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外交家：从罗斯福到布什原文标题/不聪明的人：一个阶层的衰落

dorm99

在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乔治·布什的75年中，美国外交政策上真正创造性的时刻在哪里？很少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内在的困难，在有些人看来是创造性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是陈腐乏味的。更糟糕的是，任何类似分析都可能面临把过去浪漫化的风险，这实际上是暗示曾经存在创造性非常强的时刻，此后我们经历了衰退期。这个说法过于简单化，可能引起争论的是这样的观点：罗斯福执政时期是外交政策大胆革新的时刻，在杜鲁门时期和不那么灿烂的艾森豪威尔时期得到继续和实际上的认可和推行，虽然没有大幅度扩展。

    从约翰·肯尼迪开始经过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一直到吉米·卡特是战后外交政策的第二阶段，我们看到了剧烈的变化，既有值得庆贺的巨大成就也有引人瞩目的失败。但是，在从里根开始持续经过克林顿和两个布什的第三阶段，我们看到了更大的失败和更少的明显成功。
    详细考察外交政策制订者的这三代变化后得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似乎并非完全夸大的说法。这比那些更愿意看到这阶段是稳定的间歇性进步时期的观点更接近现实。显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种衰落：是把它归咎于主导国家外交政策的个人能力不足，还是更加困难的几乎无法驾驭的外交政策议题，还是智慧的缺陷。我个人认为三种情况都有，其中最后一个是决定性因素。我们生活在一个智慧匮乏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比前一个时代更贫瘠，我更愿意把现在称为“美国的蝗虫年代”。
    把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就是提出某些人看来发生温和冲突的两个立场。虽然不能说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及杜鲁门在同一个档次上，但他采取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前任定下来的，或者是在众多曾经服务与这两个战时总统的杰出幕僚的建议下出台的。要描写他们的执政时期就必须考虑众多不同的领袖如马歇尔将军和艾奇逊、杰出外交家乔治·凯南和查尔斯·博伦（Charles Bohlen）等，以及美国在进行政策革新时都必须参考的在关键时期设计外交政策的杰出人才。同样也不能忽略总统的密友如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萨默斯·威尔斯（Sumner Welles）等的作用。
    只是在罗斯福的第二任期，纳粹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时，他才把注意力转向外交政策，外交才成为他考虑的主要问题。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是国务卿，罗斯福认识到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不同，不是这位国务卿的强项。这不仅是简单的虚荣心问题，罗斯福像国家的其他几个人一样理解外交事务，他在担任威尔逊总统的海军部次长的八年里了解了很多总统能做和不能做的事。当欧洲爆发战争时，罗斯福看到增强政府力量的必要性，所以与杰出的共和党人合作，吸纳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担任战争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但任海军部长。史汀生是共和党政府中的资深官员，曾是胡佛政府的国务卿，后来他是罗斯福内阁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在总统手下工作时间更长的人更有分量。但是在战争的最高潮，没有人认为他是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外交一直是总统的特权，罗斯福确认没有人认真想过在这个领域挑战他的权威。
    有人认为，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的跨越大西洋的最主要盟友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总统的地缘政治首席导师。但罗斯福对丘吉尔一向很警惕，觉得他是个顽固守旧的帝国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接受或者赞同他的策略或者战略建议。哈里·霍普金斯作为宝贵的助手，担任了总统和丘吉尔及斯大林的沟通者，但罗斯福从来不怀疑他自己能直接理解这些领袖。他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决策充分表现出他作为最高统帅的力量。虽然专业顾问、外交家如博伦被指派陪伴总统前往雅尔塔，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对总统的影响力有多大。实际上，战争岁月里最不寻常的事是成功和失败有多少归功于罗斯福本人。自威尔逊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白宫的主人像罗斯福这样完全掌控国家的外交政策。他显然得到大众的支持，能够控制国会中的民主党多数，四次成功地总统竞选使他享有独特的卓越地位。
    随着罗斯福去世，哈里·杜鲁门入主椭圆形办公室，情形发生巨大的变化。杜鲁门从来不相信他在参议院的工作经历能带给他处理外交事务的任何特别能力，最终他求助于最伟大的二战英雄之一马歇尔。马歇尔谦逊但是坚定，在战争期间，他作为陆军参谋长学到很多外交知识。杜鲁门正确地看到马歇尔的庄重、谨慎和决断，给予他接近敬畏的尊重。在马歇尔的帮助下，他采取了给予似乎受到共产主义接收威胁的希腊和土耳其经济援助的四点项目，更重要的是，创立了根据马歇尔的名字命名的经济援助项目，为艰难的西欧民主国家提供帮助。马歇尔退休后，杜鲁门任命其忠诚的副手艾奇逊接替。再次，杜鲁门和新国务卿的关系的特征是一方绝对信任，另一方绝对忠诚。这种信任受到一直在政府中寻找共产主义者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指控的严峻挑战。但是杜鲁门从来没有屈服于这位来自威斯康星的参议员在国会和媒体上连续施加的压力。
    杜鲁门年代是冒险的美国外交时代。1924的改革使得美国的外交领域不再是有钱有势者的禁脔，从而诞生了新一代杰出外交官，最著名的就是乔治·凯南。他那署名为 X的著名文章首次发表在《外交事务》上，表现了美国对苏联性格和野心的新思考。美国名牌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得益于革新的联邦支持项目，呈现出新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国家逐渐认识到被打败的敌人---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品质，认识到欧洲盟友尤其是英国的品质。在一战前或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美国从来没有像在杜鲁门时代那样如此有想象力地专注于世界事务。这确实是美国外交的黄金时代。
    杜鲁门的外交是受灵感支配的，他实现了两个无法否认的伟大目标：创立了忠诚于他赞同的政策的欧洲民主国家联盟，发展了给予美国及其盟友更大安全的新机构。因为对苏联越来越怀疑，杜鲁门接受了凯南对苏联意图的严厉然而准确的判断，在第二任期开始了导致创立北约的过程，美国同意加入的最重要联盟。他还确保了日本继续作为美国的忠诚盟友。虽然批评家指责他“丢掉了中国”，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他能否阻止毛**上台。杜鲁门时代是一个从前没有尝试过的重大外交谈判接连不断的时代，他之后的政府从来没有如此系统和成功地推行过。
    艾森豪威尔没有取得类似的重大成就。虽然他履行承诺，成功地终止了朝鲜战争，这是他早期的成果之一。艾森豪威尔主要依靠他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本来有很多机会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斯大林死后，但他从来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在他当政期间冷战继续。1956年，当英国、法国、以色列反对埃及时，艾森豪威尔表现出对盟友的敌意，这反映在他对他们独立性的愤怒。在他看来，美国是阻止俄罗斯团伙的超级大国，盟友应该表现出对这个大国的效忠。在第二任期像第一任期一样，杜勒斯因为生病不能认识到欧洲出现的新条件，停滞代替了政策。艾森豪威尔时代没有可以与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相比的政治成就。
    艾森豪威尔不明白美国在战后初期享受的世界霸权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在美国大力帮助下，欧洲的经济恢复保证了它不再像从前城市成为废墟、经济崩溃时那样消极苟安。虽然许多美国人夸大了苏联的进步，过分渲染了其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功，但是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1950年代后期似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显得无计可施了。他们是在很少反映新现实的欧洲和亚洲战场上作战的老兵。虽然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成功地避免了后来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非常普遍的那种战争而得到称赞，但他们的外交和政治遗产实在微不足道的。
    这里我们来到战后外交政策的第二阶段，以新一代“聪明人”为特征，像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等官员，他们对越南战争感到困惑，不断表现出理解能力的局限性。从理论上说，肯尼迪上台把国家从曾经成为最经常批评的呆滞中带出来。肯尼迪比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更多依赖教授帮他确立外交政策，他们期待这些政策应该是创新的和有效的。在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副手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以及一直在场的弟弟罗伯特辅佐下，肯尼迪总统（想象自己是外交政策专家）开始了大胆的行动，决定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罗。入侵的结果是一场灾难。赫鲁晓夫后来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相信它们不会被马上侦查出来，总统也不敢挑战他，但结果证明双方都是错误的。常常被描述为肯尼迪最风光时刻的苏联溃败当然给予他世界性名声，但他遭到暗杀使得他没有机会开始第二个任期，他本来充满自信地期待弥补第一任期的缺陷。
    人们怎么解释这个英雄总统的一千天外交政策的成就寥寥呢？约翰·肯尼迪或许是战后总统中最被过高评价的总统。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肯尼思·加尔布雷思（Kenneth Galbraith）大力宣扬他是具有独特天才的政治领袖，从而掩盖了寥寥无几的政治成就。今天看来这比他不合时宜的死亡更加明显。他执政的一千天并没有取得伟大成就，而是差点没有避免更大失败。约翰逊遵循肯尼迪的政策---想象这是对倒下的英雄的忠诚---犯了根本性错误，继续进行他认为能够取得胜利的越南战争。他不明白战争的本质和美国从前打的战争完全不同，没有看到这让他在欧洲盟友眼中更加陌生，这些人曾经是更早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合作的支柱。
    约翰逊直到军事政策彻底失败，战争进一步扩大已经注定要成为灾难的时候才更换肯尼迪的人马。邦迪和麦克纳马拉都不应该留任，约翰逊受到他们情报的欺骗选择让他们留任。约翰逊的亲信中没有一个人敢发表不同意见。身边是那些真正害怕他的人，知道他们已经同意了他采取的政策，为了明知他会赞同的目的坚持不懈地工作。当约翰逊最终认识到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企图脱身时，政府中很少人能够帮助他迅速地实现这个目标。他的错误导致了未来的继任者赫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选举失败，让一个许多人曾经认为不可能东山再起的政治失败者再次上台。
    尼克松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区别就像肯尼迪政府和杜鲁门政府的区别一样大。尼克松的意义最大的任命当然是亨利·基辛格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虽然很少了解这个德国犹太人知识分子的人想象他可能像其哈佛前任邦迪一样，但是两者的差别实在太大了。邦迪对总统办公室印象深刻，尊重传统和最近的前任，缺乏基辛格的敏锐思想。坦率地说，邦迪是他人的超级仆人，基辛格则渴望塑造这种外表，但实际上有更大野心，也就是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他发表文章显示了他的独创性，这是邦迪无法相提并论的。邦迪有崇拜的英雄，包括史汀生和其他著名美国官员，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在思想上或者政治上能超越他们的人。基辛格则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尊重和节制。虽然有些人认为他是梅特涅或者俾斯麦的学生，在我看来，他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学生，这是让人怀疑的，浪漫化的认同。不那么浪漫的描写是把他描述为寻求老师从来没有走过的思想道路的欧洲犹太人移民学者。他得益于其德国军事占领下的经历以及极好的哈佛本科和研究生教育。
    他引进政府的那些人，虽然很有才华，但决不是思想上的平等者。为一非常古怪的主人---尼克松总统服务，基辛格很早就知道如何与他相处，如何排除他人对总统产生的任何可比性影响。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两个人合作大幅减少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承诺，总统从一开始就宣称他的唯一目的是和北越友好相处，确保南越的生存。尼克松不害怕入侵柬埔寨，能够承受那些无法看到战争扩大的合法性的人的最严厉批评，这显示了即使在普遍被认为非常敌对的政治环境下，他都能坚持的决心。
    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试图像尼克松一样管理，严重依赖基辛格，但最后还是卸下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职务。他最有意义的行动是提拔狄克·切尼（Dick Cheney）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进入国家政治生活，让他们在后来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也提拔了基辛格发现的官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
    吉米·卡特或许是20世纪后期总统中最古怪的一位。他勤奋和虔诚，缺乏前任克服巨大政治和军事障碍的政治敏感。卡特或许是威尔逊开创的民主党总统时代影响最小的总统。以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作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万斯（Cyrus Vance）作为国务卿，卡特想象他拥有像任何共和党那样杰出的外交政策团队。他在自我欺骗。布热津斯基根本不是基辛格的对手，万斯虽然可敬和尽职，却缺乏像艾奇逊那样在最困难时期表现出令人敬畏的力量和勇气。最后，卡特宣称带着美德而来，但这些不足以弥补他对外交政策决策复杂性认识的缺乏。卡特假装知识渊博，却缺乏可能纠正他错误的对话者。他那谦逊的姿态掩盖了很少压抑很少控制的傲慢。战后外交政策的这第二个阶段在创造性和野心方面都不如第一阶段，但很少像即将到来的阶段那样乏味和思想贫乏。
    就在人们观察这最后阶段的时候，人们看到和许多总统以及为总统服务的人一样，他们的野心还在，但是成功所依靠的工具和人才不再是明显的或者那么容易得到了。在共和党重新执政的里根时代以后，只有一个民主党总统，而比尔·克林顿根本不能宣称是主要的外交政策革新者，虽然在他兴高采烈的时候想象自己赢得了那样的崇高地位。里根当然是如此，但这并不仅因为他帮助摧毁了苏联，苏联的最终解体发生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如果在这些过去的年代没有新的艾奇逊，当然也没有新的基辛格。为里根和布什服务的共和党人，如军人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文职人员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相信他们在政治领域获得了相当成功。
    尽管里根上台时非常幸运，他的执政初期很困难，在很多方面前景并不看好。罗纳德·里根生活在很少大观点的时代，但它们保护他避免自由派前任因为过高估计苏联的影响和力量所犯的错误。因为复杂的原因，里根认识到苏联并不像他们假装的那样可怕。他从来没有觉得苏联的军事力量有多么了不起，想象美国的力量超过对手，民主国家的优势是苏联绝对没有的。
    里根试图出现在苏联解体的现场，虽然最后一场演出是在他的继任者布什时期出现的，但他仍然获得了这个成就的大部分荣耀。他把权力扩大的总统办公室留给副总统，布什能够在海湾战争中通过轻易的胜利赢得相当的荣誉。老布什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暗淡，虽然许多人大大地夸张了他的政治经验，这些经根本不像他自己或者同党假装的那样伟大，也不像现在许多人宣称的那样。他的成就在当时也许很伟大，但是和里根试图要完成的伟业相比就不那么让人印象深刻了。
    这对比尔·克林顿来说更是如此。这个喋喋不休、趾高气扬的民主党“冒牌货”表现出引人注目的魅力，常常保护他免受众多和有影响力的敌人的进攻。他的遗产其实并无实质内容，只是在和后任相比才显得突出。克林顿上台时并没有坚实的外交政策资格，他的国务卿也没有给予他做出独特成就的建议。可以提出的观点是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年纪太大，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思想上并不适合这个职务。但克林顿的重大错误是他相信自己理解外交政策问题，可以亲自处理。他的相对受灵感驱使的任命是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非常复杂的波黑议题上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克林顿的其他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平庸和呆板之辈。
    小布什当选带给白宫一个缺乏任何指导外交政策的能力的人。随他而来的是副总统切尼，一个狡猾的但意识形态观念很强的人，许多人认为他有思想力量，实际上，切尼带来的不过是假装成为地缘政治智慧的新保守主义口号。没有切尼的布什本来可能被认为是政府中的新手，因为有了他，布什似乎更坚定和勇敢，决心要表现出自己的力量。走路姿势或许没有话语那么明显，你只要看看布什常常乏味的、有时缺乏连贯性的讲话就知道其水平如何了。2001年开始的八年总统间隙是一段战争和思想停滞的时期。没有人怀疑如果戈尔执政，情况肯定不一样。美国国民在2000年选举布什和2004年重新选他，因此必须为这两个错误付出沉重代价。现在对奥巴马政府做出评价为时尚早，但是21世纪前9年总统职务衰落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
    我们不可避免要提出的问题是：第一阶段，也就是罗斯福和杜鲁门阶段是创造性的，如果是，为什么？第二阶段创造性就不那么大了，为什么？最后，为什么当今时代显得如此贫瘠荒凉？
    我们需要考虑三个观点。第一，挑选总统候选人的新方法有可能不像拥有民主偏见的最初称赞民主的人期待和相信的那么好了。简而言之，给我们像布什父子、克林顿、里根之流的初选已经证明它不像给予我们具有伟大政治天才那么有效了，大众性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不像曾经给我们像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那样的人那么有效了。
    第二，为当代总统服务的那些人是否不像从前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那样有才干了？提几个著名的人物，希拉里·克林顿、赖斯、奥尔布赖特是否不像艾奇逊、马歇尔、迪安·腊斯克那么厉害了?或者为了避免任何性别歧视的隐含意义，我们在鲍威尔、舒尔茨、詹姆斯斯坦贝克身上能看到哈里·霍普金斯、约翰·麦考利（John McCloy）、詹姆斯·弗里斯托（James Forestall）的本事吗?最近一些年影响很大的桑迪·伯格（Sandy Berger）和托尼·莱克（Tony Lake）等人能和邦迪、基辛格这样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样的人相比吗？是否可以设想那些愿意担任联邦政府官员的人的素质在下降呢？
    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已经不再理解当代外交政策议题的复杂性，是否在定义它们时感到无助呢？我们不再拥有单一的敌人，要要确定哪个坏蛋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再能带领一个愿意听从我们指导的欧洲（亚洲）国家的联盟，他们已经变得强大和野心勃勃。今天的美国不再享有从前轻易得来的信心了。

    简而言之，我们似乎生活在思想空虚的时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很快找到从现有困境中摆脱的出口。巴拉克·奥巴马任命担任外交政策职务的人表现出革新的前景吗？他们中是否有太多克林顿的“翻版”？这是不可避免的吗？新总统难道不应该寻找新一代能干的政府官员吗？他在寻找这些人时从哪里得到建议呢？美国的名牌大学吗？所谓的著名“智库”吗？还是国家最有前途的著名年轻律师？还是在这些地方找同类人，那些智力平平、政治滑头、不能应对周围挑战的男男女女呢？
译自：The Unwise Men: The Decline of a Caste Stephen R. Graubard

作者简介：斯蒂芬·格劳巴德（Stephen R. Graubard）是美国艺术科学学院杂志《代达罗斯》前任编辑，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
http://www.worldaffairsjournal.org/2009%20-%20Summer/full-Graubar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