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官民互动与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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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府12月9日发表了2006年度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良好”的日本人为21.7%，比去年的最低点提高了2%。另外在关于亲近感的调查中，回答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占34.3%，较去年增长了1.9%。这是5年来日本民意调查中首次显示对华好感上升，应该说具有重要指标意义，值得高度关注。
    1972—1985：官方关系良好挤压民族主义
    回顾建交近35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两国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同两国官方关系之间相互作用、频繁互动，对两国关系的根本走势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从1972年建交到1985年中曾根康弘在“8·15”参拜靖国神社的13年里，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持续发展，民间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在198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而这一时期两国民族主义情绪既未明显滋长，更没有外显到引人注目的地步。在这个阶段，中国虽然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并成为安理会“五常”之一，但仅仅是“政治大国”而非“政治强国”，经济崛起更是刚刚起步，而日本虽已是名列世界第一梯队的“经济强国”，但其时成为政治大国的渴望既不十分急迫，又没有同历史问题进而同亚洲大国关系等因素纠缠。这种政经不同步性压抑了两国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
    1985—2001：民族主义冲撞政治关系番篱
    从1985年到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的16年里，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快速发展，政治关系却因为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东海资源问题等因素而屡屡出现不和谐音，甚至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由于两国历届政府一直比较理性地对待问题和麻烦，两国政治关系并未因之伤筋动骨，而最终能够屡经局部受损、短期冷淡而自我修复，官方关系总体趋于稳定。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政治地位也随之明显提升，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两国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呈现明显上升之势。
    但是，值得注意的事，这一时期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中国官方显然比民间更明显、主动，但官方的意见显然对民意有很强引导作用；而日本民意也由于其右翼势力的不断宣传灌输，“中国威胁论”谬种流传，反华、厌华情绪也随着两国官方关系的硬化、僵持而快速滋长。
    小泉时代：民族主义与官方关系恶性循环
    从2001年以来的小泉时代，由于小泉僵硬顽固的亚洲外交作风，中日官方政治关系步步趋冷并陷入建交以来最低谷，两国经贸关系虽未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民间交往却明显受阻；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较之以前更快速地抬升。可以看出，官方政治关系的恶化与民族主义、民意敌对之间陷入互相促升的恶性循环。
    这一时期，为数众多的民意调查，无论是由中方、日方还是中日联合抑或第三方开展的，都充分显示出由于官方政治关系长期冷淡僵持对两国民间敌意的恶化和促升。
    以日本内阁府的年度民意调查为例，2003年被调查者中“对中国‘没好感或不太有好感’”占到48%，这一数字较之2001年已经有了显著增加，而2004年这一数字更增加到58.2%，净增10.2个百分点，2005年又上升到63.4%。
    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几乎同期发表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很不亲近”和“不亲近”的人占53.6%，比2002年上升10.3%。
    2006年6月，由美国有关组织开展的民调结果也表明，70%的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持否定态度，71%的日本人对中国持否定态度。
    官方关系改善拉动民意
    安倍上台以后，一改其前任一味强硬的顽固作风，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刻意走模糊路线，在其他历史问题、日本是否“拥核”问题、东海资源问题等方面作出友好合作姿态，无疑对日本国内民意起到一定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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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关键的是，他首访中国取得圆满成功，打破了中日官方政治关系持续低迷的僵局，这种破冰效应迅速带来双方其他各领域交往的扩大，也激活了民间良性互动。10月19日至21日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5次会议在中国青岛举行，会议一扫以往的沉闷和压抑，气氛热烈、讨论活跃；11月17日，“2006年中国文化节”在东京开幕，中日高官、前政要以及2000多名日本各界友人及华侨华人代表参加了开幕式；11月22日，由中日友协副会长率领的130多名日本高中生访问北京，受到中国官方和教育界的热烈欢迎；11月30日，“中日民间促进相互理解”研讨会在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
    政治关系的改善，不仅带动双方各领域交往互动的全面升温，对民意正面拉动也开始外显：日本内阁府在安倍访华期间开展的年度“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间无论是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还是对中国人的亲近感等指标，都开始止跌回升，尽管回升幅度很小，但和小泉时期这些指标每况愈下的情况仍然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最关键的是，只要中日政治关系沿着积极健康的轨道继续发展，这种拉动作用也必将得以持续发挥。
    政治家负有引导民意健康发展的责任
    《日本经济新闻》今年11月28日发表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就“今后在外交关系方面，您认为最应该加强关系的国家”这一问题，回答“中国”的占35%，居首位。而对于同一问题，自民党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占43%，居首位，其次是中国（30%）；民主党支持者认为“中国”的占52%，其次是美国（23%）。可见，不同政党及其纲领政策，尤其是政党领导人的言行，对民众政治观点、政治倾向等有着重大而明显的影响。自民党由于总体上日趋右翼化，加之小泉等在任内片面追求“剧场化”效应，不仅没有对日本民意加以积极的正面引导，反而在盲从迁就之余，大肆煽动蛊惑其在历史问题等方面的厌华、反华情绪，才造成其支持者对中国缺乏全面深入地了解，正面认同度明显低于反对党支持者。
    而中国方面尽管也面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压力，但即使在中日政治关系最低谷时期，仍然积极主动地对民意加以正面引导，从舆论导向上防止极端主义倾向，于是民意虽然对日本负面印象不少，但这种势头并未持续滋长，相反，民间对中日友好以及尽快改善双边关系的期待有增无减。这从一些民意调查结果就可以看出来。2005年5月至8月，由中日联合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对于今后的中日关系，41.4%的中国被调查者认为“会好转”，大大超过日方的18.2%。2006年9月中旬，由中国互动调查平台组织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有74.1%的中国民众希望中日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政治家的言行必须遵从民意，而民意又受政治家言行的巨大影响。因此，负责任的政治家必须辩证地对待民意：民意不可违，亦不可盲从迁就甚或恶意利用；民意不可欺，亦不可煽动蛊惑，作为民意依傍的政治家仍有责任对其加以正面引导、培育扶持。
    在中日关系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时期，两国政治家都必须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和考量民意，并摒弃短期选票利益或者追求个人“剧场效应”的动机和思维，积极从正面引导本国民意，全力消弭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带来的负面作用，以政治关系的稳步发展来保证民间友好交流的扩大和深入，又以民间互信和友好促进双边官方关系的稳步发展，从而确保官民互动和双边友好合作长期良性互动、互相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