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简报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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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成熟与否的反思
　　编者按：回溯奥巴马上任以来的中美关系，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呈现出一幅先高开低走，后峰回路转，继而矛盾再生的复杂图景。面对变动不居的中美双边关系，我们应该抱持一种怎样的心态来进行认知和解读？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敏锐地指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今天，虽然时过境迁，两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已不同以往。但中美关系的本质似乎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对中国而言，对美关系依旧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对美国而言，中国的重要性在上升，但美国的战略着眼点依然立足于全球；两国对彼此间关系复杂性的认知也保持了一贯的敏感性；意识形态、台湾、西藏等诸多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藩篱仍难消除；两国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依旧难以摆脱双边关系时好时坏的轨迹。那么，在波云诡谲的形势下，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当下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时紧时松的根源在哪里，其未来发展将走向何方？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和美国问题专家们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主张和观点。为此，本期简报将就近一段时期以来的学术争鸣做以梳理。
　　如何定位中美关系？
　　试图对中美双边关系作出一个精准的定位是十分困难的。要认清其面目，就必须首先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一、中美两国的相对实力对比是怎样的；二、中美两国在彼此的对外战略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三、中美两国进行互动的模式是怎样的。
　　首先，关于中美两国的相对实力对比。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在过去的两年里尤为火热。前任政府对美国综合国力的大肆挥霍，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奥巴马上台之后的美国在中美双边层面中的相对优势地位有所降低。因此有学者在2009年提出了G2的理念，认为只有中美携手才有可能解决金融危机蔓延、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然而根据一年多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出，它丝毫没有因为对中国依赖程度的加深而在一些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作出妥协。据此我们也可以合乎逻辑地认定：两国相对实力对比在日趋接近是不争的事实，但无论如何，这种接近都没有使得实力对比的本质发生变化。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依旧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也大于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
　　关于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王缉思教授在近日一篇文章中分析道：“2003年，中美两国GDP分别为1.4万亿和10.9万亿美元，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8多一点。当时国内普遍担心美国的战略扩张势头和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2009年，中国GDP高达5万亿美元，占美国14万亿美元的1/3以上。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29%降低到现在的23%左右。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趋势令人瞩目。无论如何解读数字，中美两国硬实力迅速接近，是不争之事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整体实力和影响下降，新兴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转型中，中国逐渐进入权力中心。”需要指出的是，王缉思教授之所以选择以2003年为参考系，原因在于“那是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较为顺畅的一年。”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视野从中美双边关系的层次上升到全球战略格局的角度来分析，那么有关中美相对力量对比变化的讨论就与有关美国衰落的种种观点紧密相连。美国是否衰落这一议题学术界已经争论了多年，从冷战结束到金融危机爆发，分为不同的几个阶段。
　　其实，只要我们关注近两年来美国对外政策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就会发现，美国衰落的论调是要慎重发出的。《中国青年报》今年早些时候的一则社论就曾指出，“自奥巴马2009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除了在中东依然没有建树之外，美国政府已经基本化解了国际社会对它的单边主义外交的厌恶和指责，也基本完成了撤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安排。美国政府的国内政策貌似混乱和没有效率，但民主的制度和安排，不会滋生大规模的腐败、无能和专制。”由此我们可以认定，中美双边关系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是正确定位中美关系的基本前提。
　　其次，关于中美两国在彼此的对外战略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中美建交31年来，美国一直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中国能否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改革、发展以及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并融入国际社会的前途。而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视野中，中国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但其程度若何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应该来说，中国对美国而言重要但却谈不上重中之重。美国的战略利益遍及全球，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度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赶上中国对美国的关注度。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使得国内部分人士产生了一种可以绕开美国而实现中国战略目标的倾向。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可金副教授近期撰文对此进行了批驳，他指出，“这些看法都不同程度地对当今世界形势发展的潮流和本质存在误判，是对美国本身和美国与世界关系了解不深入的产物。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将一直是中国外交在世界舞台上无法绕开的外部因素，中美关系未来前景如何，直接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认定，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美关系仍然继续会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头等大事。
　　另一方面，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的地位上升带来的是美国对中国国际责任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但美国与此同时仍然不至于将中国放在一个和它平起平坐的地位上。美国著名学者李侃如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国家的处境与国力其实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一向坚持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一些中国民众在金融危机以来，却有一种错误的认知，以为中国综合国力已足以跟美国平起平坐，或者，两国实力的差距已经越缩越小，美国已是日落大国、大势已去。李侃如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中国民众，接下来恐怕会慢慢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大失所望。
　　再次，中美两国进行互动的模式是怎样的。
　　互动模式涉及到两个十分重要的层面：谁设置议题；谁采取主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各类问题大大小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诸如台湾、西藏等问题在内的中国“核心利益”关切。具体来说，台湾问题可以说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西藏问题本与美国无关，但美国也强行加以干涉并不可避免地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它们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纵深，同时也是中国对美外交难以妥协的底线。可以说，这一层次的议题基本都是由美国设置的。美国往往采取主动措施作为对华施压的手段。
　　第二层次是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经贸关系发展而衍生出的诸如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等问题。这些问题很难说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却是中国的重要利益，同时也是美国的重要利益。这些问题的产生不是美国造成的，而是在中美各自的发展路径和双边关系的变化中自然产生的。不过，从谁采取主动这一层面来看。针对这些问题的博弈多由美国发起，美国也多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压制中国在诸多领域作出让步。因此，第二层次的议题也基本呈现出美攻中守的情况。
　　第三层次的议题是一些地区性和事务性议题，典型地以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为代表。美国大肆宣扬所谓“中国责任论”，要求在中国在相关问题的处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往往强压中国作出某种利益妥协来屈从与美国的国际道义和国家利益。在这一层次的问题上，中国依旧被动应付，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按照美国的思路出牌。有学者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中，中国要想化被动为主动，必须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美国的实力即便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降低。与此同时，“中国要取得长远战略上的主动性，首先要向美方提出具体的要求，现在是美国在对中国提要求，中国不断地说'不'。以后中国要学会设置议题，提出明确的要求，我希望你干什么。”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进行区间的判定：即两国关系是在彼此力量对比缩小但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前提下，在中国将美国视为“重中之重”，而美国也日益看重并防范中国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中，中国基本处于被动的地位，美国则采取了主动的时而富有进攻性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区间之内，对中美关系进行精准的定位，则是学界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当下的中美关系犹如百年前的英德关系，既共生又对立，但“共生与对立只有一线之隔”。 美国经济学家札卡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也曾将英德关系和中美关系做过类似的类比。不过，有中国学者近期指出，中美关系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型的国家关系，它不同于历史上的英德或美苏关系，因为在那种双边关系中，对某一领域的关切是超乎于其他关切的，换句话说，那种关系是单向度的，而当下的中美关系则复杂得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崔立如指出，“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美国是行动型的，而我们是反应型的。美国在很多方面是进攻型的，而我们是防御型的。”而他同时也主张，“未来十年当中，这种态势会发生一些转换”。
　　中美关系时紧时松的根源在哪里？
　　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美关系在整体向好的同时，具体形态总是呈现出时好时坏的现象。2009年至今的中美关系依旧如此。奥巴马就职之初，中美关系无遗留的重大问题。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奥巴马不得不将政策焦点放在恢复经济、发展新能源和医疗改革等事务上。故而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在这一大背景下，中美关系开局可谓良好。
　　然而自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初的几个月中，中美关系可谓急转直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谷歌事件、对台军售、中国制裁美国军工企业、奥巴马会见**、人民币汇率之争等诸多问题日渐突出，两国关系开始紧绷；自2月下旬开始，双方开始着手改善和修补关系，展开了不少外交活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访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访美；外交部主管北美洲事务的副部长崔天凯对美国进行过境访问；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见中国新任驻美大使张业遂；4月2日，胡Jintao主席同奥巴马总统通电话；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过境北京会见王岐山副总理等等。随后，胡Jintao主席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球核安全峰会，中美关系转暖。5月，双方展开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但时值2010年夏秋之交，美国在黄海和南中国地区的军事行动被中国认为是挑衅行为，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也吸引了专家学者的目光。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将军撰文指出，“无视对方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我行我素的，是美国，不是中国；闯到对方的家门口挥枪舞棒、耀武扬威的，是美国，不是中国；拉帮结派遏制对方、围困对方的，是美国，不是中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军方的态度和立场。
　　应该说，中美关系之所以波澜不断，潮起潮落。其本质上和中美双方战略矛盾和共同利益的共生有关；和中美双方彼此间缺乏战略互信有关。
　　中美之间战略矛盾和共同利益是共生的。
　　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和政策面基本没有分歧。然而值得探讨的焦点是，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所占的比重更大？谁在本质上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奥巴马上任至今，中美双边关系“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景象日益鲜明。往往几个月就是一个显著变化的周期。这种变动不居的情景促使学界对这一问题作出解读。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认为，中美之间既存在战略矛盾，也存在共同利益，但前者的比重要大于后者。但两国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并努力维持虚假的友谊关系，这就导致了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在阎学通教授看来，“合作大于分歧”和“非敌非友”的简单论断是不能真正概括出中美关系的实质的。他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从很大程度上是'非敌非友'这个说法掩盖了中美关系敌大于友的本质。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不同。中美之间是竞争关系，由于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因此对抗程度不高，而美苏当年是对抗性关系。中美之间'敌大于友'的战略关系定位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阎学通教授还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假朋友关系。他指出，假朋友关系是不稳定的，其原理在于，用假友谊掩盖双方利益矛盾，可暂时改善双边关系。但因双边利益矛盾大于共同利益，故此冲突不时地从假友谊的外衣下面跳出来，于是形成双边关系时好时坏的特征。然而也有学者强调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超乎想象的。会随着“各类世情的异动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迁”。这种观点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在于，正是因为决策者对战略矛盾和共同利益孰轻孰重难以作出精准的判断，或者不同的决策者在不同时期偏好取向会产生不同，因而中美关系就呈现出上下波动的态势。我们需要认清，不管事实如阎学通教授所言中美关系须明确其关系定位（具体来说就是“敌大于友”），还是如其他一些学者所言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复杂性。战略矛盾与共同利益的同时存在他们的共识。而这种事实无论从哪种逻辑来推断，都有可能得出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结论。因而，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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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
　　中美两国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缺乏战略互信。这种状况经过三十多年的互相交往和磨合，是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人对此抱有乐观的态度，但很多学者却不以为然。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表示，中美双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两国缺乏战略互信。
　　从本质上讲，战略互信的缺乏是由于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并且突出。王缉思教授就在近期指出，“尽管近来中美关系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仍在激化”，两国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关系、人民币汇率、军事对峙、朝鲜问题等几大重大议题领域，几乎都因结构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极因素，导致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促进战略互信。“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指出，”中美彼此缺乏战略互信，而两国媒体又左右社会舆论“， 因此”双方有一点点互信，就应彼此珍惜。“李侃如教授也认为，美国奥巴马政府充分体认世界格局之变，视中国为解决各大全球课题的主要伙伴，给予中国国际地位的尊重是前朝未见，但中国对美国这种态度背后的用心猜疑重重，认为更大的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与崛起，这反映了美中两国近30年交往中最失败之处：两国严重缺乏长远互信。”美国现在希望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中国则认为自己尚未准备好扮演这样的角色，希望能继续专注于自身的发展，更进而怀疑美国是要用国际事务绑住中国前进的脚步，这是双方矛盾所在。“
　　应该说，学者们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中美关系各个领域内互信无法建立的原因存在一些区别，但也有其共通之处。国防大学教授徐辉对中美未建立起军事领域内互信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主要是以下三点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双边关系定位不明，政治互信缺乏。从而导致军事互信无法建立；其次，双方建立军事互信的目标和路径不同。中方主张”自上而下“，即先在战略层面达成互信，然后谈具体的军事互信问题。而美国则坚持”自下而上“，即通过相互交流、增加透明度等路径，在互动中建立互信。最后，双方关系不平等，美方不断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导致军事互信无法建立。
　　基于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和中美关系时紧时松的状态描述。学者们大多主张中美关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中国的一些观念和政策要出新，美国的一些观念和政策也要求新。这种”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双方要对中美实力对比的量变程度有清醒的认识。量变引起质变，这是物质世界的必然规律。虽然在实力对比的天平中，美方仍处于较大优势。不过双方应意识到，实力对比的量变应体现在政策行为的量变中。具体到中美关系，那就是中方应该更多一点主动，美方应该更加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与此同时，美国远未衰落。用一句形象的比喻：“美国顶峰是一个平顶山，还要在上面走一段”。对此，尚未实现崛起的中国应心知肚明。
　　其次，两国应努力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动力的增加意味着阻力的相对减小。中美之间应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利益交汇点，并以之为契机，推进双方对彼此利益的尊重。当前中美关系的利益交汇点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和一些地区热点问题领域。双方应努力让对方明晰自己的利益内涵，在不断交往和解决问题的互动中创造双边关系的新动力。
　　最后，美国应学会向中国作出调适，而不是仅仅由中国向美国作出调适。单向的、倾斜的双边关系往往难以持久。诚如阎学通教授所言，所谓“成熟的中美关系”不应该是指中美关系向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而非中国国家利益的状态倾斜。只有平衡地反映出中美两方各自的利益，双边关系才能持续地获得良好的发展。
　　■ 观点摘要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美关系的现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而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已经到了可以要求美国向中国调适的时候了。
　　--《联合早报》网站2月9日评论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采取明确战略，对我国有好处。中美实力对比是美强我弱。模糊战略给强者提供的决策空间比弱者多。对强者来讲，模糊就意味着更多的强硬，对于弱者来说模糊意味着更多的妥协。也就是说，模糊战略使美国误以为在双方利益冲突时我会作出更多的妥协，这就提高了美方的期望值。这不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想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最好采取明确战略；采取模糊战略，就不要冀望中美关系稳定。明确了在什么问题上中美是竞争对手，在什么问题上是合作伙伴，这有助于双方理解对方的政策底线，避免越底线的行为，这样危机就不容易发生。
　　--《国际先驱导报》3月22日评论
　　袁  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看，“起伏不定，波折不断”几乎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发展轨迹。这是由两国关系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两个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且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国家，要想将双边关系往前推进，只能在推进过程中面对矛盾与摩擦然后逐一化解。中美关系正是在化解矛盾与摩擦过程中实现“螺旋式上升”的。摩擦增多表明中美关系已然成为利益高度交织、利害高度相关的双边关系。
　　--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专家对话上的发言，摘自《人民日报》8月22日评论《警惕误判与偏执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李侃如（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兼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美中两国应互相承认对方是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是一种全球性力量，并在此基础上认真看待对方。这当然不是“G2”（两国集团），但确实要承认这个现实。当然，在美中关系中，美国的力量在各个方面还是比中国要大得多。但必须看到，中国的发展有着全球性的、意义深远的影响。这就需要一种全球性思维。应该承认，美国是习惯于全球性思维的国家，中国还不习惯。
　　--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专家对话上的发言，摘自《人民日报》8月22日评论《警惕误判与偏执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沈大伟（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作为一个“尊重现状”的大国而崛起的，希望继续如此。然而，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期望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公益”，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不能再是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免费搭车人”，而应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一道，解决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问题。美国如果真的想改善与中国的军事和战略合作，也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专家对话上的发言，摘自《人民日报》8月22日评论《警惕误判与偏执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周文重（中国前驻美大使）
　　中美之间还存在很多根本性的差异和分歧，这很自然，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关键是怎么正确处理这些分歧。中美之间有三个联合公报，中方多次向美方提出要兑现承诺，包括一个中国的原则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得到妥善处理，两国摩擦会大大减少。
　　--《联合早报》8月30日网评论
　　如今的中美关系与苏美关系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如何在对立中寻求妥协，在僵局中找到出路，昔日的苏美关系化解危机的方式和能力仍有借鉴意义。中美是两个世界级大国，美国固有的冷战思维及弱华、遏华的战略短期内很难改变，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定是要在摩擦中曲折前行。出现问题并不是坏事，因为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两国关系发展的过程，磨难将会使中美关系迈向更加成熟的未来。
　　-- 中国新闻网4月14日社评《摩擦使中美关系更加熟》
　　■ 冷眼向洋
　　谈到中国学者对美国的研究，资中筠先生参与合著的《冷眼向洋》一书一直是学界的扛鼎之作。为了向前辈表示敬意，更为了能在美国研究方面创出如前辈一般的新意，自本期简报起，我们将陆续刊出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徐洪峰博士在美国访学期间撰写的《观察美国》系列专栏文章，该系列既有在美国的一线观察和亲身经历，也有约请美国相关人士所进行的中美关系访谈，希望将新一代青年学者对美国的近距离观察和思考分享给读者，以为推动学界研究进一份薄力。中心博士后徐洪峰受福特基金会资助，2010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
　　哈佛访学系列《观察美国》之一：
　　哈佛如何培养未来的战略家和外交家？
　　哈佛大学创办于1636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学府之一。自创办至今，从这所大学已经走出八位美国总统，其中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他曾于1988年至1991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除了总统之外，哈佛大学还是美国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等战略家和外交家的盛产地，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身是哈佛的公共行政学院，最初由政府系和经济系两个系组成。20世纪60年代，公共行政学院正式命名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肯尼迪政府学院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府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为美国及其它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公职领导人员。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非洲首位女总统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均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
　　“领袖潜质”第一的优生选拔
　　进入肯尼迪学院之初，听到频率最高的词汇无疑是“领导力”。肯尼迪政府学院所标榜的自身使命之一即为“培养开明的公共领袖”，因此，在从世界范围内优中选优、选拔新生时，未来学生的“领袖潜质”是第一位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新生录取率很低，每年大致在百分之十左右，而被录取者无疑都需要通过既往经历证明自己具备充分的“领袖潜质”。
　　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除了成绩拔尖，许多学生从初、高中起便有意通过各种活动培养自身的“领导能力”。小至所在班级或学校的学生领袖，大到领导社区服务、为NGO做义工，所有这些都会成为迈入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有力条件。而这些本已具备“领袖潜质”的学生在经过肯尼迪政府学院“领袖意识”的强化和“领导能力”的培养之后，无疑会为其之后公务职业的“领袖生涯”奠定良好基础。
　　“十项全能”的课程设置
　　如果手拿一份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选修清单，你会感觉，这是一份意在培养“全能领袖”的课程表，它会使肯尼迪的学生几乎没有致命的知识盲点，虽然在各领域都远未达到深入研究的层次，但是，对于一名硕士生来说，这些知识储备已经几乎能够应付他们在未来领袖生涯中碰到的各领域问题了。
　　当未来各领域出现的问题摆在他们案头的时候，他不会说“这方面我是外行”，而是会说“我了解一些”，接下来需要做的只是在有限时间内，为解决该领域的特定问题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分析，而肯尼迪学院的各领域教授们为他们灌输的知识则会使其在做这些后续分析时得心应手。
　　以肯尼迪政府学院2010年秋季公共管理硕士的课程选修单为例，从学科来讲，不但涉及普遍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心理、传媒、环境、公共卫生、社会学等大学科，而且每个学科还进一步细分，单是经济学大类下，就有微观，宏观，风险管理，计量学，金融学，私有化，互联网，国际资本市场，科学与技术，贸易政策，谈判分析，决策分析，企业家精神及创新等近二十门课程，几乎不亚于一个经济学硕士的专业储备。
　　此外，肯尼迪学院还就美国一些最热点的国内问题单独设置课程，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卫生政策改革，教育政策分析，环境保护，以及能源政策等，而讲授这些课程的教授都是长期跟踪、研究该领域的权威，通过这些课程，可以使学生在知识面广博的基础上，增强对热点问题观察和思考的敏锐性。
　　“模拟实战”的课堂教学
　　除了基础理论课程外，肯尼迪学院有相当数量的课程都是“模拟实战”的案例教学。这一点与商学院的MBA课程相似，只不过讨论的案例不是商业，而是外交。
　　肯尼迪学院的很多教授之前都有供职联邦政府智囊部门的经历，对美国外交的具体运作和相关细节程序非常熟悉，这些教授在返回校园执教后，会以亲身经历告诉肯尼迪学院的学生，之前的某个外交政策是如何一步步出台的，美国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需要什么样的报告和建议。在此基础上，他们会选择当下美国外交中的热点问题，比如，如何应对北朝鲜的核实验、如何应对中国的大国崛起、如何应对印巴冲突等，要求学生分别提交假定送报美国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分析报告和政策选择。
　　作为在中国智囊机构工作的研究人员，当我拿到肯尼迪学院教授提供的报告案例时，我发现它与中国类似报告的形式完全不同，中国的类似报告只提供唯一一种态度，非此即彼，研究人员直接代替高层做出决策。而美国的报告则提供多种行为选项及其正反后果，详尽而又简洁，至于选择哪一个，由高层决策。当你意识到这一根本差异时，你就会对中美外交的差异有更多的理解，也会给肯尼迪学院这种实际实用、具体入微的“实战”教学打高分。
　　吸引官员、实业家以及NGO工作者“亲身论道”
　　肯尼迪学院每天会通过自己的邮件系统，定时将第二天院里的各种演讲和研讨会通知到每位同学和老师，而每天演讲和研讨会的数量平均为4到5场，每场一个半小时左右，演讲者和嘉宾几乎都是院外的现任联邦政府官员、实业家，以及NGO工作者，他们多数是肯尼迪教授的前职场同事，当教授回归校园时，他们选择继续从事第一线的实际工作，他们的“亲身论道”与肯尼迪教授的课堂传授相辅相成，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肯尼迪学院的学生增强了专业储备。像外交这样较为敏感的话题，美国的相关官员也愿意“几乎没有很长时滞”地与肯尼迪学院的学生分享，相比之下，在美国学生的眼中，中国外交更多的是“雾里看花”和“玄妙”，因为要中国外交官员这样“几乎没有很长时滞”地对学生“亲身论道”可能性几乎没有。
　　鼓励学生在哈佛这个“准外交实验场”小试牛刀
　　在肯尼迪学院大半年，印象最深的两个词是“networking”和 “social”, 中文里比较合适的对译应该是“交际”的意思。随时随地在肯尼迪学院碰到一位陌生学生，对方都会热情而自然地主动找你攀谈，邮箱里经常会收到“networking”的聚会通知，而学生自发创建的各种“networking”组织数量也不少。当你待的时间越长，你就越能切身感受到肯尼迪学院学生的这种主动和有意的“交际”意识和行为，也越来越明白这种意识和行为的根源。
　　曾经跟肯尼迪学院的一位教授谈起这个事情，他的看法是肯尼迪学院主要致力于培养“公共领袖”，而“领袖”在与人打交道时，首先要善于“走近”，其次，要善于“走进”，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影响大众、领导大众的前提。课堂上的这种意识灌输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就变成了肯尼迪学院学生的潜意识，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就把哈佛当做自己日后职场中的“准外交试验场”，学以致用。
　　引导学生与它国未来的“外交对手”建立同窗私谊
　　肯尼迪学院的学生来自80多个国家，超过45%的学生是国际学生，以此标准衡量，肯尼迪学院是名副其实实现了国际化。利用自身优势，肯尼迪学院的教授鼓励学生将哈佛时光作为自己未来职场的“前站”，因为你的某位外籍同班同学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就会成为你的“职场同事”，只不过是对方国家的外交或者谈判代表。如果在肯尼迪学院学习期间双方能够充分了解，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同窗友谊，那么，未来有一天，当双方代表自己国家在谈判桌上相遇的时候，这种同窗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无疑会对解决棘手的外交难题发挥积极影响。
　　从2002年起，肯尼迪学院开始成为哈佛大学培训中国政府官员的重要基地。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从2002年起的五年时间内，肯尼迪学院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以上的中高级官员，时至今日，该项合作仍然在顺利进行。可以预见，当中美高层个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更有可能成为现实。
　　教授引领“哈佛（学）←→白宫（政）←→华尔街（商）”的职业转换之路
　　肯尼迪学院的不少教授都有在白宫或者华尔街工作的职业经历，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侯德伦即是肯尼迪学院的能源教授，而曾经在华尔街工作的经济学教授也不乏其人。教授们的这些实践经历不仅使肯尼迪学院的学生在课堂上就能够熟悉来自实践一线的具体技能，而且他们还会利用自身丰富而高端的职业人脉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习和就业机会，帮助学生迈出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 中心科研
　　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近期出版了三本“美国研究丛书”。分别是刘永涛：《美国国会和总统关系》、赵可金：《美国学：政治维度与中国意义》和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现将这些著作简介给各位读者，希望中心推出的这一套“美国研究丛书”能为推动学界美国研究向更高层次的迈进贡献绵薄之力。
　　内容简介：《美国国会和总统关系》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中，总统与国会是两个最重要的权力中心。本书全面阐述和分析了在美国对外政策过程中，国会与总统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所给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所带来的影响。
　　该书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美国国会和总统关系的宪法基础
　　第二章 美国国会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机构
　　第三章 美国总统的外交“特权”和法院裁决
　　第四章 美国国会和总统关系：一般理论和实践
　　第五章 冷战后美国国会、总统和国家安全政策
　　第六章 冷战后美国国会和总统争夺对外政策主导权
　　内容简介：《美国学：政治维度与中国意义》
　　本书从整体的角度考察美国学的学科成长、美国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内容和美国学界研究美国政治的主要方法论和发展历程，围绕美国国会、总统、最高法院、政党、利益集团等目前美国学界集中关注的若干问题进行学科综述。
　　该书目录
　　第一部分 美国政治研究总论
　　第一章 美国学：学科成长与中国意义
　　第二章 美国政治的逻辑：一项研究议程
　　第三章 美国政治研究的范式、理论与方法
　　第二部分 美国政治研究分论
　　第四章 美国国会政治研究的范式转换
　　第五章 美国总统政治研究的历史与理论
　　第六章 美国最高法院政治研究的范式
　　第三部分 美国政治研究专题
　　后记
　　内容简介：《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
　　本书对国家政治制度如何在国家对外政策中发挥作用进行阐述。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如何影响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进而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该书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导论：全球范式与制度解释
　　第二章 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式
　　第三章 制度理论的生成
　　第四章 决策系统与微观制度理论
　　第五章 走出保护主义（1913-1934）
　　第六章 走向互惠主义（1971-1988）
　　第七章 应对全球化（1993-2008）
　　第八章 结语：制度结构与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 中心动态
　　1. 8月24日，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教授出席北大经济学院主办的“热点问题研讨会”。
　　2. 8月21日至30日，中心高级研究员陶文钊教授作为中国史学会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并当选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执委会成员。
　　3. 8月19日， 中心主任孙哲教授访问芝加哥并拜见了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杨国强先生。杨国强总领事设宴招待孙哲教授，双方就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企业如何走进美国中西部地区交流了看法。
　　4. 8月4－6日，孙哲教授受邀担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2010年年度国际学术评委，就该中心重点科研项目情况进行了审核与评估。在夏威夷期间，孙哲教授专门访问了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并与该中心主任斯密斯中将（LTGEN Smith）、莫柔大使（Ambassador Moriarty）与萨蒙大使（Ambassador Salmon）进行了深入交流， 商议双方明年共同开展学术活动的计划。
　　5. 8月，中心副主任赵可金副教授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东方早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解放军报》和《当代世界》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评论和论文数篇。就中美关系、美国政治、公共外交等问题发表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