过《圣经》，但我是把它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来读的。

记者：现在，有些人面对巨大的社会变化，精神上有日益虚无的趋向，对这种灵魂上无家园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应对？

余华：多关心他人。要了解：你的苦难在别人身上也发生着。足够地尊重与重视他人，能使自己的灵魂变得更有力量。我非常喜欢一首诗，大致内容是“谁都不是一个岛屿/假如非洲的好望角被水淹没了/好比是我家的花园被水冲垮了/……/别人的损失就是我的损失/因为我们包蕴在人类之中/别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敲响。”

deedee

没有人喜欢余华吗？郁闷~~~余华~~我最喜欢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