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危机警醒中国

影音王

　　本报记者 洪若琳 黎广 实习生 李悦 发自广州 北京
　　3月16日，日本地震进入第5天，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引发的危机仍未解除，中国不少民众对我国核电挺进内陆的质疑也在网络上不断涌现。
　　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温Jiabao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应对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日本的核电事故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影响还不得而知，但显然，我国政府对核电发展和核安全问题已极为审慎。
　　危险的核电站
　　过去的几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日本，这座遭遇了9级地震以及核泄漏考验的小岛。
　　在3月11日地震当天日本政府发出福岛核电站进入“紧急状态”的声明之后，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核泄漏的传言，人们为日本捏着一把汗。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阴影还或多或少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种种核辐射遗留问题仍在提醒人们，核能很危险。
　　但事实上，福岛核电站在遭遇地震时反应堆便已自动停堆，而余热冷却系统所需电力需要从外部输入。不巧的是，由于地震强度太大，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外电网全部瘫痪，自身储备的应急柴油发电机在运行1小时后，也因为海啸的袭击而全部损毁，这导致核电站失去所有外部电源供应，使反应堆无法得到及时冷却。
　　由于失去冷却，反应堆的压力陡然升高，若不及时卸压，那么保护反应堆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全壳就会被损坏，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从12日凌晨起向外排放内部蒸汽，却在排放过程中发生氢气爆炸。
　　中核核电有限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由于无法得到真实情况，目前的猜测是，当时地震的时候可能把他们的冷却管道给破坏了，但是冷却管道有4套，只要有一套是完备的，就可以起到冷却作用。”然而对四套冷却系统为什么会全部失灵，该专业人士亦百思不得其解。与此同时，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柴油发电机也无法正常运作，该人士猜测，应该是被海啸引起的巨浪淹没导致机器故障。
　　而据日本媒体报道，与此天灾相对应的人为诱因是，福岛核电站一号机组已经服役40年，出现了一系列老化迹象，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的中性子脆化、热交换区气体废弃物处理系统出现腐蚀等。
　　对此，《纽约时报》撰文，披露这次福岛核电站事故所用的美国GE制造的沸水堆，早就被发现存在安全隐患。虽然其造价相对低廉，但其最后一道防线安全壳尺寸小，强度不够，很难抵御极端条件下的冲击。
　　资料显示，福岛核电站于1967年动工建设，1971年3月投入商业运行，是日本第一个核电站，属于早期的二代核电技术，受当时条件所限，技术并不完备。加之40年的服役期限，设备已经老化。
　　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
　　此次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在几位受访专家看来，不太可能在中国出现。
　　“我们现在的核电站有应急柴油发动机，而且都有定期检查，确保失去外部电源的时候可以继续工作。柴油发动机要经常做实验，确保外界灾害来临时它能自动投入。”上海市核学会高级顾问付满昌说。
　　“即使我们失去电源也不会出现福岛这样的状况，我们的除氢装置随时都在，而且我们用的是压水堆，而他们是沸水堆。”上述的中核核电工程人员表示。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更在公开场合表示，国内的核电站不惧怕地震。他解释，此次日本受影响的核电站采用的是二代核电技术，最大问题就在于遇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而我国即将使用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在反应堆上方顶着多个千吨级水箱，一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要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安全系统，巧妙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从而恢复核电站安全状态，是一种更加安全的设计。
　　陆启洲所言的第三代核电技术，便是国内在2007年从美国引进的AP1000机组，由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然而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到目前为止，国内从美国仅引进4台AP1000示范机组，计划分别应用在三门核电站和山东海阳核电站，第一台至2013年才正式投产，且是世界第一。
　　但实际上，即便在第三代核电技术中，除美国西屋公司研发的AP1000机组具备“非能动”系统之外，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其他技术，比如ABWR（福岛沸水堆机组BWR的改进机型），和EPR（在欧洲尤其是法国被大量应用），并不具备“非能动”的特性。
　　一位曾在我国南方从事核电站设计的工程师向时代周报记者称，AP1000技术尽管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并且目前不少国家都在加速推进AP1000的使用，但基于本次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及中国2013年开始服役的两台AP1000，“其他国家都放缓了对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投产，或许是想从中国的使用情况中获取更多的安全经验。”该工程师表示。
　　不过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核能博士石博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AP1000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而是在AP系列压水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系列压水堆的可靠性及安全性已经得到证实。
　　中国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各项建设对电力的需求很大，这个时候大力发展核电，建设最新型的核电站，看上去是最好的选择。“相比而言，在AP1000诞生地美国，几年前并没有大力发展核电的客观环境，所以美国人当时不建设新的AP1000也就合情合理。而经过这几年的发展，随着美国对能源政策的改变，新的核电站也开始建设。现在佐治亚州就有已经开工建设的AP1000核电站，但是相比中国，他们起步较晚。”石博说。
　　核电版图内迁
　　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到后期运用海水灌溉的方式来导出余热，这是遏制此类事故继续恶化的常规做法，这也是为什么核电站多建设在沿海的原因之一。我国的第二代核电技术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在其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一直都优先考虑在沿海地区建设。但近几年，核电站选址正从沿海向内陆渗透。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核电装机规划目标是，到2015年底达到约4000万千瓦，国内核电产业正步入“跃进”时期。（历经30余年发展，2010年底，我国核电装机才910万千瓦）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细节是，规划纲要称，“加快沿海省份核电发展，稳步推进中部省份核电建设”。
　　目前资料显示，在空间布局上，我国将形成“东中部核电带”，即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省区加快发展核电；稳步推进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吉林等中部省份内陆核电项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周大兵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促进核电发展措施的建议》，也建议国家支持电力企业发展核电，“推进核电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专业化”。
　　同时地方政府也热衷开发核电项目，前几年，地处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北和湖南等地地方政府积极争抢“内陆首批核电站”落户，使核电资源成为抢手的“香饽饽”。有分析人士认为，地方政府的这一冲动很大程度上在于，核电可以吸引高额投资。按照业内预算，每百万千瓦核电装机投资约120亿元。
　　然而核电站挺进内陆，其安全能否保障？
　　国际知名核电安全专家郁祖盛曾表示，全世界430个核电站中，70%以上在内陆，而AP1000本来就是为建在内陆而设计的。
　　然而上述中核核电公司的工程人员透露，所谓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在他看来只停留在实验理论的层面上，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第三代核电技术的设备真正投入使用生产。
　　核电跃进：中国准备好了吗？
　　截至2010年底，国家已核准核电机组32台，总装机容量3486万千瓦。目前，国内正在运营的核电机组共13台，总装机容量1080万千瓦，同时中国核电在建规模跃居全球第一。
　　“日本因地震发生的核泄漏事件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安排。”国家环保部副部长部长张力军在3月12日召开的发布会上称。
　　然而，中国作为第一个尝试建设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与其配套的管理与应急机制，是否都准备好了？
　　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管理体制是由国务院直属的国家核安全局负责核设施安全监管、卫生部负责放射源安全监管、环境保护局负责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和辐射环境监测。经过几轮政府机构改革，最终确定了由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对全国核安全、辐射安全、辐射环境保护实行统一监管。
　　事实上，上述问题已纳入决策层视野中。国家核安全局2009年年报显示，环保部已编制并向国务院上报了《“十一五”末至“十二五”期间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建设总体方案》，并启动了《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
　　尽管如此，政府在监管核安全方面的基本法律却长期缺位。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巡视员陈金元曾撰文指出，国际上所有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原子能法》、《核安全法》和类似于《核安全法》的法律，中国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在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方面存在法律空白。
　　在核能行业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付满昌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国内有一套关于核安全的法规，其中规定了厂址选择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而对核事故的应急处理措施和责任追究，又转为参照国际核公约标准，建设核电站时，供货商要按规定签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损害责令公约》，如发生事故要对周边国家造成的影响进行赔偿。
　　付满昌表示，目前因为国内缺少一部统一的原子能法，使得政府部门和运行企业各方面责任划分都不够清楚。
　　“原子能法在酝酿立法过程中公开征求过几次意见，但目前为止都一直没有成型。这是一个大问题，一直论证了好多年，但由于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始终没有达成统一，导致原子能法迟迟没有颁布。这次福岛事故对我们来说可以很好地总结经验达成共识，促进我们国家原子能法早日诞生。”付满昌表示。
　　核电发展可能会向第三代技术倾斜
　　本报记者 洪若琳 实习生 李悦 发自广州
　　时代周报：国内核电站的选址有什么依据，要经过哪些程序？
　　付满昌：先是科技院勘察，论证，然后再向国家核安全局提交报告，再有发改委的审批，才能确定选址。选址要考虑环境，包括周围的建筑物、交通等相关设施、人口密集程度、取水源等，是很复杂的过程。比如地震级等级太高的我们不会选择，断裂带不会选择。
　　时代周报：刚才你还说到水源，我们知道核电站选择在沿海地区就是考虑到离水源近，但最近几年的新建核电站中，有一些布局在内陆，它们的安全如何保证？
　　付满昌：严格讲应该是安全的，国际上有大部分核电站，比如法国，建立在内陆的核电站反而比沿海的多一些。内陆建核电站需要修建几个大型冷却塔，通过内水循环的办法进行冷却，而沿海可以直接用海水进行冷却，所以沿海建造稍微经济点。
　　时代周报：核电站建设筹备过程中，民众的知情权有保证吗？
　　付满昌：民众的知情权，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局都颁布了有关条例，在建造核电站的时候要向当地公众征求意见，作一些说明，这个工作是有的。
　　时代周报：其中包括向公众宣传核电的安全科普知识吗？
　　付满昌：当然有，我以前所负责的就是讲解科普知识，从科普的角度使群众重视核电安全，不要恐惧。核电站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次日本事故的原因主要是，9级地震已经超出了设计过程中考虑的那些因素范围的界限。总要有一个标准嘛，否则设计太高太昂贵，工程做到抗9级地震行不行？其实也是做得到的，但谁也负担不起啊。所以日本福岛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事件，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普遍现象。
　　时代周报：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