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国际关系趋势及中国的应对

chrisxsy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及国家利益的保障，不仅来自于中国经济贸易的对外扩展力，更来自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性，且进步性与安全性成正比联系。
　　从现在起往未来一段时间看，比如15年到20年这样一个中长期范围，国际关系和制度会朝什么方向演变?新旧国际力量的较量能否延续冷战结束后的势头与轨迹?尤其随着所谓“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一批非西方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变换有哪些看点或追踪的线索?
　　在预判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事实上，恰恰是那些非常规、不对称、无法确定的因素，经常构成当今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中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主题，变成了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某种“常态”。
　　国际制度存在网络化趋势
　　首先可以预判的是，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
　　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之后的最近二十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而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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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先有“京都议定书”，后有“哥本哈根进程”的强力推进;在海洋国际关系领域，世人见证了被称作“海洋大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看到它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制约;在国际政治和人权领域，产生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潜移默化地约束着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进程。
　　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越来越多介入，提出了有关食品安全的指导性意见(被广泛称作全球食品安全“新指南”);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已经而且可能更多地对于主权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展调查和提出指控，假使后者被认为实施严重的犯罪方针的话;在国际水域，类似《防止海洋油污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议定书》的国际法，对于规范全球船舶业的环保态度和措施，正在发生日益增大的约束力。
　　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与组织的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比如从传统的高政治领域扩展至低政治范围)，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
　　新旧交替矛盾加剧
　　第二个趋势是，国际制度改革提速、新旧交替矛盾加剧，争取话语权的博弈更加复杂多样。
　　就国际制度的演变而言，未来中长期时段内，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凭借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
　　其二，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这些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间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另一种出现几率相当大的方式，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它决策份额，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军事优先性下降
　　第三个趋势是，国际关系中，经贸、外交、法律的作用增强，军事的优先性有所下降。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主要国际制度诞生和作用的世纪。针对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重大局部战争的严重后果，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与此相应国家间军事关系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优先位置。
　　综合分析，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在上述逻辑继续有效的同时，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令国际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呈现多元、非线性的新特点。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改变，N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已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
　　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各国经贸和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无形中加大了各国尤其是主要国家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
　　再次，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制度乃至总体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各种军事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然没有消失，某些时候甚至强势显现，但它们受到的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优先性和权重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法制的重要性得到更大重视(如遵约程度的提高、国际法的相对增强、国际法的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前者的声音逐渐放大，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社会力在国际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