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教皇去世文章原标题：天主教领袖在长期患病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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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4月3日，星期日——约翰·保罗二世在经历了多年病痛之后，于周六晚间去世。从而结束了他26年异乎寻常、登峰造极并重塑了教皇职位的统治。


他于当地时间晚上9：37分在他圣彼得广场三楼的寓所去世，当时成千上万的信徒聚集在他闪着灯光的窗户外面进行第二天守夜，还有散剧世界各地的罗马天主教徒在为教皇急剧恶化的健康状况进行祈祷。

当他去世的消息在广场上发布后，人们抽泣着，俯伏在鹅卵石铺砌的地面上，向这位老人致敬。他长期在位，朴实无华。对于世界各地的中青年天主教徒而言，他是他们所知的唯一教皇。当去世的消息宣布后，人们在长达10多分钟的时间里，除了不停地赞美他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一向视他为向导，而现在他就象一颗突然消失的星辰。”来自加纳的38岁神父Caeser Aturi说。1980年这位足迹遍地的教皇曾访问加纳。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天主教会在这片土地上兴旺成长。

教皇于1920年3月18日诞生于波兰的瓦多维采，原名卡罗尔·沃伊蒂瓦，他现年84岁。

约翰·保罗二世患有长达12年的帕金森症，从二月一日起，他两度住院。他最近一次的病情危机是在周四爆发的，当时梵蒂冈宣布尿路感染使得教皇出现高烧和不稳定的血压。

次日，他的肾和心肺系统开始衰竭。周六早晨，他的主要发言人——Joaquín Navarro-Valls博士，面色凝重地通报说教皇开始丧失意识。

Navarro-Valls博士在罗马早间的一次声明中说，教皇的最后时光是在“周围人们不间断的祷告声中”度过的。晚上8点，在他的房间里举行了弥撒。声明还说，他接受了为病人和垂死之人举行的临终仪式，周四也曾举行过一次这种仪式。

陪伴他度过弥留之际的是同他一起来自波兰的助手：他的两个私人秘书Stanislaw Dziwisz大主教和Mieczyslaw Mokrzycki主教、Cardinal Marian Jaworski红衣主教、Stanislaw Rylko大主教和Tadeusz Styczen神父；还有三位长期照顾他起居的修女。他的私人医生Renato Buzzonetti、其他两位医生和两位护士也在场。

在医生确认教皇去世后，梵蒂冈财务总管、Martinez Somalo枢机主教按照传统三次呼叫他的洗礼名，他将主持梵蒂冈事务直至选出新教皇。一把锤子被用来击碎象征其权威的教皇环。

梵蒂冈说，约翰·保罗二世的遗体将不晚于周一被正式安放于圣彼得大殿。意大利通讯社安莎社报导说，他的葬礼最迟将于周四举行，届时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参加。

正如他的发言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在教皇去世前几周内，他的状况恶化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似乎出现了“灵魂牵引肉体”的情形。他的支持者说，这体现了老人的尊贵和受苦的意义；而一些批评家则说，它象征着教皇职位需要重获活力。

周三他站在窗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看上去虚弱而憔悴，无法向人群祝福。他刚做了气管切开术，此时正在恢复之中。作为一位难以表述的沟通大师，他以其无与伦比的能力而著称于世。

从他的祖国波兰，直至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与普通民众共同体验着相似的情感，既哀痛于教皇的去世，又为他能最终从长期忍受的病痛中获得解脱而欣慰。世界上有超过10亿的天主教徒。

布什总统在白宫说：“世界丧失了一位人类自由的捍卫者，上帝将他优秀而忠实的个人召唤回家。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全世界更多的人来说，约翰·保罗二世本人就是感召力量。”


1978年，年方58岁、身体强健、相貌英俊的约翰·保罗二世就职，凭着天赐的个人魅力、学术修养和精力，他走访了129个国家，将天主教会的脉搏从日益世俗化的欧洲带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在近2000年的教皇史上，他是在位时间第二长或第三长的教皇（取决于谁来计算年份）

作为455年来首位选出的非意大利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将教皇职位变成了一种借助电视信号来呼吁和平与生命的声音，从胎儿到残疾人都与这声音紧密相联。他使宗教通达人权和政治，鼓励他的波兰同胞和其他欧洲人起而弃绝共产主义。许多历史学家相信，苏联的崩溃有他的一份功勋！

即使他的声音渐趋衰微，在涉及从堕胎直至生命终结等诸多问题上，他的人类生命神圣的观点依然明白清晰地回荡在美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福音派教徒中间。就在他去世前两天，佛罗里达州一位脑损伤妇女特丽·夏沃的支持者们在与她丈夫进行的漫长法庭战中，引用了他的教诲；但最终她的丈夫赢得了拔去她进食管的权利。周三，教皇本人被插上了进食管。

“教皇将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一位意大利的梵蒂冈专家Giancarlo Zizola在周六教皇去世后这样说道，“这并不是因为他当下取得的荣耀、也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教皇，对大众有着吸引力——这都不是决定性的。甚至也不是因为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主义的崩溃，因为他自己就说过，它会自我完蛋。”

“但他将因为播撒的种子青史留名；他将因热衷于在不同宗教之间展开对话、传播和平文化和勇敢地反对战争、从西方自身挽救了西方价值观而永远被人怀念。他赋予教皇职位以人性的形式。这不能说是消极的或积极的，它就是完全彻底的教皇权能。”

约翰·保罗二世的抨击者也象他的支持者一样充满激QING，他们批评他受制于所谓的教皇传统。他们说，如果教会想要在更加世俗化的西方国家中赢回信众，教皇的传统就必须更大胆地与现代生活相连接。

“天主教会的处境是严峻的。”曾因其自由派观点而被教皇禁止在天主教学校授课的瑞士杰出的神学家汉斯·昆写道，“教皇病重而且值得每个人的同情，但教会必须生存下去。”

他补充说，“在我看来，他不是最伟大的教皇，但却是20世纪最矛盾的教皇。一位有着众多卓越才能也做出过许多错误决定的教皇。”

在自由派天主教徒中间，教皇为其在堕胎、同性恋和避孕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受到批评，在妇女和已婚男人的等级问题上也受人诟病。

虽然约翰·保罗二世从未被视为是拥挤的梵蒂冈官僚体系的强有力的管理者，但他牢牢掌控着世界主教的任免权，而且在神职人员和象昆博士这样的天主教神学家中间推行对许多基本教会信条的严格遵循。

但他拒绝任何简单的定义：尽管他在一些社会问题和神学问题上持保守主义立场，他在关于其他宗教的敏感问题上则绝对是前瞻性的——甚至连一些红衣主教也认为太超前了。

他始终认为，耶稣基督一人就足以拯救全人类的灵魂，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向其他信徒伸出手。他是踏足犹太人会堂的第一位教皇，那是在1986年的罗马；也是进入清真寺的第一位教皇，那是在2001年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随着注意力转向谁将出任下一任教皇——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的；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意大利人、南美人还是非洲人？——大多数专家说约翰·保罗式的魅力领袖将不会再入选了。他是一位非常大众化的人物：旅行、熊式拥抱、聊天、满腔热忱宣讲爱的真谛，对其在教会事物中的许多教条主义立场坚信不移。

教皇的一位英国主教和前耶稣会教士米歇尔·华尔士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与普通人一模一样，以看手表出名。他在手表上看什么呢？他常穿Doc Martin牌靴子，在英国，我们都为此自豪。他看足球赛，喝葡萄酒。”

他将可能下葬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地下墓室里，与其他教皇相比邻。虽然接下来的9天将主要用于赞美和安葬约翰·保罗二世，但罗马天主教会这一古老的机构将迅速转向未来并选出下一任教皇。

从今天起算，15天以后20天以内，由117人组成的拥有选举权的红衣主教团中的大多数将在西斯廷教堂内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下秘密开会，以决定谁将继承圣彼得的宝座。

虽然由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地面上建起的价值2千万的居所装修得象座旅馆，但按照传统，他们将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进行讨论。他们不能打电话、读报纸、看电视或听收音机。除了三位红衣主教，其他人都是由约翰·保罗二世任命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一样持有保守派的观点，但没有理由下一任教会将以他为标准选出。

“总是一位胖教皇接着一位瘦教皇。”一个典型的古老罗马谚语如此心照不宣地流传着。一些梵蒂冈观察家称其为“钟摆效应”，由此红衣主教位试图恢复一种平衡——或者纠正前任教皇的失误。按照一位教皇研究专家的话说，他们力图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位什么样的教皇？

在这一时刻，没有人在角逐中占据优势，没有哪个独一无二的、显而易见的继承人能继承约翰·保罗二世留下的令人望而生畏的遗产。理论上，红衣主教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位受洗的男性天主教徒承担这项工作，但实际上，教皇几乎肯定出自他们中间。

与许多教皇的获选一样（其中沃伊蒂瓦红衣主教凭着熟练的意大利语而于1978年10月16日成为罗马的约翰·保罗二世），新教皇很可能出人意外，当宣告他当选的白烟冒出西斯廷小礼拜堂屋顶的烟囱时，绝大多数天主教徒可能还对他一无所知。

但在红衣主教们进行抉择时，他们必须权衡教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范围——这里有许多问题，批评家还有一些支持者都认为是在教皇患病期间延宕下来的，特别是在最后这几个月教皇几乎无能为力的时候。

这些问题包括：欧洲日益增长的世俗主义，这使得教会已经沦为一个实际上无关紧要的机构；贫困以及北半球与教会势力增长最为强劲的南半球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教会官僚体系与地方主教的权力平衡，与此相连的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梵蒂冈的官僚体系长期以来拥有它自己的、不与教皇的日常活动相调和的机构。与其他信仰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伊斯兰教和欧洲增长的穆斯林移民的关系；还有美国在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性丑闻后对那里教会权威的损害。

特别是，约翰·保罗二世的长期患病——以及现代医学的实际状况——可能迫使红衣主教们面临一项令人不爽但却是历史性的变革：下一任教皇在达到某一年龄段时是否必须退休。主教们已被要求在75岁时提出辞职，这一年龄刚好是教皇开始出现病症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一位圣父，但不是永恒的父亲。”一位在利奥十二世（他死于1903年）25年统治期间担任红衣主教的人这样俏皮的说道。这句话现在经常被人拿来用在约翰·保罗二世身上，但就当下而言，梵蒂冈知道教皇任职20年或更长时间可能不再是不同寻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