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环境所面临的挑战：

小东东

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学者费正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的问题似乎是独特的。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还是从现代政治的视角看，费正清的这一推断都是十分深刻的。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由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该书的结论部分“用历史的观点看中国的现代化”中，作者写到，“在特别令人注意的那些现代化经验要素的相互关系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在研究中国时，我们对前现代遗产的决定性作用有着更为深刻的印象。一方面，由于它有记录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上的人类最杰出成就的文化传统，由于其政体和政权有着可向后追溯约20个世纪的，在许多年代里具有对待特定挑战而动员其技能和资源的几乎无可匹敌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其19世纪的领导人对其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极为缺乏兴趣，由于其政府在更多的现代社会的挑战下软弱无能，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为建立具有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一体化的能力和稳固的民族政府而进行的革新运动的失败，因此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仍处于现代发展早期的国家。”这部著作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大学8位专家近10年的研究成果。在该书结论中的这段论述，既强调了由于历史的因素中国在实现现代化方面具有的巨大潜力，又简明地指出了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夭折的原因。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中国政治环境的一个大的背景。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包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条件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和近代一百多年屈辱的历史。
除了独特历史的因素以外，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发展变迁等，也是中国政治环境构成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社会的最突出的特点无非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政治上，是中国***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在经济上，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并在20多年的时间内，保持了经济以较快速度的发展。由于经济的日趋强盛（综合国力），在国际范围内，基本确立了大国地位；第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生态环境恶化。这些基本国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中国目前还面临着一些具体而又紧迫问题的严重挑战。对于这些问题处理得妥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是否能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大环境；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将长时期地在一个紧张和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在国内面临的严重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一、“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农村），这将是中国的现代化在很长时间内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农问题”应该是中国近代传统社会解体以来的最大遗留问题。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三农人口比重过大。按照官方的统计，在近13亿人口中，农村人口8亿左右，在总人口中超过60%；即便考虑到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的因素，农村人口仍占到人口总数50%以上。而如此庞大的一个人口群，却是中国社会中经济收入最少，政治地位相对低下，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一个阶层。不根本性地解决“三农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无从谈起，即使是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也很可能会落空；更何况它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有效需求的持续增强等重大问题。1949年中国***执政以后，为根本性地解决“三农问题”做出过一定的努力，例如土地改革以及毛**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们的主旨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和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后两个运动应该说是失败了。不但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反而使农民失去了在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土地利益，加大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再加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严格控制城镇人口的政策，使我国形成了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概念：是由劳动人事部原政策研究中心“农村城市化、工业化课题组”于1988年最先提出，并详细论述的。）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将全体公民人为地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从而形成了农民和城镇居民两种截然不同社会身份的制度体系，使农村和城市形成了两个各自封闭的循环体系。其主要特点是：1、造成城乡壁垒的户籍制度；2、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3、城乡两部分居民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它给农村居民带来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教育、就业、医保、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等方面。（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报道，2009年12月温Jiabao总理表示，最近中央决定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以确保所有的人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农民、农业、农村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和中央政府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广泛地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这项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农村经济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农村的改革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全面改革开放的先导，并为城市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副产品供应的迅速增加，以及城市改革也很快取得明显效果，到80年代中期，中国就基本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但是，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进入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和世界经济接轨的重要阶段，“三农问题”遇到了严重的发展瓶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先后困扰两届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和温Jiabao）的农民增收问题。在越来越强有力的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分散、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相对低下的农民，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连维持现有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准都相当艰难。同时，城市化的扩展造成的农田不断减少和农业科技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失去或离开土地，三农人口成为中国最大的“结构性失业”源。这些恐怕就是制约农民或农村人口作为一个整体收入难以提高的主要原因。从2003年开始，**中央和国务院为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一些新的努力。其中包括放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种种限制；注重维护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的种种权益；加大保护基本农田的政策法规力度等等。特别是在（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温Jiabao代表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从当年开始，每年减少农业税一个百分点，到2007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并在同一年就取消烟草以外的农业特产税。按照政府公布的数字，每年农业税的一个百分点约70亿人民币，到2007年也不过300亿左右；加上每年约48亿的农业特产税，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减负或增收额，不到40元人民币，（当然，对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受益会比较明显。）但意义却重大深远。用温Jiabao总理的表述是，一定要使农民减负增收问题走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在中国历史上，农村的税费改革进行过不止一次，每次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会增长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