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影响美国政治生态

chrisxsy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2002年的普利策奖得主，Thomas Friedman这几天在上海，被一座座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超级建筑搞得眼花缭乱，而且，新加坡的李光耀告诉他，“亚洲是当今世界最乐观的地方”，尤其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充满希望的醒来，意识到自己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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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印证了他长期以来的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将影响未来，尤其是2008年的美国政治。
　　911事件以来，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忙着全世界寻找恐怖分子，甚至不惜把阿富汗、伊拉克等所谓藏污纳垢之地翻个底朝天，不惜摧毁这些国家原有的政治结构，反恐任务的空前突出，加上民主党势力在国会山的萎缩，导致中美关系淡出了美国媒体的视野，而布什也采取了更加友好的政策。
　　然而，Friedman认为：有两件事将改变这种情况。
　　一，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山。女议长Nancy Pelosi长期以来对在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对中国持强硬立场。新当选的参议员Sherrod Brown恰恰来自丢掉许多制造业岗位，有着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俄亥俄州。
　　二，中产阶级开始焦虑，因为出现了工资中位数停滞现象。他讲述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说比尔盖茨走进了一个酒吧，看到所有人都成了百万富翁，但是中位数没有变化。这种工资增长滞后于美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很多美国人归之为全球化导致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因此，中国将滑回美国政治的中心漩涡。
　　 中国（像一面镜子那样）把美国工人所面临的二十一世纪的威胁表现得一清二楚。
　　按照赵晓的说法，中美工资平均相差100倍，在中美劳动力素质差距逐步缩小的情况下，有哪个一个美国的产业投资者可以长期耐得住这种诱惑？
　　别的不说，来中国办厂，撇掉各种复杂的费用，光工资一块，比起聘用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就可以省下大笔的美金。
　　更何况，中国的工人向来任劳任怨，乐意奉献；更何况，中国的工会组织疲软已久，早已沦为一种发放员工福利的机构，甚至沦为企业主的附庸。当然，中国工人更无法享受美国工人所享受到的种种花样翻新的权利。
　　这种情况下，如果全球人力资源市场彻底实现自由全流通，美国工人怎么能够和中国工人竞争？
　　不说其他，最基本的价格竞争就败得一塌糊涂。美国产业工人年薪22000美刀以上，中国产业工人年薪最乐观估计也不到20000人民币，更何况那些麻木的、任人宰割、有钱赚就好的、不相信也不敢主张个人权利的农民工？
　　于是，Friedman告诉我们：
　　中国在美国政要那里将有两种待遇：要么是替罪羔羊(Scapegoat)，要么是人造卫星（Sputnik）。
　　如果是前者，中国将成为美国政要推卸责任的借口。在指责中国中，缓解国内的压力。
　　如果是后者，中国将成为二战以后在空间领域超过美国的苏联，成为团结美国人的力量，美国人在来自中国强有力的竞争之下，调整福利等政策，终身学习，提高美国人的竞争力。如果美国人彻底得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将建起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长城。
　　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做？
　　第一：改变清华北大所谓“留美预科班就是人才流失”的狭隘观点。留学生越多越好。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人权，都不回来更好，一方面可以缓解国内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一方面可以使一个中国留学生生活更幸福；一方面使得国内更加重视人才；一方面培养能帮上祖国更大忙的新的李政道们；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形成一批亲华的华裔政治势力。这一点要学习以色列人，他们不以在美工作为美作出重大贡献的犹太人为耻，反而以之为荣，因此捞到很多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利益。
　　其次，当然是扩大贸易伙伴队伍，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赚别人钱太狠也是不行的啦。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俄罗斯年，中欧对话等等都可以起到这作用。
　　第三，面对指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的人权状况保障水平的确需要跟国际接轨，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理由。
　　最好，更加开放的心胸来容纳私人资本和FDI。一些目光狭隘的人群老是认为中国被外商吃了豆腐。其实，美国人对饭碗的忧虑就反映了中国其实在开放世界中占了便宜。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其实是处于发展经济学最坏的一种状态，那就是贫困的恶性循环：
　　收入低下（80年代，月入20—60元乃是很多稳定收入人的常态）——〉缺乏民间储蓄（1980年，居民储蓄399亿元，人均不足40元）——〉缺乏民间投资——〉经济增长缓慢——〉收入渠道单一而低下——〉新的循环。
　　当时唯一的投资渠道是国家。可国家投资所用的资金，绝大部分剥削农民，一部分剥削矿产资源和能源大省，就是在这种牺牲一部分群体利益情况下集中的国有资金，由于长期的**式只讲阶级斗争，不讲发展科技，更把获得利润当着社会主义的奇耻大辱的国企氛围，导致这本份国有投资效率低下的惨不忍睹。大部分国企沦落为吞吃财政的不生蛋的母鸡，而农民和资源大省却长期限于极端贫困。
　　国家经济效率低下；私人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这时候如果执行封闭式国策，单纯依靠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激活人的积极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持续时间不会超过1988。
　　这种情况下，FDI便起到了打破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的作用，沿海地区外资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培养了一批具有经营才能的经理人，同时，大大提高了民间储蓄，民族企业勃然而兴。
　　让人遗憾的是，经济的发展让一些头脑发热的经济学家重新犯了类似于王明的激进式错误，以为可以使中国经济产业链在世界范围内飞快的提升，短期内就像跨入依靠知识产权和世界性品牌的阶段，这种新的“大跃进”如果占据支流，说服了企业家，将会毁了中国经济。
　　幸亏，现在的学界声望不彰。企业家的声音远远盖过学者的声音。而许多学者匍匐在商人和政客的脚下。
　　美国总统柯立芝有一句话：美国的事业是企业。
　　信奉这一国策的美国，一百多年来培育大部分世界500强私企的同时，也成为百年内无法撼动的强权。中国若想在经济发展的长跑中，获得永续的动力，必须要牢记这一信条：那就是：
　　私企强，则国强。私企弱，则国弱。而外企的广泛存在，则一方面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一方面提供了足够的浮游生物；一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压力和动力；一方面提供了更好的MBA训练课堂。
　　哪怕你像一些因为封闭而癫狂的左派人士那样把外企当着病毒，须知，对操作系统来说，病毒也是促进系统进化的必要动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