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争议江苏副省长仇和：我不是酷吏

chrisxsy

他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但是却很快从市委书记成为副省长。他给江苏宿迁留下争议，他的继任还是争议。本文通过专访，从他自己的口中讲述一个自己的形象.宿迁建市开始的改革引发争议——国有企业集体性拍卖改制、扣留干部工资用于城市建设、给老师下达招商任务、激进的城乡拆迁工作、医疗体制全面市场化改革……这些都与仇和有关

仇和：“媒体仇和”是一个中性的仇和，有锐意改革的一面，也有独断专行的一面。比如媒体说我的形象中，有酷吏的一面，最典型的一个细节是，一个干部说“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这个干部回忆强行拆迁时的惨烈，说铲车与公检法等部分的干部300多人，将老百姓甩到雨中。媒体描述过这个细节之后，接着用我的话，“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这样的描述，让读者看起来，好像是我领着干部去拆迁，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去过拆迁现场，那件事我也从不知情，更不会从这件事中推导出“中国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必须遵循压缩饼干式的发展逻辑”。宿迁在在仇和铁腕之下城市面貌改变已然改变



坐在南京市北京西路江苏省府办公楼里的仇和，总是逃避我们的追踪，我们以媒体独有的方式，在偶然间将他“捕获”，他不希望被我们瞩目，但我们依然将他和一群经济界的名流放在一起，认定他是推动中国转型的正面力量。

  我们在2006年的最后一期报纸上，推选他为年度人物，是因为他的“被提拔”。在2006年春天的江苏省人代会上，仇和当选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告别了他任职10年的宿迁市，告别了那个正由贫弱向富强过渡的苏北城市。我们的同行，在他泪别宿迁的报道中，描述了一个市委书记对一个欠发达城市的感情，记录了一个欠发达城市的民众和干部对一个市委书记的眷恋。本报也在他当选副省长的时候，发表过一个基于调查的评论，我们认为，仇和升迁的秘密，并不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复杂。他从宿迁转至南京，合乎提拔需要上头信任下头拥戴的“两头硬”的一般规律：与那些仕途顺当的优秀官员一样，仇和的屁股擦得很干净，不搞以权谋私那一套，他在乡下的兄弟姐妹，没有因为他“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和那些周末回省城度假的官员不同，他非但一个人去了贫瘠的苏北，还把妻儿从省城移居到苏北，恪尽职守，勤勉敬业；和那些在落后地区的官员一样，仇和天天喊“条件有限”，与那些天天喊先天不足的官员不同，他没有“等靠要”，没有做无为而治的“太平官”，而是敢想敢干敢冒风险，奋力走出穷困的“第四极”。

  我们认为，仇和的升迁是一个与普通副官员升迁迥然不同的值得重视的新闻事件，因为他的升职，否定了两年前公众对官场潜规则的猜测，自从仇和被媒体贴上“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标签，自以为深谙官场之道的人们便认定他的前途暗淡无光，甚至担心他能否全身而退。他的升迁，对那些和他一样锐意进取敢作敢为的官员，是一个鼓舞，是对不做事不犯错没有争议便可稳稳当当向前熬的用人规则的局部颠覆。他的被提拔是转型时期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风向标，给憧憬中国未来的人们以希望。未来的地方政治生态中，“宽容改革者，善待失败者，全面看待有争议者”或可成为主流。

  一份经济类媒体，推选仇和这样的政经人物为年度人物，是因为他的“被关注”。从“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到“缺点明显的英雄”，再到“令评论者左右为难的人物”，仇和成了新闻界和学术界关注中国转型时期改革方向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真实的仇和究竟怎样，在讲述者的眼中已经并不重要。人们需要从他引开话题，所有关于酷吏和青天的民间叙述，一切牵涉人治和法治的宏大叙事，好像在说他，其实说的又不是他。与其说公众在关注仇和，不如说公众在关注中国转型的命运。人们需要从他提出问题。转型时期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究竟要往何处去？什么样的探索才能让转型时期的中国付出最小的代价？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关注，才使仇和成为不易冷却的新闻人物。即使在他离开宿迁的2006年，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们，还为他在宿迁期间施行的医疗体制改革的好坏，争论不休。我们关注仇和，事实上是关注“宿迁医改”，关注“宿迁教改”。而我们对“宿迁改革”的关注，本质上又是对中国改革的关注。对我们这样一份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健康转型的媒体而言，关注仇和，根本上是对自己使命的关注。


  我们在转型尚未结束的今天，推选备受争议的他为年度人物，是因为他的“被忽略”。人们对仇和的争议至今未断，人们对他的强权和铁腕非议至今，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到宿迁市委书记的官宦生涯中，尽显强权之能事的“铁腕”行政。赞同者褒扬强权所到之处的高效率高业绩，反对者贬斥“铁腕”对人权乃至法治精神的伤害。我们无法用一把尺子评述这些争议的对和错，我们只是想强调，人们在议论仇和的时候忽略了他在制度建设上的探索，忽略了他在党内民主层面的实验，对转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价值。在宿迁这个欠发达城市，仇和探索了干部选拔制度中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为保证公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知情权，他在沭阳县率先搞起了任前公示，为保证一般干部拥有平等的参与权，他在宿豫区率先搞起了公推公选，为保证一般干部的被选择权，他在泗洪县率先搞起了乡镇书记直选，为保证民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监督权，他在泗阳县率先搞起了勤廉公示。这些不肆声张的实验，非但表明这位镀过金的海归官员，知晓 “西方原理”、通晓希腊故事、深谙国情乡情，还表明执政党执政方式的转变，中国在WTO时代的体制转轨，渴望稳健有序的社会转型。

  访谈

  我们以媒体独有的方式，将仇和和我们交流的内容，以他不太喜欢的方式，将未经仇和审阅的文字陈述于此。以期公众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仇和

  不是刻意低调，而是角色不同了

  经济观察报：您2006年当选江苏省副省长。履新不久，您在主政宿迁时期推行的医疗体制改革，便在全国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您作为当事人却一直保持着沉默，无论媒体怎样评说，您都是“拳打海绵，不作反弹”，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出版的一份官方杂志，将您定位为“低调省长”。您为什么要“低调”？

  仇和：我不是刻意低调，而是角色不同了。我在宿迁当市委书记，是一方主官，我力行的改革，所做的事情，虽然都是常委会集体决策，但总会不可避免染有个人的施政风格。到省政府之后，我是副省长，不再像过去那样抓全面工作，我不是决策者，而是决策的执行者，至多只是决策的参与者，作为分管交通、生产安全等“条条工作”的副省长，我的职责是把省委和省政府的精神落实到实处。

  我的角色的转变，决定了我应该多做少说，我应该与媒体保持距离。宿迁社会事业的各项改革，是我在任的时候作出的，但不是我一个人的改革，而是几百万宿迁人民的改革，我离开了，就不该再说什么，媒体的疑问应该由现在的宿迁市委市政府做出回答。我回答了，就有可能将一个市的热点变成一个省的热点，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我要做加法、做乘法，不能做减法，更不能做除法。

  所以，中央电视台几个节目组的采访要求，我都婉言谢绝了。我不是要保持神秘，更不是哪个组织或者哪个人不让我说，而是我刚刚所说的角色的转变。不仅仅在中国，即便是你们喜欢说的西方国家，也没有副职不经授权整天在媒体上露面的。

  “媒体仇和”与“真实仇和”并不吻合

  经济观察报：年底了，新闻媒体开始盘点即将过去的一年的人和事，您离开宿迁就职省府，结束了在一个地级市的改革探索，在媒体眼中，是2006年值得记住的一件大事。这不，有媒体已将您评选为2006年度十大改革人物了。从您2003年露面《南方周末》以来，您的媒体形象，是一个染有人治色彩的改革者形象，有些强悍，不够民主。我们想知道，“媒体仇和”是不是真正的“公民仇和”？您的媒体形象和真实形象有没有什么差异？

  仇和：当然有差异。“媒体仇和”是一个中性的仇和，有锐意改革的一面，也有独断专行的一面。比如媒体说我的形象中，有酷吏的一面，最典型的一个细节是，一个干部说“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这个干部回忆强行拆迁时的惨烈，说铲车与公检法等部分的干部300多人，将老百姓甩到雨中。媒体描述过这个细节之后，接着用我的话，“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这样的描述，让读者看起来，好像是我领着干部去拆迁，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去过拆迁现场，那件事我也从不知情，更不会从这件事中推导出“中国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必须遵循压缩饼干式的发展逻辑”。

  我认为，媒体是没有恶意的。他们表面上在写我，实际上在写中国，我只是他们借以透视中国改革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所以，我的形象就不可能不符号化。一个符号化的形象总是要展现冲突的。事实上，宿迁改革中的冲突并没有那么激烈，宿迁改革总体上是平稳的，有序推进的。虽然媒体说过去的我是“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我自己也跟媒体说过，“不要怕改革起争议，也不要怕犯错误”。但是，我具体做事的时候，总是努力将争议降低到最小程度，尽最大努力不犯错误少犯错误，我在宿迁，任何一项改革，没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我是不会做的，因为我承担不了失败的风险。

  我从未逾越过权力的边界

  经济观察报：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治的方法论还不能完全摆脱，法治的诉求又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人治向法治过渡的历史时期，您似乎成了人治的代名词，以人治为要义的“仇和现象”成了新闻界和学术界探讨中国转型的标本，记者和学者认为您是有缺点的时代英雄，他们在肯定您的时候，总不忘提醒您注意民主，注意划清权力的边界。对此，您怎么看？

  仇和：我认为这是外界不了解我，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结果。我始终将权力运作在法律、政策和制度的框架内。

  我做事一贯讲究民主。我在宿迁任职期间，北京的一位高级干部率考察组去宿迁考察我。他们找市里的干部谈话，范围很大。谈话结束后，问我怎么看待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我想，可能他们事先听到过我作风不民主的传闻吧。我说，民主集中制的关键不在于集中，而在于民主。你说是开会讨论的方式更民主，还是事先一对一谈话更民主？开会的时候，我是“一把手”，我表态过后，一般能有多少异议呢？可是，一旦我一对一谈话、交心，情况就不同了，不同意见就会真诚地表达出来。我做市委书记累，累就累在一对一谈话的民主上，从市委常委，到党政班子，到市级领导班子，挨个谈，挨个征求意见，你说累不累？可是，我们的改革能够稳定有效地推行，也得益于此。最后，考察组的问号变成了感叹号。

  我做事特别看重制度。我做市委书记，做得最多的是制度创新。比如说，选拔干部。我们率先实验了制度创新。我认为干部选拔最重要的是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为了保证干部群众的知情权，我在沭阳率先搞起了任前公示；为了保证一般干部拥有平等的参与权，我在宿豫区率先搞起了公推公选；为了保证一般干部的被选择权，我在泗洪县率先搞起了乡镇书记直选；为了保证干部群众的监督权，我在泗阳县率先搞起了勤廉公示。

  由于制度建设搞得好，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宿迁的女干部，没有一个是我任命的。的确如此，她们都是经过公开招考，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公推公选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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