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邓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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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战后美国要把蒋介石政府扶植为美国在远东看门人的政策。1951年美国同日本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同一年又通过组织《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置于美国保护国的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以及1954年有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功,美国在亚洲的实力外交政策惨遭失败,美国决定加速建立东南亚侵略集团,1954年3月策动组织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美国利用这个组织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幌子,以图巩固殖民统治和镇压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1955年为了遏制苏联和镇压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又联合英国组织了《巴格达条约》,这个组织还通过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把中东同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联结起来,形成美国在全球扩张的一条纽带。可是巴格达条约加8深了美、英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1958年伊拉克爆发革命,使美国丧失了一个重要中枢点。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东南亚条约组织不再起作用,东南亚国家都不得不考虑自身的政治和安全战略,1967年8月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表明它们正在奉行独立自主政策,走集体自力更生的道路。为了对抗美国的全球扩张,苏联也在实行集团政治。1955年5月苏联联合东欧七国建立了具有军事政治同盟性质的华沙条约组织并决议建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从此,欧洲正式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格局。由于苏联同时在华约内部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与民族利已主义,内部冲突也不断加剧,以至最终在80年代末被迫解体。1945年二战快结束时召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协调了对德、对日作战计划,并对如何处理战后德国等许多重大军事、政治问题达成了协议,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会议的某些协议却是背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搞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交易。二战结束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突破了雅尔塔会议所划下的势力范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展开了新的争夺。1959年9月,赫鲁晓夫飞往美国,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晤。赫鲁晓夫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新形势下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个全球战略目标。通过戴维营会议,美国实际上承认了苏联与美国的同等地位,承认苏联也是超级大国。可是,不久就发生美国U2间*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的严重事件。预定要在1960年5月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也宣告流产。从此,美苏冷战对峙、大搞军备竞赛,并在中间地带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不断加剧。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为了大肆对外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有限主权论”。主张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主义“共同利益”高于一切。由于“大家庭”的利益至高无上,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便都是有限的,都要依据并服从于“大家庭”的最高利益。而在“大家庭”内,苏联处于中心力量地位,负有特殊责任。并且,苏联是一个世界大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负有特殊责任,要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对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苏联都有权作出某种决定或采取某种行动。显然,这是苏联用来控制和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侵犯别国的独立和主权、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霸权主义理论。苏联推行这种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政策,首先突出的表现为60年代末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强行改变主张全面改革的捷克领导机构。苏联此举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70年代,苏联又企图使阿富汗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1979年10月由于阿富汗各地*政府武装严重威胁着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苏联决定直接出兵,结果使自己陷入泥潭之中。与上述这些理论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式相反,中国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体现着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互利及和平的思想,反对侵略、扩张、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尤其是它突出反映了新兴独立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呼声,因此自从提出后,一直生机勃勃,历经考验而富有强大生命力,并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内容更加丰富。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根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求同存异”的方针,经过与会各国代表的共同努力,一致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建议以和平相处等十项原则作为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础。1956年波匈事件后,我国政府声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更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样它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且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而且逐步9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它为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国际关系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到1979年底已有120个,现在已达165个。二、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原则世界形势日新月异,20世纪80年代,世界进入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关系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如何更好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间发生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丰富和发展了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他把它同和平与发展这当代两大问题联系起来,同我国在新时期的对外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并且使它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具有时代特色。198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后来,他根据东欧和苏联巨变后的新形势,明确提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他认为:我们要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他们的内政,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我们不强加于人。无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我们都要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来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新型的友好合作关系。1990年3月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同年12月,针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他又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邓小平同志还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并在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和我党处理党际关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的特点,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国***与外国政党关系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后来集中全党智慧,党中央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这就是“: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确立,对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国家关系的建立、恢复、改善和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同邻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互信的关系。1982年他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说: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最多,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他认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后来他对泰国总理差猜说:我们两国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典范。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就是要加深合作和交往,特别是10在经济建设方面。在中国同邻国之间还存在的某些领土纠纷,如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邓小平同志从稳定周边的大局出发,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些思想,经过这些年的外交实践和形势的发展,我国政府大力推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取得显著的成效。第二,更加重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国际经济关系,积极支持南北对话,着重提倡南南合作,努力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发展。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关系全局真正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的问题时,往往同时强调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认为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都力求本国经济不断发展,克服贫穷、落后状态,争取实现现代化。发展首先要靠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努力,但是,在现行国际体制的条件下,他们要奋斗出来,困难重重,经常受制于发达国家。它们在资金、技术、工业生产资料等方面仍然严重依赖于西方世界,仍然在许多方面继续遭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歧视、压迫、奴役和掠夺,仍然不得不屈从由国际垄断资本支配的国际贸易、金融、货币等旧体制,以至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显得愈发突出。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朋友时说: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他进一步分析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他跟欧洲、美国的朋友也都说过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发达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继续贫困的基础上,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因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平等互利是和平共处的一项重要原则,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有着明显的更加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认为,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解决这个问题要靠南北对话,要求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他曾说: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积极支持南北对话。不过,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要富国多拿点钱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所以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他认为:这些年来第三世界有一些发展,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和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邓小平同志表示:中国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合作。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中国和印度两国尤其应这样做。这是新形势下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准则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缩小并最终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增进国际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是我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主11要目标之一。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不断发展的趋势,如何开展南北对话和增强南南合作以缩小贫富差距更是十分迫切。第三,面对冷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积极主张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平等协商稳定世界局势,以维护世界和平。苏联解体前后,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多不可测的因素,矛盾越来越突出,国际关系比过去更复杂,更乱,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升级。世界上有很多争端,邓小平同志说他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他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他认为: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例如领土争端,可以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他还提出: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198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着重强调: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国家有大小、贫富、强弱的不同,但在法理上应该是平等的,都有权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用任何借口,甚至发动战争来损害别国的主权,使世界不得安宁。邓小平曾对日本朋友突出地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还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对于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他同时也提醒: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这种国家主权和安全平等的观念,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平等协商的观念,是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也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基础。以胡Jintao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经过多年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在国际关系中应该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以对话增强信任,以合作促进安全和稳定,国家间的问题应该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不应动辄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通过对话与协作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种主张正在国际间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第四,大力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前后,国际上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个国家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那么究竟应当用什么新的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美国老布什总统利用在海湾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机会,提出要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1991年1月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具体设想,他认为:在这个新秩序中,要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发挥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美国政府和人民要为下一个世纪成为美国世纪做好准备。为此,要建立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国际安全机构,在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拥有维持世界新秩序的声望和手段;同时要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以此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政治和经12济基础。显然,这是要利用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美国在全球独霸的新秩序。后来继任的克林顿总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国际新秩序的思想。他认为,美国要在冷战后领导世界进入一个和平新时代。并且,克林顿还提出了新时期美国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和新干涉主义理论,具体打造美国独霸的新秩序。此外,在西方还流行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来共同垄断世界的思想,以及什么“主权观念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它们主张使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来对他们认为不满意的国家进行威胁、制裁和打击。1990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明确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认为: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在这以前,他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1988年12月他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强调指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后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明确表示:中国不可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邓小平同志同时又着重提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他对特鲁多说: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的内乱。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就曾表示: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对照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小布什总统执政后推行更具有进攻性和冒险性的对外战略,积极宣传单极稳定论,行动上大搞单边主义,大力追求对其它国家的支配地位,更加使劲去打造由美国领导、为美国利益服务、并由美国一统天下的国际“新秩序”。在“9·11”事件后,美国又进一步提出“邪恶轴心论”和美国要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理论以及“扩大民主阵营战略”。它以反恐为幌子,使之转化为推行美国独霸全球的巨大机遇,特别要趁此控制从中东到中亚这十分重要而美国还没有完全得手的欧亚大陆结合部。在军事打击阿富汗以后,紧接着又公然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以一些虚拟的罪名出兵侵略伊拉克,并且制定了“民主改造”整个中东的蓝图,结果激化了国际间的各种矛盾,使整个中东处于混乱状态,国际局势更加不稳定,美国本身也正在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事实再次证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可能暂时得手,但它违背时代潮流和世界人民要和平、谋发展、求合作的意愿,最终还是要失败的。各个国家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5年4月24日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50周年,亚非106个国家的领导人到雅加达出席亚非峰会。通过《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宣言重申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原则的万隆精神继续作为亚非国家发展良好关系和解决共同关心问题的基础。宣言提出九条原则和目标,首先强调要贯彻万隆十项原则,同时宣布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将为亚非两洲在政治团结、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三大领域的伙伴关系搭建框架。这反映和平共处五13项原则的基本精神在新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有着更为充实、更加完善的发展和更加广泛的适用,进一步证明广大亚非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力军。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邃的政治洞察力,往往高屋建瓴使用简练鲜明的语言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分析得既清楚又深刻,并且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和形形色色的议论抓住问题的本质,指出发展的方向。现在,人类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变幻不定,国际关系矛盾重重,众说纷纭,特别是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原则泛滥,我们十分需要着重深入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他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论述,以为指针,才能拨开种种学说的迷雾,认清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做好对外工作。笔者作为对国际问题研究深感兴趣的一员,不辞浅陋,从一个方面谈谈有关认识,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文中引文均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责任编辑:王　联)(上接第7页)当今世界的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均以东西方和南北方的互联互动为核心。可以说,国际政治就是东西方政治或南北方政治。东方和南方,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总是以争取权利和维护权利的行为参与国际政治的;西方和北方,多是压迫民族宗主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以争取权力的维护权力的行动参与国际政治的。这就是说,国际政治自始至终贯穿一条红线,即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除了斗争、对抗之外,和平与合作、互利与共赢日渐成为主流,权利政治上升为主要地位。东方和南方仍以权利为重点,西方和北方也开始关注权利,但不放弃权力的追求。西方和北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多从权力的角度认识世界,判断是非,也是顺理成章,无可指责的。这表明权利同权力一样从不同视角成为国际政治新主题,并揭示了权利作为国际政治的起点和归宿、中心点和切入点的功能。中国地处世界的东方,历史上曾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现在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以权利政治为新视角,不仅是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对权利的界定,即权利是合理合法的权力和利益,它以人为本,以法为准,以力为基,是法与力的体现,从不排斥权力,完全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在现实国际政治中,权力则包含两部分,合理合法的权力和非法无理的权力,如强权和霸权。权力政治的要害就是倚重强权,实力决定一切。法律准则只是工具,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抛在一边。应该承认,权利政治和与权力政治相联的地方在于既用法也用力。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依法重力,法先力后,力随法动,力法并用;后者则是依力借法,力先法后,法为力用,力重法轻。如果说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的核心,那么,权利政治则是理想同现实的结合,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新视角和新主题。(责任编辑:王　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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