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退让和中国的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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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中国访问两天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此行在推动人权进步方面确实遭遇了些许尴尬。
　　就在他准备呼吁中国政府更加尊重人权之际，英国却成为两则国际新闻的焦点。其中一则是英国军人可能因在伊拉克犯下战争罪行而面对审讯，另一则是曾经在“向恐怖主义宣战”过程中，获得英国鼎力支持的前美国总统布什坚持“强行灌水”不算刑求，不仅引起广泛争议，也把英国拖下水。
　　在西方提倡人权但持有“双重标准”和“言行不一”的负面印象下，卡梅伦代表的西方世界在人权议题上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尤其是要在被认为人权纪录值得质疑的中国政府面前呼吁它重视人权，更难以让他显得理直气壮。
　　与此同时，陷入巨额财政赤字困境、复苏基础脆弱的英国对于中国市场和商机的需求，也注定让卡梅伦无法就人权课题畅所欲言。站在英国的立场，此时为了制造积极的双边合作气氛，凸出共同的务实利益而非凸显意识形态和人权观念的分歧显然是上上之策。
　　被判刑的中国政治异见人士刘晓波上个月获颁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与西方世界围绕普世价值和特殊国情所进行的笔战还在继续。
　　作为刘晓波获奖后首个访华的西方领袖，卡梅伦抵达北京的同一天早上，也传出消息证实刘晓波的辩护律师被限制出境，不能前往伦敦出席国际会议，致使包括英国自身媒体在内的西方舆论格外好奇，卡梅伦是否感到更有必要公开呼吁中国改善人权。
　　最终，卡梅伦在访华的公开场合上就有关刘晓波的课题还是选择保持沉默，除了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婉转地呼吁中国开放政治，他如一些媒体所料，避谈个案或向中国说教，避免表现出与中国公开的对立姿态。
　　可以合理判断的是，英国，还有不久前的法国在人权议题上的退让，反映了西方与中国国力的此消彼长。中国的崛起让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国家利益排序和价值观坚持。在西方政府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人权政治退居幕后应是未来一个可以预见的方向。
　　西方政府的务实妥协基本上符合中国想要打造的理想外交状态，这样的形势让它在人权议题上得以远离西方聚焦，换来喘息的空间。不过，中方如何利用此时的条件，并准确认识自身的新增实力和其局限，进而推进自身的国家利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层面。
　　有两件事或可作为这方面的观察背景：中国近日去函各国外交使节，要求他们不出席下个月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还有为避免勾起鸦片战争的战败记忆，要求访华的英国代表团不在西装翻领佩戴纪念英国战争死者的罂粟花胸针。
　　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难免令外界对中国在新局势下的外交计算感到困惑。尽管这些要求从中国的立场来说可能有其必要，其中也不乏合理的成份，而且是低调提出，但在提出之前内部是否有评估过得失?
　　难道有决策者真的认为，有关信息不会曝光，而即使曝光，外界也不会有中国崛起后更不回避对外施加自身意志的印象?又或者有人认为，这样的行为不会被视为一种对外施压的动作，而且也相信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已足以让外国使节不出席有关颁奖礼、英国代表团也可能会配合中国而不佩戴罂粟花?
　　在强调平等交往及和平发展的外交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此时凸显这样的外交进取姿态其实未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似乎与现实有点脱节。如同西方无法迫使中国作出改变一样，要求西方放弃它的传统并对中国压力表现软弱也同样将是徒劳收场，最后也极可能适得其反，还要付出负面宣传的代价。
　　看来不仅西方和世界要适应崛起的中国，中国也需要适应日益强大的自己，通过更加细腻的手段，平衡自身利益和外界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