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投行把脉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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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卓尔不群的增长，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面是经济结构矛盾突出、收入分配失衡并由此引发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当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面”特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的中国经济开始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眺望世界，努力前行。在这样一个新平台上，中国面临的短期和长期内外部经济风险何在？未来之路又该如何把握？
　　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美林、瑞银、巴克莱等五大国际投资银行中国业务主管及中国经济研究负责人，接受了《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阐释了自己及外资投行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观点。
　　话题一：结构调整成为必然的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如今，中国的改革进入又一个攻坚阶段。
　　方方（摩根大通）：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如经济结构的矛盾、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等。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否则会给中国长远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挑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应拿出相当大的魄力和决心，做一些大的改革决断。如果不这样做，不经过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没办法为后面的发展打基础。不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来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现在看似相对舒服，但会为后来的发展积累矛盾。我支持这样一种看法：今天的中国有良好的发展势头，有一个比较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应拿出勇气和决心，大力地推进深层次经济结构改革、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发展，为中国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刘二飞（美林）：30年来“改革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才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动力。要继续对外开放，才能吸引高质量的外资，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资金、技术、先进经验。继续推进改革，才是中国持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对于“国进民退”的提法，我不是太认同。不能对国有经济太苛刻。我们要给民营经济生存空间，也要给国有经济生存空间。不能说国有企业效率偏低，就不应该存在。要看到，过去几年来，国有企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经过一连串的改革和市场化的措施，国有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都比原来增强。而且，国有经济原来在国民经济中是“一支独大”，现在则是与民营经济平行发展。
　　汪涛（瑞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显著，使相当数量的人摆脱贫困，也保持了较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改革思路、增长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阶段一个突出现象是，政府在中国经济资源中的支配作用不断上升，持续巩固。一方面，这种模式使得在危机时期的应对很有效率，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带来某种“挤出效应”，影响到民间、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
　　乔红（高盛）：中国的“国富民穷”和“国进民退”的说法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凸显出来，外界对中国政府干预经济过度存在质疑，但我认为，应该看到过去两年的世界经济处于攻坚阶段的大环境，市场出现了明显失效的情况，经济中政府角色的强化是必然的。进入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决策层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提高劳动力收入。另一个问题是经济逐渐走出危机时期后，应该逐渐恢复更加市场化的经济调节手段。
　　常健（巴克莱）：不可否认，中国仍然面临着众多的挑战。中期来看，未来5到10年，从内部讲，中国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剩余劳动力减少的问题。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工荒”，工资成本将会上升。从外部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将下降，需求下降，中国出口自然就会放缓。另外，中国还面临结构性改革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据统计，大部分的储蓄属于政府和企业储蓄，政府和国有企业似乎在分配中占优，这其实是一种经济学现象。过去中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会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同时会压低劳动力成本，即工资，这就需要在二次分配中作协调。在未来转型中，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增强，这个问题就会自动化解。
　　话题二：内外风险应对
　　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对政策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评价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在现阶段应特别关注哪些短期和长期的内外部经济风险？
　　方方（摩根大通）：今天看来，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做法可圈可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一个隔热层，美国已经是温度很低了，中国仍然在解决发烧的问题。关键的一点是，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应该说世界所有国家中最高的。2008年10月份做了决定，11月份政策就出台了，资金就已经开始下来了，政策就已经到位了，这就确保了在2009年在全球经济极其动荡的状态下，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比较稳定地发展。但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现在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海外经济体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国内通胀苗头不断出现。展的同时强调关注通胀形势。对中国经济来说，通胀威胁大过通缩。
　　刘二飞（美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危机期间显示出了较强的宏观和区域性经济调控能力，尤其是中国政府在集中和分配全国性财力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和优势。这一现象也引起了西方反思：西方国家政府有时候决策效率偏低，而在危机面前，不决策就是最大的失误。
　　目前，外围形势严峻，使中国出口存在反复的可能性；二是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房地产泡沫风险的管理十分复杂和困难；三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潜在和难以准确预估的风险；四是中国经济增长要达到多元化的目标，如何兼顾速度和质量、效率与公平，时常令调控当局陷入两难局面；五是面对通胀预期、房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如何处理好凸显的社会矛盾，是政府面临的另一大任务和难题。
　　汪涛（瑞银）：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有目共睹，成绩得到普遍认可。进入后危机时代，决策层对形势的判断也比较准确，比如在2009年底就开始考虑信贷收缩的问题。但政府应该克服成功产生的麻痹心理，关注全球和本国经济产生的结构性变化，适时作出政策调整。不应过度关注经济的短期波动，不要试图通过宏观调控使每个季度的经济都很平滑，这样可能会阻碍经济发挥“自我调节”的功能。
　　中国决策层提出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等思路是明智之举，及早关注这些长期深层次问题，有利于中国经济免于陷入僵化，避免落入所谓的“拉美陷阱”——拉美不少国家在人均GDP进入5000~6000美元阶段后，出现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问题突出等现象。
　　乔红（高盛）：高盛分析团队的普遍观点是：中国政府应对危机、调控经济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比任何国家看到得都要早，执行得都要快，力度都要大，是全球的典范”。目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存在下行风险。高盛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压力始终很大，房地产明显供过于求、政策刺激转为政策拖累以及补充库存的因素逐渐衰减等因素。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经济处在长期的去杠杆化过程中，欧洲方面财政压力较明显，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提供缓冲，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内部，“十二五”期间如何解决人口红利因素下降、高储蓄、寻找新的增长亮点等，都是重大问题。
　　常健（巴克莱）：中国政府在此次全球危机中的应对措施，使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中国现在是，未来也将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在西方社会赢得了声誉。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外部风险。中国经济增长对外依赖性在过去几年有所下降，2009年为25%，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欧美经济复苏反复，外需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另外，房地产市场调整效果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显现，价格有可能下降，新开工和在建数量将下降，会影响投资。中长期来看，人口结构调整将从沿海到内陆不断蔓延，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发展。
　　话题三：“中国责任论”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国际上“中国责任论”呼声也日显高涨。实际上，中国依然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
　　方方（摩根大通）：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要养活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能够把这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事情办好了，确实是对人类地球村的最大贡献。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关注自己的发展；当然，中国应该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兼顾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事情，应该把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适当地运用起来，使得我们无论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还是国际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力都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来。
　　刘二飞（美林）：解决好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仍然是中国的优先选择，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现在，不少国家认为中国已不是发展中国家，理由就是GDP总量排在世界第二。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发展水平和所处的位置，韬光养晦，沉着冷静，踏踏实实发展经济。
　　汪涛（瑞银）：从人口和经济占比而言，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事实。正因如此，中国应优先考虑本国发展问题；其次，随着近年地位上升，经济总量提高，中国对其他国家会产生影响，这也是客观事实，例如中国内需变化对一些产品国际价格的影响。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要承担责任也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应该看到，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中国也应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乔红（高盛）：根据高盛收集整理的数据，过去5年中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速都超过10%。在本轮危机中和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进口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这些趋势说明，中国过去是全球的制造业大国，输出产品为主，现在则逐渐加大“吸”力，对外部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对总体需求不振的世界经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现阶段中国仍然处在“战略发展期”，依然需要韬光养晦。
　　常健（巴克莱）：中国正在学习如何与伙伴共处，强调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要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有选择性，应该与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相匹配。
　　
(责任编辑：王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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