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自由

CampusHR

独立的媒体部门可以确保信息的自由流动，这在民主社会中是极端重要的。从许多国家的案例中，笔者勾勒出了自由媒体所起的四个基本作用：促使政府领导人对人民负责，提请公众注意需要关注的事情，教育公民以使他们能做出有见识的决定，在市民社会中保持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艾伦﹒休默是位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学媒体与社会中心主任。

当一个人看到新闻媒体甚至能够挑战和揭露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力的领导人的时候，他可能会感到惊讶：为什么要容忍自由出版？为什么不退回到政府控制媒体的思路上去，限制人民能说什么话、能发表什么言论，以及限制人民*会的权利？

答案是，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有最大程度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民主政治。
信息就是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希望享受由法治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益处，就必须建立一种可以保证实施人民监督的有力的制度。如果科学技术要获得发展，思想就必须得到公开分享。

如果政府由于对人民负责因而获得尊重，自由、独立的新闻媒体在此过程中也极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佛逊坚持认为，美国宪法包含公众自由说话、自由出版和公共*会的权利。

“如果要我在有政府而没报纸和有报纸而没政府二者之间选择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在1787年写道。这并非因为在他担任总统时报纸对他是友善的，（其实当时的）报纸照样使他难堪。

但是杰佛逊一直坚定地支持媒体，甚至在媒体的监督给他带来了痛苦时也是如此，因为他认为，没有这样的责任，没有不受限制的思想交流，一个国家的创造性成长就要受到抑制，它的人民就没有自由。

独立媒体在民主政治中有四个关键作用。首先，对于有权力的人来说，媒体是一个监督员，能够促使他们对人民负责。第二，对于那些需要引起注意的事项，它可以提请公众加以关注。第三，它可以教育公民，让他们能够作出政治抉择。第四，它可以把人民互相联系起来，在市民社会中起到一种社会“粘接剂”的作用。

促使政府负起责任

监督员功能通常是最难以实现的功能。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一般并不希望透明，特别是在不存在公众监督传统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例如，在曾属于前苏联的格鲁吉亚，鲁斯塔维电视二台（Rustavi II）播出了经核实的有关政府腐败的调查报告。当政府试图关闭该电视台而不是去纠正问题的时候，市民举行大规模*会进行抗议。他们保护独立媒体的行动迫使政府解除了有腐败行为的内阁成员的职务，并允许鲁斯塔维电视二台继续播出。

另一个例子来自印度。一名进行秘密调查的英特网网站——泰赫尔卡网站（tehelka.com）的记者拍摄下了人民党（Bhartiya Janata Party）主席班加鲁﹒拉克斯曼（Bangaru Laxman）接受资金的录象，他认为这笔资金与一桩武器交易有关。公众作出了强烈抗议，把几名资深的内阁部长赶下了台。

媒体通过诚实工作，促使政府负责，这有助于法治，因而利于创造国家稳定的局面。这种稳定局面使国家对于长期经济投资具有比较好的吸引力。

“言论自由和信息交换并不只是奢侈品，全球的商务、政治、文化都越来越强地依赖于它，”Internews的创始人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说。Internews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它已在50多个国家中帮助培训和建立了独立媒体。

强调需要关注的事情

如果没有自由、独立的媒体，那么提供公共信息和公共安全的全部责任就都落在政府身上。此时公众参与的缺乏将严重破坏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增长。

例如在2003年，中国媒体没有准确报道传染病萨斯传播的苗头，因为它们都按照政府的期望行事，尽量淡化危机。因此，当这种致命性的疾病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区未得到控制而疯狂扩散时，公众没有得到任何警告。不知情的市民继续着他们危险的生活方式，促使疾病进一步扩散。当邻居中的发病人数攀升时，一些人开始恐慌起来，旅游者和国际投资者也开始神经过敏。当独立报纸《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北京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报道萨斯病例实际数量的时候，一些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政府官员失去了信任，并将他们的雇员撤出了中国。中国政府后来终于认识到，应当将实际危险和问题范围告诉公众，以便阻止疾病的传播和恢复政府的信誉。这个案例表明，在当地媒体不准自由报道的时候，独立的外国媒体代表人民的利益，促使政府负起了它应负的责任。


教育公民

在媒体能够自由地发挥作用的时候，当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元素。除了对当地的公共机构起一种监督人的作用，以及警告公众注意安全事项以外，他们还可以帮助公民理解和进入（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处在远方的政府。

例如，在几年以前的乌拉圭经济危机时期，当国内最大的四个银行关闭以后，在Tucuarembo城的一位老人打电话给一家当地的广播电台寻求帮助。这位老人的妻子生病了，可是他却无法把银行帐户上的钱取出来给妻子看病。Zorilla电台的节目制作人联系到了他本地的议员，这位议员帮助老人联系上了财政部长，老人得知一部紧急立法已经通过，这部立法允许象他这样的人能够存取自己的银行帐户。

象本例中那样，Tucuarembo城的广播电台制作人帮助本地人民与政府联系、或帮助人民互相联系以获得服务，其实是一种常规情况。听众会打电话进来请求寻找难找的书、丢失的狗、工作机会或者工人。Zorilla电台并不仅是一块社区的公告板和社区与政府间的调解人，根据玛丽亚﹒马丁（Maria Martin）的介绍，它也提供新闻广播、电话来访讨论以及各种会见；玛丽亚﹒马丁是一位美国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人，她曾在那个电台工作过，对它的成功印象很深。

乌兹别克斯坦安格伦（Angren）市的市民，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媒体——TV-Orbita电视台。市民们打电话给TV-Orbita电视台，电视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报道他们的抱怨以及其他城市问题。权威人士和市民都观看它的新闻节目。当政府为了限制其政治影响力而试图关闭电视台时，公众和赞助人举行了抗议，政府只能让它重新开播。

联系人民

注意当地新闻甚至能够拯救人的生命。在2005年卡特里那飓风横扫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时候，当地的越南移民家庭就从一个小功率的越南语社区电台得到了警报，那个电台告诉他们到哪儿就安全了，并且可以找到他们的越南裔美国人邻居。

从阿富汗的咯布尔向南走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苏丹（Sultan）大坝，2005年三月29日苏丹大坝开始垮塌的时候，Ghaznawiyaan电台的记者叫来了地方长官，这位地方长官在电台发表了一个讲话，指出所有村民都需要撤离。在大坝垮塌之前这个讲话为民众所获知，随后洪水冲走了许多村庄的商店和房屋。“我正在收听Ghaznawiyaan电台，当它开始谈论苏丹水坝的时候，我调大了音量，我得知我们必须赶快跑。”一位居民说。电台的快速报道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后来洪水将城市分隔成两块区域，这家电台继续在两块区域之间起联系作用。

世界银行的跟踪研究发现，媒体的开放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正面的作用。它的《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研究了97个国家，结果发现，具有私有的、独立的本地媒体的国家，其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都比较高，腐败比较少，经济系统比较透明。

无疑，自由的新闻界也并不总能很好地完成其任务，开放媒体可能带来非预想的结果。但新闻媒体越能均衡地提供新闻和社区讨论，公众就越会承认其价值。这种公民信息是民主制度的燃料。人民将更好地受到教育，将更多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通过提供一种论坛，使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能被听到，媒体能够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和提供各种各样的观点，其重要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恐怖主义研究专家杰西卡﹒斯特林（Jessica Stern）就注意到，觉得蒙受羞辱，觉得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或得不到尊重，通常会使恐怖主义得到增强。

正如Internews的戴维﹒霍夫曼指出的那样，“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Sandinistas）到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反叛者身上都可以发现这一点：让反对派组织进入体制内部，可以将国内斗争转到一种非暴力的路线上来。”

世界银行的另一份报告《与穷人协商》研究了23个国家的2万穷人后发现，“穷人和富人的最大区别是缺乏声音。他们无法表示意见。他们无法将自己的想法传送到权力部门。他们无法让别人看到自己面临的不平等环境。我们会见过的这些人中没有哲学博士，但他们却知道贫穷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首先谈论的并不是钱。他们缺乏声音，缺乏将他们自己的想法传递出去的能力。”

一个生气勃勃的媒体部门，包括竞争性的独立的报纸、广播电台、英特网网站和电视台，能够让这些声音都被人们听到。这些媒体将提请人们注意有关的问题，鼓励我们的市民和政府官员去讨论它们，让即使是一贫如洗的人也可以得到真实信息。在民主社会中，如果穷人通过行使自由言论、自由出版和*会的权利而获得了明显改善他们自己境遇的机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有所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