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年尺度上的国际政治展望

jiaqiang

十九世纪，当瓜分非洲的狂潮正在草原上愈演愈烈之时，英帝国著名的殖民主义者罗德斯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个世界几乎已经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展，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想想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远大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撇开民族感情和意识形态的因素，罗德斯因为这句话而成为了那个时代仰望星空之人。每当读起这段话，我不禁想到在那个非洲草原的星夜，手持六分仪和地质锤的罗德斯对星空的憧憬，他代表着人类文明未来的扩张。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环顾世界格局，大国间争霸，无非是权力和利益，物化到了基础层面则是对关键资源和能源的控制力。NASA的一位官员曾说：倘若我们能取得月球的氦-3，谁会愿意花费巨资在中东打一场场无意义的战争。说到底，对于有限资源的争夺正在把这个世界日益变成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原因就在于可扩张空间日益降低，行为主体间矛盾成为不可逆转的结构性矛盾。 个人认为“维也纳和平”百年格局的稳固一方面是由于机制的有效性和各大国之间的均势，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则是殖民主义的发展，海外广阔的殖民地，大量的巴塔哥尼亚（未开发地）等待着欧洲列强去占领，欧洲范围内的矛盾因而由零和变为变量和。到了德国崛起之时，世界已被瓜分殆尽，俾斯麦长期对殖民地的冷漠与其说是忽视，不如说是一种巧妙的，对矛盾的避开，而继任者则开始了迅速的殖民政策，顿时加剧了原本即将激化的矛盾。可见，一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扩张空间的收缩而令国家间矛盾刚性化。由此可见扩张空间对维护体系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因素。
冷战过后，意识形态的因素骤然下降，一时间，自由主义风起云涌，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风行当代，建构主义正趁势抢占学术阵地，原本冷冰冰的现实主义再次被冷落，人性善恶的讨论再一次被冠以乌托邦色彩，世界转瞬似乎回到了1920年代，那个产生了《非战公约》和理性主义政治学的时代。自然，这个时代也是有着自己的爱德华.卡尔的，米尔斯海默在《大国的政治悲剧》中犀利的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并不是乌托邦的前夜，现实主义依然指导着国际政治。吉尔平说“没有人喜欢现实主义者。”但纵观IRT三大理论，唯有现实主义体系最为完备，对于政策指导和实际操作最具实践性。“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基欧汉和奈强调制度主义以结构现实主义为其理论核心，他们只不过试图将这一核心加以拓展而已，而建构主义则根本就不是理论……很难指明建构主义到底对什么做出了解释。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似乎很有希望的观察世界的新的视域而已。”很欣赏沃尔兹的这段话，至少在一个拥有十四个陆上邻国和五个海上邻国的国家，任何讨论社会建构或是自由主义的论断都会被归于经院式的空谈。这里不是基督教普世价值的西欧，这里不是民主文化泽披的新大陆，这里是汇集六大文明的交界处，任何脱离实际的幻想都是不现实而且必然会被粉碎的。南海困局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脆弱性，没有恒定有效地制度，没有美日同盟自由制度主义的神话。米尔斯海默把中国当做了未来美国最大的战略敌人，联系中东和南海的变局，美国日益向着“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转换，拉登的逝去不是美好的世界莅临，而是我的祖国开始独自面对昔日德国的困局，在中国，任何空灵的乌托邦幻想注定沉沦，现实的引力太过于沉重了。这里没有格劳修斯庄严的文本，没有康德光明的永久和平，没有温特的主体间认同；有的只是马基雅维利人性论断的推广，有的只是摩根索权力的现实，有的只是沃尔兹笔下结构性矛盾。在这个文明的断层交汇处，在这个意识形态最后交锋的战场，我的祖国，她只有现实主义。
前几日，在囯关的一个群里，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目标是什么？”，有人回答是消灭战争，实现康德式“永久和平”。我对此不予认同，正如政策可以分为“宣示的政策”和“实际的政策”一样。国际政治这门学科它公然宣称的理想确实是世界和平，并且化为铅字印在教科书上。可实际上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祖国，人文科学最大的争论在于研究者和研究主体的密切关系，我们谁都无法做到零立场，对于中国的国政学者，这门学问最大的目的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一个人道出来。《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在言及此书目的之时。曰：“是书何以做？为以夷攘夷而做，为以夷制夷而做，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做”。这才是中国的国政学者真正的目的。一味追求自由和平的大同世界，即使不是幼稚，也足以被冠名为叛国！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从不掩饰自己的目的…… ”作为中国的国政学术，更不能摒弃自己的目的：一切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未来中国的国政学者，不可以仅仅依身于书斋，军事、物理、数学、天文等刚性的，看似冰冷的学科也应该贯彻到研究中，科学主义在中国依然未取得应有的席位，历史主义的时代已经无法适应未来中国学科的发展，我们需要马克思韦伯，但我们更需要呼唤中国的沃尔兹，呼唤中国的卡普兰。现在中国的囯关学者立志于创立中国学派，于是很多名家开始了钻研故纸堆，力求在诸子百家的智慧中结出璀璨的果实，这便是一种努力。中国作为未来的主导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派，“拿来”而创新，周边局势的日益复杂，政策界基辛格、梅特捏式的人物呼之欲出。因此，中国学派须以“经世致用”为原则，既有理论的创新和高度，又要有政策层面上的操作性。
学术无国界，但学者有自己的祖国，本文谨以浅论陈述个人见解。理论有说明、解释、预测的作用，前两者已经有太多的论述，预测却依然鲜有名家，以至于结构现实主义未能预测到冷战之结束，理想主义未能阻止二战；事实的变数让理论有时显得苍白无力饱受诟病，恰如天气预报，仅仅能提供一个大体趋向却无法做到节目预告一样精准。笔者力图在以后的研究中主要涉及未来的国际政治学科发展和国际格局展望，意图能稍微弥补这一块的空白，言辞不切之处，还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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