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质量”系列：论不平等迪特里希·汝什麦尔

wuliumu

迪特里希·汝什麦尔是社会学教授，布朗大学国际关系小查尔斯·蒂林哈斯特名誉退休教授。他目前是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在衡量民主质量时，平等可以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维度。最重要的是政治平等，而不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平等。然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结构，却与政治平等息息相关，对其形成非常深远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统治阶级可以将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力资源直接用于政治领域。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或者其对教育、 文化产品和大众交流的影响力——即所谓的“文化霸权”，采取间接的方式以塑造平民的观点、价值和偏好。如果这些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控制，政治平等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无论是最小限度的民主，还是最为正式化的民主，民主作为一种形式，都通过给每一个成年人平等的选举权，从而创造了政治平等的途径。然而民主理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样。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的那样，民主需要 “政府对其民众的偏好做出持续的反应， 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平等”。1这种理想化状态与权力及影响力所塑造的社会结构中的政治决策相左，二者陷入不可避免的紧张冲突关系。民主平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随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差异，几乎每个世纪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每一个事例中，这种“平等差距”代表着统治群体和 “大众”之间的妥协。我们大概知道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妥协，譬如像社会内部权力平衡，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国际权力集团，机构和基层群体享有文化自治的程度以及统治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将民主化视为对他们利益的威胁。2
     
    甚至民主最基本的形式都需要一定的区域自治以便政治决策的形成。因而，一定要将政治与权力的整体框架和社会不平等体系的全部“区别”开来。 传统上，民主政策被定义为言论结社自由，广泛投票的规范选举以及政府对所选人民代表的负责。这种治理在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下永远不可能存在， 因为其将政治权力和控制劳力及生产工具混为一谈。 批评家认为，传统的民主定义只是“形式上的”， 因为它只能在政治领域内发挥优势(保护竞争和言论结社自由)，却忽视了更广或更微小的方面，而正是这些方面的社会不平等造成了政治不平等。
     
    初步观察可以得出两种重要的差别： 第一，将在相对自治的政治领域内促进或削弱政治平等的结构和过程，与那些限制或滋长始于其他生活领域的政治不平等结构和过程分别开来。在这，有一个关键问题：即一个人能阻止金钱和地位转化为政治优势吗? 如果可以，怎么阻止? 第二，将阻止社会不平等流入政治领域的措施，和那些直接处理当社会经济不平等（因为担心其影响政治平等的程度和范围）政策区分开来。  
     
    我们显然不能说促进政治平等是确定无疑的目标。它的主要利益还存在争议。可能其实现还意味着对其他竞争性价值观的放弃。与更大的政治平等相反，是基于利益，还是原则，主要取决于话题是特有的狭窄的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经济到政治优势的转化，或者是社会不平等对政治领域的整体影响。
     
    规范性问题和竞争性价值
     
    逐渐提高的政治平等就意味着绝对的好处吗? 或者其是以其他重要的价值观为代价? 如果有替代的东西，我们又如何判断不同的结果? 这篇文章不会解决这些规范性问题。但是鉴于平等讨论过程中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重叠，我们可以对某些重大问题进行评价，并发表自己的观点。
     
    即使我单纯讨论政治领域的问题，还是存在两大因素尽可能的阻碍政治平等。第一就是 “大众”并没有能力选择合理的政策。第二就是增加参加的人数会让协调体系负荷过重、难以控制。民主统治的传统形式——代议民主，通过在选民和集体行动的结果之间设立专门的国家设置(也就是当选官员)以解决这些阻碍。3一旦我们认为代议民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选民能力问题和协调问题就会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很大不同。在评估任何具体性事件时，这种不同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无论是选民能力还是人数，都会造成效率和成本问题。成本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很麻烦， 与另外一种相比较，在三方面其显得更为重要：第一，只有在考虑所追求的目标时，“效率”才具有深远的意义，而这反过来又依赖于物质和非物质利益，这些利益恰恰经常造成了人们之间的分歧；第二，存在一个理性原则，认为那些利益受到集体决策影响的政治集团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有权发表其意见，即便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影响到的利益应当重于有限的竞争力；最后，政治平等就是承认所有公民作为人类应有的尊严，有权要求互惠的政策。

     
    这些都说明尽量的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率是一个好的主意。实际上，这还可能是一个特别好主意，因为一些提高效率的因素----高质量的普及教育、多样化的信息来源及分析和代表那些可能成为不利因素利益的可信组织---也会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促进政治平等。
     
    限制将其他领域的资本转化为政治优势根本就是自相矛盾。政治领域以外平分财产的政策提议更是遭到反对，因为流动人口的影响太难控制。
     
    最显著的争论焦点围绕着经济资产的政治化用途的。美国最高法院规定政治职位竞选中的花费就像言论自由一样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让很多人很愤怒，因为这种扩大的言论自由被视为凌驾于民主平等之上。实际上，法院处理经济不平等时就好像它和民主政治的进程无关，拒绝直接限制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利益。建立这种限制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包括公共竞选在内的融资要视候选人的个人贡献的接受程度和提供给所有合格候选人的免费电视时间(这是现代竞选的主要花费)而定。但是这些措施都面临政治阻碍，没有一种可以完全将资金流动和政治完全分离开，因为利益集团总会找到办法绕开法律规定。
     
    经济不平等对政治平等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竞选阵营竞技场的问题。财富可以不同程度上影响政策如何制定和执行。市场独占和供应垄断的能力尤其容易转变为政治交易的优势。各级政府都依赖于大公司的投资计划。中央政府也是如此，因为资本跨国界的流动也在逐渐增加。此外，大多数人将经济安全依赖于就业率。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失业的威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它确实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活力有着很大影响。失业的威胁不仅加强了工作原则，而且还协调了工人与大公司之间的利益。
     
    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法律试图限制经济霸权的产生和运行。但是这些措施最多只是减缓了公司所有权集中的趋势。这些政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在严格的经济背景下限制这种权力的不平衡，却并没有削弱他们对政治的影响。有些国家通过限制辞退的法律条文来保证的就业安全，从而相较于其他国家更为稳定。但是，这些措施目前却被攻击为“劳动市场的僵化”，其在很大程度上遭遇延缓，甚至从长期来看，其还有可能加剧失业的影响。更重要的政策还有宏观经济政策， 其强调为工人提供培训和再培训的机会，与帮助工人度过失业时期所采取的收入替代政策-不同。如果比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高失业率对政治的影响，在那个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者经常没有任何依靠依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和部分西欧尽管有着同样的高失业率， 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支持为失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候。由此可见，收入安全的程度显得十分重要。
     
    试图进一步限制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利益将会遭到基本意识形态的反对，或者，更为重要的是，其将遭遇实用主义的反对，因为在其看来，对平等的追求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尽管对于企业家和资本家而言，从原则上，促进政治平等比经济自由的价值更为重要，但是，在西方国家，人们却更加相信，为了（政治平等）而使市场（即经济）妥协的措施却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具广泛性的福利体制更是坚持认为，市场机制的保护应当和相对慷慨的补偿措施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市场在社会上可持续运转下去。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