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民富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dulidiyijun

　　10月30日—3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为主题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国、德国、英国、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400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成为中国“十二五”改革的焦点和热点。推进“民富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系经济发展的全局。而收入分配改革可否顺利推进，则取决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展。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指出，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突破口。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既是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又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公共服务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等多个领域的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检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他建议，“十二五”时期把我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60％左右，并且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上制定相应的约束性指标。
　　在谈到垄断行业改革时，迟福林建议，“十二五”要以资源红利社会共享为目标，实现国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尽快推进资源税改革，改革国有资源的税费体系，理顺资源性产品的分配格局。尽快建立常态化的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建议将征收“特别收益金”改为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垄断利润以税收名义收归公共所有；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尤其是涵盖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于吉指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在于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要提高垄断行业利润的上交比例，发挥国有资本收益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对垄断行业获取的政策性垄断超额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逐步消除公众对收入分配失衡、失范的感受。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要适时启动财税体制改革。迟福林提出，这些年财税体制以及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滞后，是收入分配关系难以理顺的根本原因。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范金指出，税收体制应从以间接税为主向以直接税为主转变，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积极研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和环境税，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在交易环节，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印花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将这部分税收用于促进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社会保障支出。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十七届五中全会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提出“两个同步”。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预计分别为10％和8．9％，与GDP增长速度大概同步。但从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看，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中长期要保持“两个同步”，使偶然成为必然，需要加快相应的体制建设。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两个同步”的稳定机制。一方面，在初次分配方面，应当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收入的再分配领域，主要是从收支两方面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和降低他们的生活负担，最终形成和谐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建议尽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优化城乡消费环境，扩大对私人消费具有激发作用的政府公共消费。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提醒，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过程中，要注意防止“收入倍增”蜕变成“支出倍增”。他认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发点很好，但社会反应不佳。原因在于收入倍增还看不到明显的迹象，而支出倍增的迹象和趋势已经很明显。要防止“收入倍增”成为“支出倍增”，需要加强机制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为此，关键在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一是实现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博弈能力上的对等或博弈权利上的基本对等；二是实现对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性制约。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周长城建议，“十二五”应从赋权角度出发，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微观层次治理收入分配的过度失衡，即赋予工人团结权、谈判权、集体争议权这三种权力。
　　收入分配改革可否顺利推进取决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展。迟福林指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市场的因素，更有政府的因素，尤其是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相关。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下，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使公共财政体制难以建立；长期压低劳动力报酬，使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偏好“做大蛋糕”，使“分好蛋糕”的矛盾逐步突出。
　　与会专家认为，从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阻力来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如果不能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产生的资源配置不公问题，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这类问题上，就难以触及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所以，政府推动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当把自身改革放在首位。迟福林提出，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政府转型的深刻意义在于，使政府逐步从利益的制约和束缚中走出来，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定位。杨宜勇指出，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扩充权力和资源的动机，缩小政府规模。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我国政府往往具有扩充自己权力、控制更多社会资源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体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根源，也势必导致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将政府职能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保障民生，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对权力和资源的追逐。
　　
()
中国经济时报
1376粉丝
关注转发到微博
已转发1次

更多收起开心网人人网豆瓣转发至：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