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驻华大使与“中国帮”的式微

nicholasxw

2010年7月，前伊藤忠公司顾问丹羽宇一郎正式成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第十三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基于中国的特殊性和日本对华外交的传统，这个不同寻常的人事安排普遍被舆论解读为外务省“中国帮”式微的标志。
　　
    日本舆论焦点集中于两点：为什么是“纯民间”，为什么是现在？这两点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因果。首先，在此前被认为驻华大使人才储备容器——— 外务省“中国帮”中，已难寻合适人选。按惯例，驻华大使人选务须具备几个硬件条件：精通汉语、在外务省担任过中国课长、在北京等在华使领馆担任过公使。可今天，具备如此“硬件”的“中国帮”仅有的几名，则另有任用(如冲绳担当大使、驻澳大利亚大使等)。历来以“源远流长”的对华外交传统和人才辈出而著称的“中国帮”何以面临如此青黄不接的窘局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问题本身就与“中国帮”的式微有关。其次，民主党政权上台后，大刀阔斧地打破官僚主导，树立政治主导，由资深外交官掌控的外务省“中国帮”成了首当其冲的“去势”对象，民间大使方案浮出水面可谓顺理成章。而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萧条远未结束，且随着日元的飙升，日本因出口受阻而导致的经济衰退症状明年将全面呈现。对华经贸将再次成为日本经济的“救心丸”。因此，新任驻华大使的条件在“纯民间”之上，又被加上了“财界实力派”的砝码。事实上，当初除了“丹羽方案”之外，还曾有过“小林方案”(富士施乐公司前会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小林阳太郎)。不过，再三权衡的结果，最终是贸易专家背景、在中国有广泛人脉的“丹羽方案”胜出，再次表明了民主党政权旨在立足于两国经贸，以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合作来强化中日关系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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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民主党政权难道非民间大使就无从代表了吗？这要从支撑民主党执政理念的政治哲学上寻找答案。民主党脱胎于自民党，深谙后者的政、官、财“铁三角”利权构造的秘密及其弊害，因此民主党内实力派政治家历来对官僚主导的国家行政运作持批判态度，主张调整政官关系，重建政治家说了算的政治主导。1996年，民主党代表菅直人曾指出：日本的官僚机构正陷入困境，国会已局部沦为官僚机构的“殖民地”(见其著作《日本大转换》)；2006年，民主党大佬小泽一郎在其著作《小泽主义》中断言：“政治的重要事项是由官僚而非政治家决定，故日本难以称为民主主义国家。倒不如说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国家，更接近实态”，主张以英国为摹本改革官僚依存体制。
　　2009年9月，民主党取代自民党实现政权交替后，头一件事就是推翻自民党的财政预算案，制定“民主党版”的预算案。民主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如何切分财政“蛋糕”——— 实现政治主导，从制定预算案开始，于是由各省厅大臣亲自牵头落实。但民主党政治家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根本无法读懂预算案的资料。原来，过去自民党时代的官僚主导行政体制下，大臣们只管签字、盖章，具体运作都交给各省厅的政务次官和司局长，甚至课长们。而官僚为了牢牢把持制定预算的特权，把文件资料做得无比复杂，表格套表格，叠床架屋，预算报告变成了“天书”。如此一来，自民党政治家越来越对尺牍工作敬而远之，索性全权“分包”给官僚。政权“变天”后，官僚们也打算以超复杂的资料吓唬刚坐上大臣宝座的民主党政治家。但民主党到底不乏雄心壮志，岂能为这点困难吓倒？解铃还需系铃人，挨个招来始作俑者的官僚，有针对性地“上课”，结果，不仅政治家获得“启蒙”，而且省出一大笔预算空间，客观上也坐实了政治家与官僚的相互不信任。
　　外务省作为精英官僚荟萃之地，由于外交工作的专业性，历来被看成是特殊利益集团“外交族”的“牙城”，而其中最富神秘色彩和历史传统的子系统便是“中国帮”。“中国帮”的源头可追溯至战前陆军系统的“支那通”。陆军省为了最大限度地代表日本所谓的“满蒙权益”，倾力培植胜任大陆情治工作的人才———“支那通”。这些陆军精英参谋们以驻大陆各大使领馆武官的名义开展其情报工作，两国走上全面战争的道路与他们的“谋略”密切相关。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的七名甲级战犯，就有三名是陆军系统的“支那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
　　战后外务省的“中国帮”，在以自民党为核心(主要是从“田中派”到“竹下派”的实力派)的政治体制庇护下，一手垄断了中日关系从复交后30年中外交事务，对政、财两界均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从而也被舆论看成是一个特殊利权阶层。在自民党政权的后期，其势力开始被削弱。在此番“纯民间”方案出台之前，民主党政权便任命多名非“中国帮”出身的资深外交官出任驻华公使，试图以外务省主流派力量来牵制“中国帮”势力。
　　因此，此番民间大使人事安排，当视为“中国帮”式微的信号。但惟其要拿“中国帮”开刀，民主党政权才慎之又慎：为“纯民间”背景的丹羽大使能安全“着陆”，特意任命三名“中国帮”资深精英，出任驻华使领馆公使，以辅佐这位民间大使。如此良苦用心的背后，自然是对“中国帮”被顺利“去势”的期待，而不是相反。当然，民主党的目的能否达成，也取决于丹羽大使的作为。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